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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李昌平

2008-10-06 　新浪网 新民网　

原文：http://news.sina.com.cn/pl/2008-10-06/154116403277.shtml

　　锦涛同志今天去了安徽小岗村，肯定了小岗村当年“求温饱”——“分田单干”的历史贡献，对小岗村前年以来“奔小康”——“重走合作路”一字未提。全国人民都知道小岗村“重走合作路”了，锦涛同志不知道？安徽的同志和锦涛同志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

　　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再次讨论农村改革，从锦涛同志的在小岗村的讲话中可知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了——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党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

　　菲律宾衰落与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南北韩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国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菲律宾与日韩台：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结局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

　　但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应该说上述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多大的一个弯路啊！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及我国台湾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日韩和我国台湾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地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过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不是被迫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减少，但没有出现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但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局稳定。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我国台湾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化”。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我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和我国台湾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如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

中国农业和农村究竟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国主流话语是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员创造的，和30-40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这样的话语50-60年代在我国台湾也出现过，但台湾及时发现了问题，及时阻止和纠正了错误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

　　笔者认为中国错误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第一个后果是：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可能，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中国高速发展30年了，农民人数并没有减少，小农也没有现代化，农村也没有现代化。这样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个后果：中国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左右，只有这5%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全面小康是不可能的。

　　后果之三：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国的日韩等“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和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而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纠正一系列错误的农业政策：

　　立即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带小农”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服务小农的错误政策，归还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并优先扶持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日韩等农业资本集团在中国建“农业园区”、利用中国廉价土地和劳力生产同质农产品抢占中国传统市场的做法，大力扶持中国农民组织和企业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日韩和欧洲市场份额；

　　立即纠正鼓励跨国集团并购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外国农产品抢占中国市场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主力军。扶持中国企业并购外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外国市场，并确保不丧失参与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

　　立即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保障农民土地所有者地位——让农民拥有分享土地“农转非”资本化收益的权利。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通讯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篮筹名座E-2-802室（100020）

http://www.cnstock.com/jryw/2008-09/08/content_3649461.htm

中国目前已经迈入统一地权的历史性门槛。

　　9月中旬，记者从可靠渠道获悉，《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已经正式列入将于10月份举行的中央重要会议的立法规划，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将会出现转折性变革。据悉，在此次会议上确定的关于修改土地制度的核心就在改革征地制度上。

　　“从决策层面上来讲，大家已经对这次土地改革充满信心，而此次改革也将对中国的房地产、城镇化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统一地权”起步

　　“土地改革之路依然很漫长，但是它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上述知情人士说。

　　据他透露，在今年10月的这次重要会议上，立法热点将是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流转为重点的《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而此次修改将主要依据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28号文件，在这个《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强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

　　“可以看出，早在4年前，国务院就已经为土地相关法律的修改和制定做了铺垫，而此次土地法律的修改也将在28号文件之下进行，这是个底线。”上述人士对记者说。

　　据他透露，此次土地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在保持关于现行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建立起城市与农村不同的土地拥有统一使用权的体系，要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确保为法定不动产，其转让过程也要按照不动产进行转让，而由此也将形成全国统一的土地使用权法律体系，将体现平等性、有偿性、期限性。

　　在实行的具体方式上，此次改革可能将遵循“总体保障、分期实现”的原则，就是将通过法律的修改来实现农民住房和农村建设用地的商品化，将用分重点、分区域、分期的方式来进行三步走，而在此基础上，耕地政策仍然保持现有法律不变。

　　难在利益平衡

　　据记者了解，“统一地权论”最早的提出者是知名经济学者武建东，他21年前在国务院的房改办工作，按照他的说法，那时的主要工作是解决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盖房子缺钱的问题。

　　“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将城镇和村级住宅一体化流通，也没有考虑到土地市场的重要，现在看来，一体化土地改革是一个绕不开的节点。”武建东对记者说。

　　一个原因是，我国目前已经进入高速的现代化阶段，而此时所需要的建设用地量比以往翻倍增长。来自国土资源部的信息表明，我国现在能利用的建设性土地大约在500万平方公里，而其中农村、园地、林地等面积占到近70%，广阔的农村集体用地将是新增的国有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但如何转化一直是一个难题。

　　“在过去，有的地方政府以廉价的征地方式解决建设开发使用，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如何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来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此次改革中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央党校研究室专家曹新对记者表示。

　　在武建东看来，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的直接流转和买卖来解决。据他分析，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两个使用主体，一是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这种建设用地的使用已经远远超出我国目前的土地管理系统的监管，正成为我国农村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种转化过程被称之为土地流转；另一个是城市化建设对郊区土地的征用，而这也是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城市采取的一种模式，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这被称之为买卖。

　　据国土部门的统计显示，目前农民的住房面积在200多亿平方米(约合0.3亿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面积是4亿亩，按照武建东的说法就是将这两块内容直接转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200多亿平方米的住宅如果按照村镇的平均800元的成本造价计算，价值是20万亿元人民币，而4亿亩的农村建设用地的价值也在10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如果实现了这一计划，那么农民的财产将体现真正价值，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将重新构架。”武建东说。

　　曹新在日前对全国百强县昆山的调研中发现，在这个外资和民营经济都异常发达的地方，有不少农民以村级为单位与企业签订了土地使用协议，一些农民选择了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企业，分享企业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在年终的时候可以享受企业的分红；另一些农民则选择了一次性补偿。

　　在曹新看来，推行地权统一的最大阻力还来自于地方政府。他分析，在过去，一些县级市没有独自收税的权力，在上缴国家利税后才能留取一部分资金做财政用，但这些钱远不够维持开销，因此对农民进行征地，再卖给企业一直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地权统一了，农民的土地直接进入市场了，那也就等于绕过了地方政府，这必将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

　　重庆试点之鉴

　　在此前，重庆的农地流转试点已经展开一年多。早在去年年初，试点就在重庆九龙区展开，而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据记者了解，目前重庆在探索土地流转方面有三种方式，分别是在不改变其农业用地的性质下，对经营方式进行调整；集中配置宅基地等非农业用地资源，来释放更多的非农用地；如果可由农业用地改为城市用地，为征地动迁的农民将获得现金＋股份补偿。

　　重庆九龙坡区农业系统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在该区进行农地流转试点中，采取的主要是“住房换宅基地、社保换承包地”模式，而经过这一模式，就可将农地转换成城市建设用地，而当地政府则向农民提供新建设的集中居住区以及一次性的资金补贴。而农民退出的承包地将由各村的土地流转服务站统一管理和经营，在此方面所产生的收益80%归退出农民所有，20%将用于退出者的社保投入。

　　此外，九龙坡区政府还在去年出台了《九龙坡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试行办法》，建立了土地流转风险保障、土地承包仲裁等相关制度，各镇设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各村设立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站，承担土地流转供求登记，代表村民协商价格、签订合同等职能。

　　记者从重庆九龙坡区农林水利局了解到，目前在九龙坡区成立镇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10个，镇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10个，村设立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站92个。通过这些机构的运作，目前该区流转土地面积4.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0.3%，而目前这一串儿数字还在不断变大。

　　“这些机构将会为农民出让土地的一系列过程服务，包括从转让意向到最后的法律纠纷都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解决。”水利局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但农地流转试点也非一帆风顺。

　　一位参与此次课题调研的专家告诉记者，在重庆等地进行的土地流转过程中，关于土地租金和房屋赔偿金的定价上，农民并没有话语权，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过程，“很多流转依然不属于市场行为，和官方征用土地区别并不是很大。”

　　据该专家说，在重庆九龙坡进行的农地流转中，农民的土地租金是按照农民的种粮收入的标准来计算的，一般每亩在1000元到1500元之间，而房屋的拆迁补偿标准大都在200元每平方米左右，“这个定价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土地的价值每年都在增高，而农民却不能参与土地升值的收益分配。”

　　一个现实是，有些农民在参与流转加入社保之后，每个月大概只能拿到300多元，生活水平还比原先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这说明，重庆模式并不能完全作为地权统一过程中的标本，它还有很多有待于完善的地方。”上述参与调研的专家说。(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