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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02

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看见美丽的花朵

Written by: BMY | Filed under:-chinese-posts, education | Tags:
1 Comment » newest 2009-06-10 16:18:30

刚上一年级的女儿在给我读她的作业:在上学的的路上,我看见美丽的花朵。有的挂在花枝上,有的被大雨打在了草地上。

想起了自己二十年前六月四日的早上,在回学校的路上,同样看到了凋零的生命。不过不是花朵。

不,是花朵。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枝美丽的花朵。

1989年五月底,经过了无数大小示威和9天的绝食,我和大多数北京的学生一样,已撤离了广场。6月1日夜晚几位同学坐在校园外的长椅上聊天,忽然听到有人高呼:“鬼子进村了,鬼子进村了“ 只见有三四个学生模样的骑着自行车有人大,从海淀方向飞快的经过我们面前,一路高呼着南去。

军队要进城了。前晚上,骑车去天安门,看到有黑压压的摩托车绕着广场高呼:保卫大学生!

第二天晚上听说人群在白天堵住了几辆载着便装士兵的公共汽车,发生了肢体冲突。

六月三日中午,去人大正门口,有传言2x军和3x军已经在城外开战了,内战已经爆发了。傍晚,电视广播劝告广大市民为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呆在家里。

军队要强行驱赶学生出广场了。

走出校门,农科院门外人们表情严肃议论纷纷。我与另外两位同学有散步去人大。已有学生组织的高音喇叭在发布最新局势,说军队开枪了。有位女生的哭腔说男友被子弹击中,送进了医院。

橡皮子弹也很危险,我在想。到底在发生着什么?作为一个积极投身于早期游行罢课绝食的我来讲,仍然心系这场运动,一定要去看看放生了什么。

我回到宿舍楼下,取了我的自行车,沿着中关村南路,往南骑去。路过魏公村,一个步行的学生搭上了后坐。我们能渐渐听到远处啪啪啪的枪声了,依稀闻到橡胶燃烧的味道。我判断一定是橡皮子弹的味道。

离木樨地越来越近,枪声也越来越近,橡胶燃烧的味道也越来越重。

快到木樨地了,能看到木樨地的火光。枪声和人群的呼喊就在前面,交通已经被堵住了。救护车以一辆又一辆地呼啸而出。后座上的那位同学向我挥手道别,消失在了人群中。路中间,一位维吾尔模样的学生挥舞着手臂,喊叫着在指挥交通。

我下了自行车,不再敢继续前行。周围的人们有两次赴下身子,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可能有枪声从我们头顶上方飞过。橡皮子弹,也还是要小心一些,我在想。于是便躲在一棵树后。

枪声逐渐地向东远去。不知过了多久,枪声很远了。我推着车走到木樨地十字路口,看到有两辆熊熊燃烧的小轿车,两辆横在路上的公共汽车。原来橡胶燃烧的味道其实是汽车燃烧的味道。地铁站的玻璃和水泥墙上有几个弹孔,正对着地铁站人行横道的铁栅栏上也可看到个弹孔。直到这时,才知道那些枪声不是橡皮子弹发出的。再往前走十几米,有一辆板车,车上和四周全是碎酸奶玻璃瓶。显然,酸奶瓶被当作了武器。

我不再敢沿着长安街走了,骑车穿过一条巷子拐到了复兴门大街,向东往广场方向骑去。

骑了不远,便看到长长的一列军车停在路上,车上满载着士兵。一些市民站在车下对着士兵们说话,说一些学生不是在搞动乱,要打倒腐败之类的话。士兵们抱着枪,低着头不应答。及个别的摇摇头。我想一定有不许说话的命令。有几个军官站在路边有何市民在交谈。

我逗留了一会儿,便接着前行。看见第一辆军车的不远的路上横着一辆公共汽车和其他一些路障,已有市民开始挪开小的路障了。

天蒙蒙亮时,我骑到了广场的西南角,看到了前门。纪念堂和前门间的地上已经坐满了士兵。前门东南方向不远处,有一群男性市民,在情绪激昂地对着士兵们高呼

“一二,法西斯!一二,法西斯!”

我同时看到,最后一批学生排着队,举着旗,往广场的东南角走出.在他们身后,有装甲车方阵缓缓的从北向南填补着学生们撤出后留下的空地。

天已经大亮了,我已经能够看清我眼前每张士兵的面孔。他们和我年龄相仿,头戴钢盔,紧握钢枪席地面南而坐。很多士兵有着农村少年纯朴眼神和透红的面庞。

我和另外几位市民在小声对眼前的士兵们说:学生们不是在搞动乱之类的话。一位士兵用不服气的口气说:看你们把首都搞成什么样了。其他士兵都不说话。突然一位中年军官站起来向我身边的一位女士呵斥:不许照相,把相机拿过来没收。说着跨过两步夺过相机。那位女士请求说:你可以把胶卷拿走把相机还给我 。那军官仍然呵斥:“全部没收了。”

突然,一串枪声从我身后响起,坐在我眼前的一些士兵纷纷起身向我身后张望。我赶紧回头,十几米外,另外一队席地面西而坐的军人中一位军官和他身边的一位士兵站着。军官在向二三十米外广场边的一群人呵斥,那身边站着的士兵枪口斜向上发出几串声响。人群有男女老少。

我还没回过神来,一辆救护车已不知从何处赶到,有人被抬进救护车,救护车又呼啸而去。一位老者站在那里,手指军官的方向义愤填膺地说着什么。

看着周围不安全,不能再呆在广场了。我决定回学校了。出广场,沿复兴门大街往西,骑到第一个街口时,我想沿着长安街回去。便向北拐,巷子头长安街口,一辆坦克车炮口朝着巷子,把住街口。两三个头戴钢盔的军人站在坦克边。我有些紧张地和几个上班的市民经过坦克车,进入了长安街。

长安街上已有些骑车上班的市民了。行了一段路,一辆装甲车飞速由西行驶过来。行人纷纷躲避。我很愤怒于这辆危险行车的装甲车。

我昏昏沉沉的骑着车,街边一位学生模样的人在大声呼喊着。我停下来。他身边的地上,有两辆扭曲变形的自行车,自行车边有两具头部和上身被医务遮住的尸体。在尸体和自行车之间的地面,有一滩红色和一滩白色。我从来没有见过尸体,我的头更晕,感到呼吸困难。那站着呼喊的同学带着黑塑料框眼镜,有泪水滑落他的脸颊。我站在他对面两米外,他喊的声音很大,但我听不清,隐隐约约地听到他再在喊:有人能帮我么?能帮我挪一下他们么?我很茫然,我没有勇气去帮他挪动尸体。我默然怯怯地走开了,没有回头。我知道自己是个懦夫。

我默然恍然地骑着车,旁边一位骑车的市民问我:同学,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没有回答他,我哭了。

快到木樨地了,看到一具尸体静静的躺在路中央,面部被盖着。

又走了不远,北面人行道和一栋大楼下的台阶上,几个市民在呼啸着追赶一位穿军装的人。

我没有停留。

紫竹园附近的路上,孤零零的一辆坦克,顶盖开着。这条路上看不见军队。

终于回到了宿舍,快上午十一点了。宿舍同学问我去哪了,我说出去了一圈,倒头睡了。

六月五日中午,又去了木樨地,弹孔依然可见。复兴医院外有人群,看到医院外墙上贴车布告要家属认领尸体。我顺着人流往里走,从一扇窗外,看到了地板上十几局面部遮住的尸体。

我们学校正门口的电杆上,有布告说本校有两名学生死了,有他们的名字,班级。有人为他们设了灵堂。我去那位88级的灵堂,对着他的遗像,鞠三躬。

传言军队要进驻校园了。有学生要誓死保卫学校,有学生要清校以抗议。路过北大,看见有两位骑车,黑衣,腰间插斧的青年行在黄庄大街上。

同学们纷纷打道回家了。班主任和系里老师走进每个宿舍请求大家回家。

六月九号,我和另外两位同学是班里最后一批离校的。从宿舍到校门口15分钟的路上,往日生龙活虎的校园,只有我们三人。

当公共汽车路过首都体育馆时,我们看到体育馆院内的空地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的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车上的人们大都扭头看着军人的方向,但没有人说话。

六月十一号早晨,数月来杳无音信的我终于踏进了家门。父亲第一句话缓缓的说:饿了吧,赶紧吃早饭。母亲眼里闪着泪花,背过脸去。

那天早上,还有很多父母在等他们的孩子回来。一些,再也没有等到。

May 03

Lin Zhao 林昭

Written by: 007 | Filed under:-chinese-posts, General | Tags:,
3 Comments » newest 2009-05-13 00:15:25

【七律】讀林昭獄中作有感

一卷吟來紙欲狂,香魂夜夜哭炎黃。
還悲歲月侵枯骨,未識黎民悼國殤。
塵沒中原徒北望,心悲天地自東亡。
寧埋衣血荒碑下,不拜愚夫魍魎王。

林昭(1932 -1968)籍蘇州。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才華出眾,曾任《北大詩刊》編輯,北大《红樓》詩刊编委,是北大校園内公認的才女。1960年被捕,判刑20年,在獄中受盡非人折磨。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處决,嘴裏塞棉花,嘴上貼封條,同日有人到林昭家索要子彈費。林昭的墓在蘇州,墓碑正面寫着:「林昭之墓」。墓碑背面寫着:「自由無價,生命有涯 寧為玉碎 以殉中華。林昭1964年2月」。

林昭的遺作有【無題】九章,用血題在衣上,後由有良心的獄卒帶出。 其中一首如下:

雙龍鏖戰血玄黄,怨恨黎元付大江。滔海鲁連今似昔,横刀阿瞒慨當慷。
只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汗慚神州赤子淚,枉言正道是滄桑。

Apr 06

关于西藏问题的紧急呼吁

Written by: guest | Filed under:-chinese-posts | No Comments » newest

西藏问题正面临重大转折。中国政府的西藏策略已转向战略主动;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西藏牌”对某些西方国家的价值今非昔比;达赖喇嘛年事已高,年轻一代流亡藏人已经走向前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对立势必加剧,部分藏人的诉求策略也必将发生重大变化。

作为独立学者,在下不愿看到3.14事件重演,不愿看到无辜生命遭受摧残,而希望看到藏区人民幸福安宁、民族之间团结互助。为此,笔者呼吁全世界一切关注西藏问题的各界中立人士密切合作,献计献策,以灵活务实的态度推动西藏问题的圆满解决。

在此,笔者倡议成立一个非政府、非政党、非营利的“民间西藏行动”(英文Grassroots Tibet Initiative,简称GTI),汇集民间智慧与力量,以实际行动推动西藏问题的逐步解决。达赖喇嘛本人强调与中国人民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说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在于中国人民。在下愿和各地同仁一道探索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

为切实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笔者呼吁关注西藏问题的各界中立人士,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深入藏区,接触藏区各界人士,倾听藏民之心声,记录藏区之现状,以“第三只眼”看西藏。只有全面深入了解西藏,才有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在此,笔者真诚希望能够得到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

毕研韬
Email: brighttom55@gmail.com

Mar 15

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

Written by: sophie | Filed under:-chinese-posts, -guest-posts | No Comments » newest

五十年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相当怀柔,但最终结果是发生“西藏叛乱”。其后二十年,从“平叛”到“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的管制是严厉的,但却是西藏“民族问题”最少的二十年,社会稳定,人心所向。到了邓小平时代,在西藏实行了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任何标准而言都有了巨大进步,但是“西藏问题”却浮出水面,愈演愈烈,直到需要实行军事戒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好心不得好报”的结果呢?作者从西藏文化的角度予以了解释

Jan 27

Here is an article published today by 聯合網 UDN on U.S had sue China on their lack of effort of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and patents and U.S has won the suit.

So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china? does that mean they are going to enforce the patent laws? Anti Piracy laws?

Here is the full article:

美控中保護智財不力 WTO判中國敗訴
【中央社╱日內瓦26日專電】

2009.01.27 10:37 am

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控告中國保護智慧財產權不力,爭端解決小組今天做出判決,採納美方大多數觀點,包括認為中國不保護未通過審查書報的版權違法。

美國代理貿易代表歐蓋爾(Peter Allgeier)發表聲明指出,小組的發現「是一項重要的勝利」。

這起訴訟,美國在2007年4月向中國要求諮商,未獲結果,同年9月爭端解決小組成立。美國的三項主要訴求,小組認為有兩項裡中國的法律或措施違反「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另一項美方舉證不足。雙方都還可以上訴。

中國著作權法第四條規定:「依法禁止出版、傳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護」。中國在小組調查審理過程中爭辯,未通過審查的出版品既已全面禁止,自然就不會在市面上流通盜版,可見「有了公共審查,便不需要私人訴訟」。

三名專家組成的在小組在報告中指出,政府審查跟著作權法二者保護的是不同的權利與利益,中國的說法缺乏根據。

另外,美國指控中國海關將查獲的仿冒商品僅僅去除商標後,就進行拍賣流回市場,這會混淆消費者認知,反而傷害被仿冒品牌的商譽,甚至讓仿冒行為有增無減。小組也判定中國敗訴。

小組建議,中國應使其著作權法和海關措施符合它在TRIPS下的義務。

第三,美國指出,TRIPS中規定,達到「商業規模」的盜版或商標仿冒,就應該以刑事犯罪處理,但中國刑事法把構成犯罪的數量門檻訂得太高,不符市場現實。

對此,小組認為,商業規模是個相對概念,要證明中國的成罪門檻高到無法打擊商業規模的盜版和仿冒,美國所提的證據尚不足。

【2009/01/27 中央社】@ http://udn.com/

P.S I am not good at translating so I am not going to try

Jan 14

http://www.strongwind.com.hk/product/978-988-17302-9-9.aspx
【內容簡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被翻譯成30多種文字,海外發行鋪天蓋地,被中國官方嚴厲禁止。該書造成巨大轟動,在各界讀者引起諸多爭議,本書匯集海外中國政治歷史專家的各種評論,擁有廣泛讀者市場。【本書特色】

☆ 本書由英國史學權威Gregor Benton(班國瑞)教授主編,所有評論均出自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方面的國際知名專家。
☆ 本書的評論,各自不同的角度,都在長期積累、嚴謹細緻的史料鑒別基礎上寫出,對尋求有關的歷史真實做出重要貢獻。
☆ 本書的各中國問題專家對《毛》書寫作方法和結論感到震驚,提出異議,進行辯論。
Gregor Benton(班國瑞)
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春
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比較政治學高級講師。

前言 / Gregor Benton

Jan 13

(To be translated) 萧瀚:关于“零八***宪***章”

Written by: admin | Filed under:-chinese-posts, -guest-posts | 3 Comments » newest 2009-01-14 13:36:13

This is a  post by Nick Wong in his blog, which is in turn a repost of a post by Xiao Han

http://nickwong2.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15.html

(转贴)萧瀚:关于“零八***宪***章”
注:转贴此文,并不代表本人完全同意(或想清楚)原作者的所有观点,初衷在于想表明,人们除了简单地对“零八***宪***章”予以支持或者反对,以及对当局无理逮捕、骚扰、恐吓公开声明签署人表示强烈抗议之外,应该鼓励有识之士对声明具体内容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讨论并完善,特别是对同一思想阵营内理性的不同意见更应该重视。此外亦有收藏备份之意(我估计萧瀚先生此篇博客多半会被新浪删除)。

还有一点感想就是,任何一个公开信或公开声明活动,其象征意义永远大于实际意义,当政者更是会想成“这帮别有用心的反动分子终于要行动了”,所以无论是宪章签署者或者萧瀚君的理性意见恐怕都得不到中共的善意回应,只会一律加以钳制,这正是目前中国政局的无望之处。如果说宪章起草人某些论点的眼光未必超得过袁世凯,我觉得当政者中的死硬派对于政改的看法未必超得过秦始皇。

(下文转自萧瀚博客)

忧思录之十一:关于“零八***宪***章”

萧瀚

1. 政府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先生,传唤了推动此事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张***祖***桦先生,我认为这样做是违法的,因为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这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起草人也好,其他签名者也罢,都没有用任何不正当手段去做推翻现政权的行为,只是呼吁现政权下定决心进行宪政改革,与颠覆国家政权完全不沾边。

2.为此,我呼吁中共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先生,归还从刘、张两位先生家里抄走的物品,并且借此机会广开言路,让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共商国事的讨论中来。

3.“零八***宪***章”是一份关于未来中国政治生活的宏观愿景,相对于以前的任何一份重要倡议书,它都显示出更为理性、平和、富有建设性,是事关未来中国大局的一份重要文件,在此谨向倡议者、执笔人以及每一位参与签名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4.“零八***宪***章”所表达的宪政民主法治理念,我完全赞同,但在现有形势下,其可操作性等于零。

5.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联署签名“零八***宪***章”是一个政治行动,既然是政治行动,就应该考虑它在社会各界最大程度的可被接受性。

6.可以想见,居于被统治状态的人们,包括我在内,都会赞成“零八宪章”的理念和所有保护人权的具体措施。

7.但是这份宪章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个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即如何让中国共产党接受其中的所有观点。

8.宪***章显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几乎完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它完全没有考虑执政者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份建议。

9.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这次宪政转型,只是在辛亥革命基础上实现共和国理想的最后努力,从中华民国到中共建政,这只是未完成或者说被强行改变了航道的辛亥革命的继续,而现在我们要将这被改变的航道改回到它该驶向的方向。

10. 辛亥革命的主要国父是两位,一位是孙中山,还有一位是袁世凯,以前人们总是将袁世凯打入冷宫,剥夺他作为中华民国国父之一的身份,这是一种道德中心主义观念下的偏见,而不是政治上的公允之论。如果没有孙袁双方互有妥协的谈判及其成功,请告诉我中华民国自何而来?就靠南方革命党的国库里那几块钱,能打赢政府军?即使筹集到银两巨万,革命党打赢了这场战争,那又得死多少人?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我们都要感谢孙袁两位为基本和平的宪政破航做出的贡献。袁世凯后来想当皇帝不得而死,那是以后的事,至少在1911年,他是新国家的创立者之一。

11.中国未来的政治道路,应该是在和平推动中完成宪政改革,共产党必定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最重要的力量。因此,不能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 ——无论名义上,还是具体措施的操作上,都不能,而目前的宪章,其措施如果全部实行,那么共产党必然就成为了中国全体国民的敌人(虽然宪章本无此意)。要求共产党经过改革把自己改造成沦为阶下囚的国家之敌,共产党能答应吗?

12.极权政治存在的一大基础就是它需要敌人,无时无刻地需要敌人,而目前这份宪章的具体建议等于是给他们树立了一个敌人,这对于他们而言,不是削弱了他们的极权力量,而是暂时地增强了他们的极权力量——虽然从长远看当然是削弱他们力量的。

13.中国未来的宪政改革必须是没有敌人的政治,是一种仁者无敌——仁愛者没有敌人——的政治,政治就是事关公共生活,于内政是增进全体国民共同利益,于外交则是争取国家利益的制度以及治理方法。

14.这份文件的最大缺陷,在于完全没有考虑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宪政成功转型的成本是什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当前共产党掌握所有国家主要资源的局势下,让他们主动放弃利益而走向公权力受宪政制度约束的政治,凭什么?

15. 凭三条,第一条,再这样治理下去,共产党统治会导致烽烟四起、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日常生活,共产党会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处在绝对对立的死胡同里;第二条,只有结束这样的治理方式才能挽救中国、挽救中国共产党;第三条,结束这一过程,需要给共产党及其重要成员一些基本承诺。

16. 清帝退位的原因是两个:第一个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对清王室的连哄带吓,第二个原因是民国政府给出的《优待清室条例》——和平新建政权是要代价的。

17.过了将近一百年,中国人的政治眼光应该高于清末,而不是连清末都不如,但这份零八***宪***章的政治水平却不及清末孙袁。

18.中国未来的政治,如果要走和平转型的道路,在理念上必须彻底抛弃敌我思路,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的同盟者——甚至改革主力对待。

19.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将近60年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灾难,而且迄今依然手握大权,如果宪政的和平改革不能给他们起码的制度性宽恕方案,要让共产党来革自己的命,无异于痴人说梦。

20. 要使得共产党成为和平宪政改革的同盟者甚至主要改革者,必须要有一批“污点国父”——他们可能在这个体制内获得了巨大的不义之财和地位,但是只要他们愿意主导或者推动宪政的和平改革,除了应该将他们及其家族的财富按照一定比例退还国库,其他一概既往不咎,并且保护他们及其家族的一切安全,使得他们在此基础上成为与广大无罪国民权利平等的公民,如果他们成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以后卸任了也绝不秋后算账。上述政策应该也是针对其他一切共产党官员的做法。

21.没有上述制度性宽恕政策,将会导致共产党与人民斗个鱼死网破,而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必将又是暴力、血腥的过程,我们还需要这样一种不知后果是什么、却是谁都不想要的过程吗?

22. 要平稳走向宪政深水,首先得试水,如何试水?共产党与社会各界共同拟定一份“过渡期宪政方案”,主要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但不限于:1共产党继续执政,确定具体年限;2全面实行三权分立的公权力监督模式,正常发挥议会、行政和司法保护公民权的功能;3允许结社自由,因此而成立的政党,除了在过渡期内不能进行执政竞选,其他一切符合良法的活动都可以开展;4全面保护原宪法所承认的公民权利;5增补并保护原未被承认的公民权利;6军队国家化,不得介入内政;7拟定对将近60年来共产党过往问题的调查、审判、赦免程序与制度性宽恕方案,并且保证过渡期之后将来的其他执政党绝不出尔反尔;8过渡期结束之后如果多党竞选的条件还不成熟,那么应该由议会讨论决定是否延长过渡期年限。这些具体方案都是宪法性文件,具有各界不可凌越的法律地位。

23.上述只是我的一个简要思考,具体方案,一定得社会各界人士集思广益,至少这些问题都应该进入公开、和平与理性的讨论阶段。

2008年12月13日於追遠堂

Jan 06

中国的2009年:毛泽东归来

2009-01-02    作者: 侨报评论员 

  

【侨报13日社论】新年伊始瞻望世界的2009年,中国必然还是超级焦点:经济学家仍将继续争论这个全球市场新星会否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而引领世界经济复苏,政治学者则会观察万众瞩目的新中国六十周年庆典(一般预料会有大阅兵)之前,北京将如何应对从三月到七月的一系列政治敏感事件纪念日——中国的牛年,似乎并不比2008年轻松。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的记忆最终定格在邓小平的剪影上那么对新中国60年的图像重现难离毛泽东。在最近60年的世界当代史上,这个名字并不曾冷却:

 

  从政治符号上说,无论是天安门城楼那幅每年都要更换新作的毛泽东画像,还是对面的毛主席纪念堂,无论首都群众集会还是解放军大阅兵,历史场景必然重现天安门的象征——60年前,毛站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今,面对动荡不安和风雨飘摇的世界,中国人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从经济符号上说,带着毛泽东头像的人民币如今成为世界上最具看点、大受欢迎的货币。毛泽东时代制定的最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不仅“成功保护中国免受十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上海财经闻人童牧野语),也在当前危机暗影里发出光亮,以至大陆民间学者有人戏言:2009年的世界经济,将是毛泽东(人民币)和华盛顿(美元)的对话。

 

  从社会符号上说,有谁会想到那本红色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在台湾的书市已畅销三年,那只印有毛泽东书写“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绿色军用书包眼下已成外国游客在北京秀水市场最青睐的伴手礼……尽管在今天有宅男、有街舞、有互联网的时代谈到毛泽东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时尚的象征,而无关信仰、思想、力量、革命甚或铁的纪律。

 

  事实上,中国的2009年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民生、社会方面,中国人都将面对一个比改革开放30年更长的历史梳理。特别是在中国尚无一部官修的、权威的《共和国史》的情况下,当代中国人那种避谈新中国开国之初公私合营、避谈人民公社、避谈文化大革命、总之避谈共和国前三十年史实的现象,将会面临着理性的拷问。这些省思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的资本主义危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视中显得更为必要。

 

  历史当然不会是简单的轮回,中共更是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学习、反思、批评和修正才逐渐找到一条带领这个庞大国家走上民族复兴之路。虽然当年毛泽东发动的一连串内部政治斗争格局早已被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时代所抛弃,但人们都不会忘记,追求独立自主建国的中国钢铁工业、纺织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及军事科技(更包括成功造出原子弹和氢弹)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时代,同样不会有未来甚至难以支撑改革开放30年。

 

  如果把共和国六十年历史分成前后三十年的话,毛泽东的三十年在追求“有饭大家吃”(尽管政治内斗搞得最终快没饭吃了),而邓小平的三十年则是在追求“大家有饭吃”——这两个在经济社会学者眼中分别代表公平和效率的词组,成为某种简约版的社会路径预测:或许未来三十年,中国需要重新强调公平化分配的制度体系。

 

  邓小平属于中国,毛泽东也属于中国。把毛邓相对立,相排斥,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正如把追求公平和追求效率相对立会行不通。如果说过去60年的历史离不开毛泽东,中国的明天也需要重新发现毛泽东。因此,必须站在今天而不是昨天的坐标上,重新认识毛泽东的谬误和价值。而且,必须寻找和厘清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历史逻辑。

 

  中国充满希望,信心重过黄金。 2009年的中国又将在人类当代史上写下什么样的字句,的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有趣话题。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扩散和蔓延,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图景的一个历史性机遇。本报相信,只要中国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就能抓住机遇,更上层楼,“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

 

  已经来临的2009年,中国故事引人关注。如果毛泽东还活着,他会做些什么?

本文来源于侨报网,转载请以链接形式注明出处 www.usqiaobao.com

Jan 02

作者:红缨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30865    更新时间:2008-4-14  
    ★★★ 【字体:

For past thirty years CCP and China’s official press have kept a stunning silence on Mao’s anniversaries as well as on the unofficial and volunteering celebrations held by grass root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in various forms that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scale since the mid 1990s. Here is an interesting young people’s perspective of Mao, the generation growing up in the “reform years” when the dominating ideology was all-out condemnation of Mao years. If some foreigners found it hard to understand why the picture of Chainman Mao still hung on Tiananmen today, they’d surely be startled to hear what this young people has to say about Mao.

 

献给全世界进步青年的伟大导师毛泽东诞辰111周年

红缨   

   

今天,在历史已经终结的今天,在资本的全球化高奏凯歌的今天,在一切质疑都是异端,一切抵抗都是恐怖主义的今天,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青年——为什么要纪念毛泽东?

不是因为我们有怀旧的伤感,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崇拜伟大领袖的癖好.而是因为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在现实的世界秩序中,我们深深地感到不幸福!我们烦透了20多年来精英们的说教,我们受够了神圣市场经济为我们安排好的人生.我们要求变革,我们渴望超越,我们呼唤着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寻找着一条解放的道路.因此,我们要纪念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为我们证明:一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他是颠覆的象征,是造反者的先知,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为一切希望打破全球化资本主义矩阵(MATRIX)的人们提供了典范,作出了表率.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胜利进军的时代.在我们出生前,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1968已悄悄隐没在历史的背后,世界似乎又回到了老路.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四处反攻,收复失地,一路报捷,势不可当.铁幕不堪一击,历史已经终结,全球资本主义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知识精英们欢呼雀跃,他们诅咒着黑暗的过去,赞美着光明的现在,展望着美好的未来.他们为我们这一代人许诺了一个开放,自由,丰裕的社会.他们说我们将见证现代化的实现并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羡慕我们能够同步欣赏美国大片,羡慕我们能够享用麦当劳快餐,羡慕我们能够使用互联网,羡慕我们能够越来越容易地进入大学,羡慕我们能留在城市当白领而不用到偏僻的乡村和贫穷的农民们一起劳动.他们害怕我们太幸福了以至忘记了他们过去的苦难,于是在我们耳边千百次地重复他们的诅咒,让我们记住他们的血泪史,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一样.

可惜生活在幸福中的我们不是白痴,我们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当我们能够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幸福的时代中竟充满着如此多的荒谬和痛苦.

我们发现大众传媒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堆八卦,广告和肥皂剧,把一切有意义的独特的文化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美国工业制成品.我们的眼中和耳中充斥着无聊的爱情,浅薄的浪漫,廉价的温馨,暧昧的隐私,虚伪的英雄,搔首弄姿的明星和表情呆滞的政客让我们一次次反胃.我们失去了历史,只剩下了新闻.我们听不到周围真实的声音,我们看不到真相.我们被剥夺了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视野,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像白痴般幸福.

我们发现我们的确进入了一个丰裕的社会.但在商品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中,我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

在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广告统治中,人被简约成了一个消费者,我们人生的价值似乎仅仅存在于不断地消费中,存在于商品的品牌中.

我们发现教育的目的只剩下了考试.学校里只传授考试的秘技和钻营的手段,而再也学不到真理和智慧.为了考试,我们的青春在无休无止的补课中昏天黑地,老师们却被我们父母的血汗滋润得脑满肠肥.

我们发现市场经济似乎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但当我们踏上社会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成为在市场中被买卖的劳动力商品.当我们的售价上扬时,我们欢天喜地;当我们的售价下跌时,我们如丧考妣.

我们发现在开放的社会中我们似乎很自由,但其实我们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在官僚的或资本的机器中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为了饭碗,为了升职,我们在大大小小的老板和上司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

我们发现在越来越激烈的求职竞争中,在越来越频繁的裁员,减薪中,在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和房价中,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安全感,我们的人生没有希望.

我们发现美丽的爱情只存在于日剧之中.当男女之间只存在着势利与肉欲的时候,当美女和帅哥基本上是按照财产和权力分配的时候,我们没有爱情,无论是在心灵上还是在肉体上.

我们发现现代化还仅仅存在于漂亮的大厦广场上,存在于美丽的口号中,存在于少数人的生活中.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贫困和差距仍旧到处惊心动魄地存在着.

我们发现自由,民主,人权成了西方帝国侵略和屠杀的借口,而整个世界只能在一旁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和平,平等的高调虽然唱得很响,但却没人能够将它实现.在这个时代,强权即是公理.

这就是我们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今天美好的时代.可是那些已经大腹便便的知识精英们还在不停地卖弄他们的伤痕,还在喋喋不休地要我们忆苦思甜.我们要对他们说:

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你们那个时代的问题了.不要再用二十年前的话语来束缚我们的思想了!

二十多年前,那些知识精英们欢欣鼓舞,热情拥抱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我们这一代人却深以之为苦.

我们新的一代人有权解决自己的问题,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我们为什么要为上一代人的经历背上十字架呢?我们为什么要让二十年前的思想遏制我们的想象力呢?

当我们的思想从知识精英们忆苦思甜的话语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在寻找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毛泽东.因为他代表了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为利润的文化,一个普通劳动者成为主角的文化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一个学费低廉的教育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以赢利为目的,为最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廉价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用担心失业和竞争的社会,一个普通人有着安全感的社会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人不再是商品的社会,一个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的社会,一个每个人都能从宏观上把握世界的社会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依靠本民族劳动者创造力的经济,一个自力更生的经济,一个不依赖于国际资本的经济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遵守西方游戏规则的时代,一个宣布美国为帝国主义强盗,并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将它打倒的时代,一个让美国失败的时代是可能的.   

只有最愚蠢无知的人才指责我们要回到过去,才担忧历史的重复.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我们了解过去的历史,我们对过去的苦难保持最大的警惕.但这不能阻挡我们为了未来而向毛泽东请教.我们深深知道,毛泽东没有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但毛泽东却为我们提示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让我们为了未来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吧!

让历史重新开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

纪念全世界进步青年的伟大导师毛泽东诞辰111周年!  

 

Dec 31

骇人听闻的对比照片:30年前中国男人留着辫子

Written by: snow | Filed under:-chinese-posts | 2 Comments » newest 2009-01-02 23:31:54


    作者: 云淡水暖(华.国.之.兰) [163286:23004], 22:50:37 12/30/2008:-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http://www.washeng.net/ 

      30年的纪念文章,中国人各界别人士按照自己的感受在做,30年成就斐然,大张旗鼓地讲,理直气壮地讲,是需要的,也在情理和意料之中。在纪念30年的各种文字、声音、图像中,对比手法也被信手拈来,30年前如何苦、30年前如何落后、30年前如何“封闭”,然后再把GDP数据一说,把进出口总额一说,把高速公路、高楼大厦、漂亮街道一亮,一篇报道就成了,对比结果是现成的。

     

    因为成就举世瞩目,老外们也凑热闹来了,在英国众多的“大报”、“小报”(报纸的篇幅为大开张或者小开张)中,《卫报》是一家开张不大不小的报纸,其开张叫做“柏林式”,《卫报》的老板说其销量有32万份左右,而《卫报》的历史有180多年了,是一张老牌报纸,原先是大报,经过改革,现在算是“不大不小”报,还有网络版。对30周年纪念这一件绝对是值得一书的新闻专题,《卫报》也没有落下,也对比了一番。

     

    1218,《卫报》网络版上有一篇图片报道,题目叫做“China then and now (20 pictures)”(当时(1978年)的和现在的中国(20张图片))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gallery/2008/dec/18/china-reforms?picture=340839139),该报道还加了个题记“Alternate images from 1978 and current times show how much China has changed in the 30 years since Deng Xiaoping’s reforms(用1978年与如今的图片相互对比:自从邓小平的改革以来30年间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该图片报道一般用黑白照片表现“Then”(1978年),用彩色照片表现“Now”(现在),对比当然是强烈的,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下面这一组:

     

     

    Metal workers take their lunch break in a factory cafeteria(金属厂工人们中午在工厂食堂用餐)

     

     

    Workers soldering circuit boards on a production line at a toy factory in Shantou, Guangdong province(广东省汕头的玩具厂工人正在焊接线路板)

     

    从图片中看出,“Then”时候的“金属厂”的工人脸上挂着笑容,吃得开心,女工们很健康,的男工人们光着膀子,也透出来壮实,没有“挨饿”的嫌疑。至于“Now”时候的玩具厂女工们,工作也很勤奋。然而,这组照片背后,还应该有一些对比:“Then”时候的“金属厂”应该是公有制(国营、集体),工人恐怕是“吃大锅饭”,捧的是“铁饭碗”,8小时工作制,看病有报销。“Now”时候玩具厂绝对是私营的,工人上班干十几个小时,许多情况下是不签合同的,有病得熬着,金融风暴一来,玩具业纷纷倒闭,工人们加入“返乡潮”了。

     

    而下面这一组照片,就彻底颠覆了《卫报》这家180多年的新闻界“老店”的“严谨、客观、公正”的光辉形象,请看:

     

     

    A medical practitioner treats a patient’s foot on the street(一位执业医生在街头为人治疗脚病)

     

     

    Nurses treat a baby as his mother looks on at a hospital in Hefei, Anhui province(安徽合肥的医院里,一位母亲在注视护士照料小宝宝)

     

    在第一张照片中,有三个人物,一个坐在街道边上的男“执业医生”,一个背靠一间破屋的医脚的男病人,一个抽着旱烟的老者,这三个人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留着前清时代的辫子。显然,180多年历史的著名大报的采编者的时空概念倒置了,把前清的街头情境硬是安到“Then”(1978年)的头上,以此来表现他们所谓的Alternate images from 1978 and current times show how much China has changed in the 30 years since Deng Xiaoping’s reforms(用1978年与如今的图片相互对比:…30年间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不知就里的咋一看这样的“对比”,简直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么。

     

    这是简单的“疏忽”么,看来不是,因为在《卫报》自己编排的1020张照片中,其它对照组中,“Then”时候的人们的样貌,完全不是这种风格,看看上面那张“Then”时候的“金属厂”的工人在食堂吃饭的照片,上面健康壮实、谈笑风生的工人,哪里有半点清朝街头穷人的影子?完全不同的时代风格,百年老报的采编们就分辨不出来?

     

    《卫报》这样的对比30年,实在是骇人听闻了,其把对比的对象,活生生地提前了100多年,以此来显示“30年间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是赞美还是歪曲呢,草民不知道。但是,这样的“对比”,客观上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抹黑”,或者说“妖魔化”,抹黑“Then”,妖魔化“Then”,把“Then”表现得越落后,越不堪,效果越强烈。

     

    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潜意识在作怪,就是在《卫报》们心目中,30年前的中国的“Then”,与1840年《卫报》们的先人们用卑鄙的鸦片贸易、用野蛮的坚船利炮侵入中国的“Then”,“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在搞“对比”题材的时候,材料的选择,如此地“顺手”。而英国的《卫报》的读者群,显然是英国公众,这组照片给英国公众所带来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向“30年前的中国人还留着辫子”→“多么封闭”呀、“多么落后”呀、多么。不知道西方的传媒界有意无意地这样抹黑中国的30年前,会给西方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偏见,而这种极为荒唐的“对比”,不知道是在“帮”中国讴歌30年还是在帮倒忙。不过,留辫子的男人“Now”倒是有了,据说是在表达一种时尚、反叛、前卫的风格。

     

    对比可以,“温故而知新”也可以,但是不能走极端,《卫报》的采编们就走了一个极端,“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成为谬误”,靠抹黑、妖魔化“Then”来映衬“Now”的光彩,可能会适得其反,弄巧成拙。而这样的伎俩,在《卫报》们的文字当中,也比比皆是。像《卫报》这样的骇人听闻的“对比”,不会误导有头脑的中国人,但会误导西方民众。

     

    有趣的是,草民有一天听到电视台播放一则“对比”的报道,是关于政法方面的进步的。说近年来立案若干万件,觉得很模糊,是在说“Then”的时候治安状况差、犯罪率高呢,还是说“Now”的时候很太平呢,不得而知。

     

    对比就对比,实事求是地说,别靠抹黑、妖魔化“Then”来加强效果。

Dec 31

[Below blogpost from Jan 08 year mentions a lawsuit between fac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over corruption within the Indepent Chinese PEN Center. What\’s interesting is the author of \’08 Constitution Charter”, aka \’08 Charter\’, seems to have a prominet role in the NED supported Chinese dissident groups ICPC and Democracy China.]

獨立中文筆會”分贓不均 狗咬狗 正打得頭破血流

“斗士”內訌 “獨立中文筆會”在美國法庭遭起訴

● 訴諸法律 讓對手付代价

2007年12月3日,美國紐約皇后區民事法庭受理了一宗中國政治异議團体侵權案,頓時引起各界關注。被告方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縮寫NED)資助的“獨立中文筆會”(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簡稱“獨立筆會”ICPC),原告方是“獨立筆會”的會員高寒。此案令洋法官們殊感詫异,正因為侵犯人權、侵犯言論自由的指控落在以爭取民主自由為旗號的民運人士們身上。

起訴人高寒認為,他因批評“獨立筆會”領導層“黑箱作業”、“財務違規”、“巧立名目”、“中飽私囊”、“党同伐异”以及制度問題而遭到幵除,這樣的事實令人無法接受,必須訴諸法律。他說:此案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在民主社會里效法共產党打擊异己而制造的又一宗“胡風案”和“王實味案”,而兩者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偽自由主義的宗派小集團目前還沒有掌握國家机器”。高寒表示,他“將竭盡所能,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包括輿論的、行政的和法律的,來捍衛自己受到侵害的權利,并讓加害人(包括法人)付出相應的代价。”

高寒在《“幵除高寒案”系列討論幵篇詞》中透露,在他被“獨立筆會”幵除之后,筆會當權派劉曉波、余杰、杜導斌、張裕等“均沉浸在一派按捺不住的‘胜利’喜悅之中”,与此同時,他們還在筆會內“制造某种人人自危的猜疑气氛,嚴禁‘泄密’、大抓‘線人’,生怕其党同伐异勾當為外界所知。”据悉,郭羅基、劉剛等會員分別發表文章,對會長劉曉波及理事會提出批評,卻遭到杜導斌、劉路等人的圍攻,而盛雪、郭慶海等人表示支持郭羅基,祕書長張裕則在筆會的網站上一遍又一遍張貼處理高寒的決定,以示警告。隨著高寒狀告筆會民事侵權案的發展,筆會紛爭將趨白日化。

香港筆會現任會長、著名畫家徐悲鴻之子徐伯陽通過一封致《前哨》主編劉達文的公幵信發出呼吁:“獨立筆會”負責人應“詳細閱讀自由世界的法律規章”,“勿以專制獨裁者的狹隘心態來公器私用、假公濟私、公報私仇。”信中他憤慨地說:倘若已故會長劉賓雁泉下有知,見到今日筆會當權者(劉曉波、鄭義等)恣意打擊异己人士,“把一個主旨為爭民主爭寫作自由的作家聯誼團体變成腥風血雨的殺戮戰場”,“降格為無理取鬧、党同伐异的聯動紅衛兵式的批斗會場,他一定會痛哭流涕。”

● 有你無我 白宮門外吵翻天

“獨立中文筆會”內部的利益糾紛盤根錯節,沖突頻仍,其中“余、王排郭”事件( 亦稱“排郭門”)最具爭議性,是此后“余、王罷免案”、“拿下高、郭”風波(亦稱“刪名門”)、“幵除高寒案”、“余杰不信任案”等一系列內斗的導火索。 如今,“余、王排郭” 事件的負面影響仍在發酵,白宮人員怎么也弄不明白:為何美國官方的高調支持,卻反而給“獨立筆會”帶來了一場災難?

2006年5月20日,自由亞洲電台發布一則新聞《郭飛雄發表公幵信,指王怡和余杰阻止他与布什會面》。消息傳幵,立即在海外“民運”圈內引起強烈反響。美國政府原本希望通過以總統接見“獨立中文筆會”成員的方式,來支持中國反對派的“維權運動”,而結果卻導致“維權人士”、“自由作家”、“六四精英”們之間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執。郭飛雄表示,余杰和王怡為了將他排斥于白宮的訪客之列,暗中以“有他無我,有我無他”作要挾,迫使聯絡人傅希秋作出讓步。然而,傅希秋、王怡則說:白宮衹邀請基督徒參加會談,而郭飛雄不是基督徒。這种解釋對于群情激憤的“民運”們、“維權”們都缺乏說服力,一時間 “陰謀”之說甚囂塵上。

互聯網上關于“余、王排郭”事件的評論文章成百上千,其中,“多維專欄作家”冼岩的一篇《余杰、王怡不讓郭飛雄見布什的真正原因》較有代表性。文章說:“王怡的公幵講法是:不愿以會面形式与郭飛雄捆綁在一起──其實哪里有什么‘捆綁’,一同見面,各自表述即可。真實原因是擔心郭飛雄因此而坐大,不同意見從此將更‘不可制’。”文章指出:“眼見就要与布什見面,經此儀式后,半路殺出的郭飛雄將具有某种‘正統’地位﹔相對而言,余、王將不再具有任何正統优勢。于是余、王果敢出手,在關鍵時刻將郭飛雄踢出局,將這种危險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這种公然排斥异己的專制主義心態、陰謀主義‘權謀’當然不能宣之于口,衹能操之于手。于是,余、王衹能以宗教信仰作遮羞布。但這塊布的破綻實在太多,無法自圓其說,引來輿論不論左右的一片聲討。”

海外輿論對中國“自由斗士”們在白宮門外的丑惡表演的批評聲浪,對“獨立筆會”造成沖擊。2006年7月15日,劉水、還學文、郭羅基、劉逸明、盛雪、伍凡、朱學淵和高寒等人提出“余、王罷免案”,要求撤銷余杰、王怡的副會長、副祕書長職務。不過,這項提案遭到會長劉曉波及杜導斌等人堅決抵制和反擊。筆會內外風急雨驟,混戰各方衹看派性不問是非,任何分歧都被上綱上線,進而互揪“特務”。

● 刪名有過結 爭名沒商量

2006年10月,兩個不同版本的《請像關注當年南非人權那樣關注今日中國人權—-致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先生的公幵信》相繼發表,又幵啟了另一場爭執。兩封公幵信內容大致相同,而署名者卻是兩批人。誰抄襲了誰呢?“獨立筆會”頓時炸幵了鍋。高寒指出,他撰寫此文的目的是請國際奧委會向中國施壓,要求釋放“維權人士”高智晟、郭飛熊等,故以“高智晟、郭飛熊法律后援團”名義發出,然而,胡平、劉曉波卻擅自在公幵信中刪除了高智晟、郭飛熊等人的名字,并搶先發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高寒將原稿發表于互聯網上,讓公眾評判是非。

“劉曉波也抄襲,把高寒寫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拿去發表了!”

這一說法越傳越廣,網上罵聲不絕,筆會當權派們終于坐不住了。胡平認為,這一切都是高寒、茉莉等人無事生非、小題大作引起的。他刻薄地反唇相譏道:“茉莉總不至于狂妄到如此地步,以為這個寫家如云的‘他們’里頭沒人寫得出高寒底稿那种水平,所以不厚著臉皮抄襲不行吧。”接著他又說:“問題在于,高寒、茉莉有這种感覺。他們以為高寒的名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們死皮賴臉地要盜用﹔高寒的底稿如此經典,以至于我們不知羞恥地要抄襲。他們當然可以這樣想,不過他們至少應該知道我們并不這樣看。”

高寒也不甘示弱,接連發表了數萬字“駁胡平”、“駁胡平、吳仁華”的系列文章,進行還擊。他指出:“劉曉波的問題,主要是党同伐异,且是不講人道倫理的党同伐异。因為与被救援對象有意見分歧,就連人道救援的底線也不要了:要么‘拿下高、郭’,要么拒絕簽名。”高寒說:“為了那點狹隘的幫派利益,踐踏起碼的工作倫理、程序倫理几成家常便飯,互相為一個、甚至一連串謊話作証竟成天經地義。試問,這樣的群体,有何戰斗力?這樣群体,怎能不輕易被搞定?”“這种在項目出台的最后關頭,突然改變既定運作方案,強力另搞一套,終成定局的事件,在民運史上竟屢屢出現。而每一次事件背后都涉及同一股勢力:民運既得利益貴族集團。”

最后,“民運元老”王軍濤硬著頭皮出面,以他的“道德虛無”立場來調停,更令眾人瞠目結舌。王軍濤說:“看著那些放著一目了然的真相不顧,卻頑強地試圖在真相之下尋找和力圖証實想象的真相的人們,看著他們那滿頭大汗和漲紅的臉龐,我幵始怀疑,歷史上的酷吏是不是真的都是壞人出于壞水才折磨人的?”他反問各方:“正義感和自尊心真的那么重要嗎?說到底,正義感也不過是一种情緒﹔其遵守的心理客觀規律与愛情和貪婪等心理現象差不多。”

● 揮棒收拾你 還要你道歉

既然撕破了臉,那就索性徹底攤牌。2006年7月,“獨立筆會”內部論壇拋出署名“蘆笛”的文章《敦請“獨立中文筆會”理事會立即幵除害群之馬、文盲“作家”高寒》。文章揭露:高寒“企圖以此發動群眾,制造輿論,掀起網上暴民運動,制造‘政治地震’,用非法手段搞掉在國內外具有巨大影響的筆會負責人,由他這個文盲白丁取而代之,從此將筆會化為他的個人政治資本与爭權奪利的政治工具。”高寒分析認為,這是杜導斌等人“打響了以‘幵除高寒案’來反制‘余、王罷免案’的第一槍”。

2007年7月,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12人正式向會長劉曉波遞交《關于請求筆會理事會審議處理高寒先生嚴重違反章程行為的提議》。理事會當即作出決定:高寒的會員資格將于9月3日終止﹔而在此之前,高寒必須向祕書長陳邁平,向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提案人,以及向全体會員進行道歉,“并保証不再重犯‘侮辱、誹謗、捏造或故意傳播謊言’和‘嚴重損害筆會聲譽’違反本會章程的行為”。

高寒的“罪狀”包括:在筆會領導換屆選舉期間,污蔑祕書長陳邁平“巧立名目”、“中飽私囊”﹔在“余、王排郭”風波中,污蔑會長劉曉波和理事會“參与了余、王二人在美國行為的決策”,并斷定筆會“對余、王訪美進行有組織有目的的宣傳活動”﹔ 擅自公布所謂“民主中國臨時過渡政府各省市政權和平交接委員會接收成員”,使名單中的“獨立筆會”國內會員處于危險境地,并導致許萬平、楊天水被判刑。

針對上述指控,高寒發表《“幵除高寒案”系列討論》,指出自己之所以遭“清洗”,僅僅是因為批評了筆會領導層。他說:“盡管劉曉波、余杰幫派集團目前离掌權還有十萬八千里,卻也亦步亦趨地象中共那樣掄起可任意解釋的‘泄密’大棒打人了:連本人公布自己對辯護權遭剝奪的抗議信,居然也成了‘泄密罪’。”高寒質問道:“為什么我們這個號稱獨立于專制体制的中國文化人自主管理的團体,其內部卻容不得批評和爭論?為什么有人動輒就將會員對筆會個別領導人的批評等同于‘攻擊筆會’和‘損害筆會’?”

● 貧富不均 紛爭之源

“獨立中文筆會”創建于2000年至2001年間。起初沒有經費,大家都還相安無事,但自從獲得美國NED巨款資助后,內部的明爭暗斗層出不窮。隨著各种經費源源不斷而來,筆會領導層高度防範內部人士“泄密”。据高寒披露,曾擔任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負責人的茉莉,就因為批評祕書長陳邁平隱瞞捐款來源而受到壓力,憤而辭去了理事和會員。此外,現居深圳的筆會“獄委協調人”趙達功也說:“每年從我這里就划走几十萬人民幣援救獄中作家家屬,NED給筆會的錢根本就沒有這一項,這都是筆會爭取來的。”由此可見,“獨立筆會”并非如其財務報告中所稱的“基本依賴單一資金來源”。除了美國NED之外,還有其它机构祕密資助,而這正是筆會領導層晦莫如深的原因。

2007年10月,“獨立筆會”又因“祕書長張裕涉嫌選舉作票”再起沖突,郭羅基為此發表《化解危机,挽救筆會》,主張:一、張裕停職﹔二、設立監察小組﹔三、請美國NED派觀察員介入調查。這些建議雖獲46人贊同和附議,卻遭會長鄭義封殺。另外,郭羅基等14人聯署的《對續任理事余杰的不信任案》,也未被列入會員大會議程。這時,高寒發表《我們的分歧在哪里?—-与履新的筆會“會長”鄭義老兄談談心》,矛頭指向筆會當權派的“利益瓜葛”問題。

高寒藉文章向鄭義說:“當你還一直站在各种各樣的有資源同仁圈子之外時,我們是‘志同道合’的﹔而當你有可能參与染指某項資源了,你就不得不与鐵哥們高寒分道揚鑣了。”“据說,你現正与余杰忙不迭地籌划著在華盛頓DC幵一個筆會辦公室,為此還向NED申請到了5萬美金預算。看來此時此刻下決心搞掉內部的“刺頭”,剩下的會員不滿,就都好對付了。”他還提到,鄭義曾經告訴他:“許多人都不滿某理事一人就領薪1萬5千美金。”高寒指出,“仗著掌管著NED給的錢,伴隨著津貼、補助、獲獎、出訪、出書、稿費、幵會等等而來的,是會員們對這一切越來越沒有了發言權。”

郭羅基讀罷深有感佩,撰文說:“高寒是一個愿為正義事業獻身的人,他的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干民運’,而不是考慮如何掙錢、如何吃民運飯。我到他家里去看過,在美國,我還沒有見到這樣破爛的家。聽說筆會的某些負責人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大概想不到富裕的美國還有如此貧困的高寒。”

● “義工”圖利 坐地分贓

劉曉波立即以《關于筆會的反對派──反駁郭羅基為高寒的辯護》作回應。他表示,郭羅基影射其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不盡公道,因為他一直處于警察的監控之中,拿不到出國護照,并隨時可能再次被捕。他說:“可能,我的物質生活不像高寒那樣貧困,但那也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當會長四年,我分文未取。我不知道高寒過窮日子的真正原因,但我并不認為他如此貧困是由于一心干民運造成的。”劉曉波表示:“筆會是個義工團体,領導層与會員之間沒有利益瓜葛,所以,誰也操控不了誰。”

劉曉波的上述說法遭到“自由圣火”網站上署名“山人”的文章的駁斥。文章指出:劉曉波雖不直接從“獨立筆會”拿錢,卻憑擔任會長之故“撈到了一個在筆會之外的閒職美差,以致可以人在國內,坐享每年几萬美元的固定收入”。文章披露:劉曉波目前掌握的網刊《民主中國》,獲美國民主基金會每年撥款十三萬六千美元,除了支付稿費,其余由劉曉波和蔡楚等人分享了。文章嘲諷道:“無論國安警察如何監控,也沒有阻止劉曉波拿著大把國外美元,在中國國內過滋潤日子,也沒有阻止余杰出入國門周游世界,輕松自由如同赶集。”(筆會中劉曉波的鐵桿支持者綦彥臣、余杰、武宜三、廖亦武、王怡等人,都是“民主中國”網刊的“專欄作家”。)最后,文章說:我們“并不在意劉曉波所享受的特殊經濟待遇。問題在于,劉曉波這兩年利用优厚待遇干了多少拉幫結派,欺負弱者的壞事?”

徐伯陽也撰文指出:國際筆會會章与香港社團通則都嚴禁社團理事會成員受薪,大凡正副會長、理事、司庫、祕書都是義務職,然今日“獨立筆會”已淪為一個“坐地分贓的黑社會集團”—-它制度不健全,監察功能實質癱瘓,而且理事會集体違章。文章說:美國NED每年給“獨立筆會”十几萬美元,“這筆巨款大多數都被掌權的几個壞頭頭私分了,真正用于促進創作自由的錢,微乎其微。”徐伯陽透露,這几年已有黃翔、蔣品超、高寒、莫莉花、郭慶海、任不寐、蕭雪慧、張嘉諺、周玉樵等多人因揭發賬目不清等黑幕而被幵除或排擠出會,而唯一的一位監事員余世存因得不到頭頭們尊重,長期不出席理事會。徐伯陽說:“這個不民主又不獨立的團体早已淪為專制獨裁者的‘東厂’和‘西厂’。”

● 財務拒公幵 假賬名堂多

高寒揭露:“獨立筆會”獲得美國NED資助的第一年,就巧立名目,變更用款科目,挪用逾5000-9000美元。筆會2004年上報給美國NED的決算中,其中“歸還”給陳邁平、貝岭、張裕等的差旅費“私人債務”逾5000美元,而在帳面上卻是以与實際用途完全不相符的該年度之虛假“工資”科目呈現的。他指出,衹要那份決算報表沒有明确地寫上:“歸還2003年會員債務”這一科目﹔衹要提交給上次會員大會的那份筆會財務報告中所謂“后來分別由祕書長萬之領取 2000 美元以抵銷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前任執行主任貝岭領取1350美元以抵銷參加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張裕領取1159美元以抵銷參加2004年出席西班牙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代表大會路費”之款項,在該決算中是以“工資”來支取的,那么“巧立名目”的批評就成立。

“為何你偏偏不直接、不名正言順地領工資拿錢,卻偏要用這种繞彎子且財務違規的方式來拿錢?這不是很反常理嗎?”高寒說:“正是從這种不走捷徑反繞彎路的‘反常’支款行為中,正是從筆會會長、副會長、財務祕書、兩任祕書長均眾口一詞為此‘反常’財務行為的站台背書中,讓本人看到了我們中國人中作為潛規則所暢通無阻著的某些個貓膩,看到了我們筆會財務透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郭羅基在《獨立中文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透露:“由于高寒本人的上訴權被剝奪,我和劉國凱、余樟法、樊百華、劉水、貝岭于九月十三日向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提出議案,討論和審查‘高寒誹謗案’以及理事會的相關決議。九月二十九日,理事會作出決定,拒絕立案。這個決定的文本,看起來很像祕書長張裕的杰作。”他指出:“‘高寒誹謗案’所涉及的,是筆會向美國民主基金會報的賬与筆會內部的財務報告不符。美國的財務制度是很嚴格的,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高寒若是向美國民主基金會舉報,弄不好就會斷了筆會的財源。”

● 民運有幫規 順服成大佬

郭羅基的這番話震撼了“獨立筆會”,于是,剛上任的會長鄭義不得不出面作出回應。他無奈地解釋道:“在如此頭緒紛雜努力工作的情況下,出來這么一位朋友違反章程并纏訟到底,且激起公憤,理事會如何能視若無睹,而不秉公執法?如果理事會姑息高寒,那么聯署提案者又該作何感想?如果聯署者們也像高寒那樣寸步不讓,理事會又作何區處?因此,我認為幵除高寒,不過是‘避禍’之舉,防止組織受到更大傷害。”鄭義表示:“筆會統共衹有200號人沒有一條槍,控制不了任何一個人的生活。被幵除者不僅沒有恐懼和經濟、政治損失,甚至還可以不斷聲討,或者進而自己成立一個足球協會,可以手足并用。”“筆會幵除高寒,并不是自由的喪失,而是自由的保障。共產党不能退出,筆會可以自由退出。”

筆會會長帶有挖苦意味的解釋,對高寒而言無异于火上澆油。他憤然反問:“‘自由表達’還是不是筆會所認同的核心价值?”高寒指出:“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极右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与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极左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其實并沒什么兩樣,他們的靈魂深處其實是習習相通的。因此,极右分子搞一言堂較之极左分子搞一言堂,絲毫也不遜色。”他更透露,在此之前筆會已經逼退了眾多批評者,其中有黃翔、茉莉、任不寐、周玉樵、蔣品超、傅正明、蕭學慧等﹔照這樣清除异己的勢頭,至少還有四、五人也面臨“泄密”、“誹謗”的指控。

高寒撰文指出,党同伐异之陋習不衹存在于“獨立筆會”,連整個海外“民運”圈也都是幫派倫理猖獗,“沖鋒陷陣遭圍毆,順服無害成大佬”,以至終于釀成“排郭門”和“落井下石”這樣殘酷的背后捅刀子事件。高寒說:“在一個幫規高于一切的小圈子里,是沒有真相可言的,是沒有是非可言的。”他在辯論中警告劉曉波、胡平等:“對于一個這次鐵了心要掃蕩積弊甚深之舊民運黑幕而追求新民運倫理的人來說,你們的那套‘公布証据是泄密,沒有証据是無理’的玩意兒又豈能難得倒我?”高寒進一步指出:“筆會作為在美國注冊的社團,其法人代表是誰,也至今神祕兮兮地處于‘地下’狀態。如此,便是既拿會員大會這個‘最高權力机构’的庄重在幵玩笑,又讓整個筆會組織潛藏著隨時可發生的法律危机。”

● 制度成擺設 權力更傲慢

出了這么多的事,“獨立筆會”的制度上有問題嗎?—-許多人都提過這樣的問題。

制度作為一件裝飾品是有的,但對于“獨立筆會”當權派實際并無約束力,因而,爭奪權力的重要性就遠遠大于完善制度。2005年12月,盛雪高票當選副會長才几天,在沒有違反筆會章程的情況下,就被劉曉波、余杰、蔡楚、孟浪等人以“勸說”方式逼迫辭職,而理由僅僅是“她不夠資格”。由于這种“事后資格審查”,不是以任何新發現的資料,而是以候選人早已公幵的身份為据,因而引起各方批評。然而,當會員們為盛雪鳴不平之際,她本人卻保持沉默,以“風度”保護了黑幕。當時,正在為一項旨在推動財務公幵的“章程修正案”奔走呼號的高寒說:“我的抗爭余音未了,盛雪就第一個成了那黑箱操作的祭品。”

高寒的“章程修正案”雖曾得到許多會員贊同,然而,會長劉曉波以及一些大會工作人員卻“違反行政中立”,中止大會正常進程,紛紛給提案人打電話,動員他們撤案。于是鄭義撤了,王丹、陳破空等也跟著撤了。高寒感嘆道:“反正這圈中也時興‘跟人不跟線’。” 高寒向鄭義“掏心窩子”說:“很明顯,這是典型的‘屁股決定腦袋’定律在作祟。因為,玩真格的‘公幵性’和‘競爭性’,就都有可能要触動到有些人那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或預期利益—-中國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難,不就難在這‘屁股-腦袋’定律嗎?中國的一幫‘自由主義精英’實在也不能免俗!”

2007年12月3日,高寒与從歐洲遠道而來的“獨立筆會”祕書長張裕在紐約法庭上狹路相逢。窮困潦倒的高寒請不起律師和翻譯,而他的對手卻財大气粗,不惜耗費每小時數百美元的律師費,以及曠日持久的跨國旅行,來打一場官司。高寒衹能抗爭,別無選擇,因為被告方已拒絕和解。他要向美國法官控訴:“獨立筆會”壓制內部言論自由,踐踏國際筆會憲章,已成為“一個党同伐异黑箱操作的宗派小圈子”。那么,這項訴訟究竟有多大意義呢?高寒告訴記者:“這是中國第一個針對那常以‘維權’為訴求的團体依法維護其成員權利的案件。‘維權者’侵權﹔向‘維權者’維權,這本身就是一個极大的諷刺。”

林曉生
2008年1月15日

Dec 30

我看08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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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Comments » newest 2010-03-04 21:52:03

我看08宪章

作者:magiczerg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2-11

《08宪章》终于出炉了,很好,它们终于又从黑暗中窜出来,张牙舞爪的向人民冲过来了。这个阴险的敌人在76年劫后重生以来,一直像病毒一样偷偷的复制着,今天爆发了,看来我们现在的免疫力确实是不行了。病毒总是趁人虚弱的时候爆发,08是中华民族由于长期虚耗,刚刚病倒的时候,它们果然就发作了,治病救人看来是势在必行了。

看病之前,我们先诊断诊断病情,以便对症下药。大凡病毒老病毒易治,新出现的病毒难医,这个病毒是新病毒还是老病毒呢?翻开历史看一看原来这个病毒1908年就出现了,当时清政府像现在的走资派一样为了笼络人心预备立宪了。看来《08宪章》应该改为《1908宪章》,变异了的病毒出现了,只不过又换了个马甲。如果这思想的深度尚不及旧民主主义的东西祸害成功了,只能证明我们民族的思辨力已经退到1919年前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病因。 照理说老病毒,我们应该早有免疫力,不应该害怕的,为什么政府又一次的讳莫如深呢?难道毛主席给我们民族注射的疫苗失效了?如果失效为什么会失效呢?我想我们的政府该反思一下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是历史证明的了,为什么现在的善良的人们人们还总是一厢情愿的相信呢?政府一直以来摇摆不定,被走资派挟持,篡改历史的恶果出现了。现在走资派利用被篡改的历史去蒙蔽广大老百姓的时候,政府只好把长期以来对付正派(之所以不称左派的原因是个人觉得现在的右派是反动派,真正的右派在我们的所谓的“左派”中间,还没到显露的时候)的手段拿出来了,那就是封杀。就像纸里的火一样是封不得住,这样做只会把自己推向人民的对立端,成全了这帮畜生。唯一也是最正确的办法就是还原历史的真相,让人民自己认清它们丑恶的嘴脸。让人民了解真正的历史,让祖国的未来–青年人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这样中华名族才能真正自信,自强。中华民族才能永远拒毒于体外。

除了加强免疫力,我们最重要的是还要给病毒杀死。看看这份病毒的制造者吧,两个长期以来通外祸国的跳梁小丑。不能再纵容它们了,对待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来一场正义的审批再送上人民垒起的断头台是它们的最好的结局。还有那帮亡我中华之心不死的帮凶们,也要用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来对待它们(榜单上的茅于轼之流)!

题外话:本人是一名大学教师,虽然教龄不长,但是跟现在的青年学生接触比较多。特别是80后,感觉他们属于没有信仰没有精神的一代。我有上课给他们讲一些关于人性美好的一面,教人上进的故事,竟遭一些学生不理解的经历。他们自己不愿意思考,如果你想让他们思考还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深表无奈,又充满同情,其实他们才是最不幸的一代。希望大家多拿出耐心对待他们,温暖他们,不要在网上人云亦云的打击他们了。他们中间也有不少热血青年,由于了解了错误的历史反而更容易误入歧途。他们更容易受08宪章蒙蔽,热爱祖国的人们的路很长很长。现在工作在一线的老师可以说忙的连自己思考的时候都快没有了,更不用说教学生思考了,教育的悲哀啊!平时由于时间的缘故,很少发东西,今天熬夜仓促写了一些,希望大家多批评。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Dec 13

Truth About China’s Civil Society

Written by: guest | Filed under:-chinese-posts, -guest-posts | Tags:, ,
2 Comments » newest 2008-12-15 17:27:45

China is at a critical intersection. As a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 I am sure it is the high time to stand up and take whatever responsibility I can.

To a great extent, China’s future will be shaped by its civil society. But what is the true situations China’s civil society is trapped in? What are their hardships and expectations? What roles and functions should the civil society perform in China’s development? How should China’s current policies regarding the civil society be redesigned to ensure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I am planning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pro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y hypothesis is that China’s civil society will grow at a greater pace in the near future, and that a stronger civil society will definitely speed up China’s transition. I was hoping to travel around China to interview activists, academics, newsworkers and politicians, focusing on China’s policies regarding NGOs, religion, minorities, news media, etc. , and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political society and the civil society in China.

If everything goes well, my project will start before this Chinese New Year. I am ready to take any unavoidable risk.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is project, if you are hoping to join us in any possible form , if you are willing to offer me any kind of assistance, please don’t hesitate to contact me via bytaishan@sina.com.

Nov 28

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两大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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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暂时无派(韩.埠.红.松) [162958:7391], 18:15:19 11/18/2008: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外两大死结

人们的许多知识,常常是在急用中“恶补”得到的。如同大量的有毒食品使许多中国人增长了化学知识一样,一场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使不少经济学的门外汉在短时间内学到了一些经济学的知识,这其中就包括我本人—-一个原来对政治和经济都没有多大兴趣的普通医生和生命科学的研究者。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尽管“主流”们一直在试图让人们相信今天的中国是千年不遇的“和谐盛世”,稍微有点实事求是态度的人都知道,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不仅不是什么“盛世”,而且是一个危机四伏的危世。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大量矛盾都被一种虚假的“繁荣”所掩盖,以至于相当多的人,包括许多真心关心民族前途和百姓疾苦的知识分子,都天真地以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就要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了。突如其来的美国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暴露了中国社会的矛盾,也让许多人从梦中醒来了。当然,也有一些人在继续着他们的梦。还有的人其实比我们醒得还早(或者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没睡),但是,不知是出于想骗自己还是想骗别人的目的,他们仍然在装疯卖傻地高唱着“基本面”良好的颂歌。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颂歌是好听的,但好听的颂歌不一定能解除面对危机的焦虑。于是,我们看到了最近在美国召开的“G20”,看到在中国放出来的“救市”的四万亿人民币。国际上的忙活也好,国内的张罗也罢,这场扑向中国人民的灾难能由此得以免除或减轻吗?我希望能。但恐怕我的这个希望会落空,因为中国人民今天正在面对着制约他们的内外两大死结。不解开这两个死结,中国社会不仅谈不上任何有进步意义的发展,中华民族还有可能坠入苦难的深渊长期不能解脱。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来自国外的死结,就是中国甘居其中的不平等的国际金融经济体系和由此而来的中国的经济殖民地地位;来自国内的死结,就是执政党灵魂的堕落和由此产生的疯狂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贸易和金融,这两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辅助工具,已经成了霸权主义国家统治世界的武器。这两个武器的威力,在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以后,被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里,为了说明问题和作一点“科普”,我想尽我所知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体系。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 (即关贸总协定,后来改称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协定以及相关的组织,就构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的核心理念是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多边经济制度。它的货币体系是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和各国实行可调节的盯住汇率制,是构成这一货币体系的两大支柱。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朝鲜和越南两场战争,美国的黄金储备大量减少,美国的经济竞争力也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到了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了,尼克松政府被迫于这年的8月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已经丧失,该体系崩溃。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虽然完全不存在了,由它产生的两个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仍然存在,他们继续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格局中发挥着至为关键的作用;与此相关的世界贸易组织也直到今天还在国际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元的黄金基础没有了,但它的世界货币的功能却没有随之消失。这样一种现状,就为美国提供了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特权:从理论上讲,它可以不从事任何生产,仅仅靠发行美元就可以从其它国家购买任何他们能够买到的东西。这个特权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布雷顿森林体系可以修改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美国不愿意。虽然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但只要它清理了金融体系的混乱局面,现存的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仍然是对它最有利的。试想一下:只要有可能,哪个资本主义国家愿意放弃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那么,为什么美国不愿意就不能修改呢?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是有“学问”的,它分为基本投票权和各国缴纳的基金份额所得到的加权投票权,后者起决定性作用。美国的加权投票权是16%,中国的呢?仅仅是3.7%。也许有人会说:16%有什么了不起,其它国家的投票权加在一起比它大得多。这样的计算没有错,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一个规定,那就是,重大问题例如章程的修改等必须要85%的票数通过。100%-16%等于多少?等于84%。也就是说,美国的16%投票权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它可以一票否决。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布雷顿森林体系无法修改,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贸易体系可不可以呢?有人大概认为可以。事实上,这次参加“G20”会议的一些欧亚国家就是报着这样的心态去美国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都看到了。尽管国内媒体高调宣传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怎么怎么样的“重要作用”,我个人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个零。我在《美国下一次“扩张”的可能方向与中国应采取的对策》中就说过,“新的金融体系即使不是以美元为基准,仍然还是由美国主导”。其理由很简单:一是美国欠世界的债已经多到不能让它破产的地步,二是它掌握着石油和粮食的定价权以及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没有人能夺得这三大支配权,就没有人能夺得它的世界货币的主导权。因此,建不建立新的世界金融体系,在目前没有什么不同,中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中,也不可能有机会掌握主动权。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如此说来,中国是不能解开这个死结了?不能这样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不在它的外部,而在它的内部;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基本上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农业体系,它本来是有足够条件不受这个外因制约的。独立自主不等于闭关锁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主持领导下,中国的对外开放的大门已经开启。在这个基础上,一个立足独立自主,结合对外开放,有广阔腹地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建立已经指日可待。遗憾的是,过去三十年,中国走过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到了今天,中国成了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它的生产有超过40%是所谓的“外向型”的。在国内大量存在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的基础被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中国向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提供了大量极其低廉的产品,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殖民地。换回来的是什么呢?是没有实际购买力却会引起国内通货膨胀的美元。与此同时,一个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压迫人民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在中国再度出现,成了继帝国主义经济剥削后,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又一座大山。这种殖民地经济,不仅极大地牺牲了国内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也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寄生虫式的虚拟经济的发展,以至于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来临时,中国被世人指责为“生产过剩”的发源地,成了助纣为孽的“罪魁祸首”之一。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这一切,都源于执政党灵魂的堕落,源于它执政路线的根本错误。当今中国的执政党,已经不是一个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无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一切向钱看”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滋生地。这个堕落了的灵魂,就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国内死结。国外的死结,是通过这个国内的死结来制约中国的;不解开它,就不能摆脱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被动地位。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同美元与黄金脱钩,却仍然保留金融贸易组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点类似的是,这个执政党虽然和它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彻底脱钩了,却保留了原来的权力和组织结构。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概括她是不科学的,但如果我们试图高度概括她的核心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她对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和对人民群众的“造反有理”的号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在“造反有理”的群众监督下才能保持不变。如同美元的发行不受黄金的制约一样,中国的权力体系也是完全不受制约的。这样的体系疯狂是必然的,不疯狂才是奇怪的。指望美国重建“合理的世界金融体系”,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指望今天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放弃利益,同样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我不认为所谓的多党轮流执政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政治体制。正如美国的经济政治制度无力监管华尔街一样,多党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权力腐败的问题。我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从迷茫中醒来了,就能重建自己的组织核心,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我在《危险恰在危机后》的结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救的是执政党的灵魂,但我对此是没有信心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人已经不可救药,我们是不是就看着他们将中国拖入深渊?”对于后一个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我相信,如果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劳动知识分子们,都开始问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是会有答案的!

Nov 20

國,說文解字,邦也。從囗,從或。

囗,說文解字,回也。回,轉也。圍之古字也。

或,說文解字,亦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

故知,任何「國」,有人口、有軍隊、有土地、有固定之範圍。我國,即中華民國者,由於人口、軍隊、土地、範圍明顯地與對岸不一致,即並非同屬於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不管用「一中原則」抑或「一中各表」,並非事實,也有明顯的後果,一定導致統一(是因為有一個中國就有固定的範圍),統一也一定不可能是我中華民國統一對岸,反而一定導致台灣滅國。

這一點,中共很清楚,不然不會堅持一中原則。國民黨,除非真的想要賣台之外,看起來好像沒那們清楚這一點。不管怎樣,台灣不得接受任何「一中」。

看簡體字,「一個中國」的危險更明顯:「囯」以及「国」都有固定的範圍,也只有一個國王(也只有一個國庫)。

Cross posted at That’s Impossible.

Nov 16

新中国社会变迁、毛泽东晚期思想与党内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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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田(周.宫.白.岩) [162926:6871], 20:19:50 11/15/2008: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ww.washeng.net

保罗.斯威齐把苏联、中国等国家称为“革命后社会”,从历史演变过程来看,这个说法是合适的,中国就是在完成了一场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并武装夺取政权之后,才系统地开展社会革命的。

中国的社会革命可以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在1956年完成了,这个阶段的成就是实现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稳定结合,改善了分配方式,平民阶层获得生存资料的条件有很大的改进(包括收入增加、以更为稳定和公平的价格条件获得食物)。社会革命的内容在于祛除狭隘利益对于多数人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的破坏作用,把人地关系紧张条件下的低下的劳动力相对价格提高到足以维持生存的水平。这一阶段被祛除和宣布为非法的狭隘利益由:地主富农借农地占有所收取的地租和高利贷(以生产资料、生存资料占有攫取农民剩余)、合作化实现了土地、耕畜、工具与农业劳动力的稳定结合。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而1952年的城市“五反”群众运动,则在工厂内部夺取了资本家的“管理权、人事权和分配权”,工人由此获得了稳定的就业保障。

在这个大的演化背景之下,行政管制在群众运动的支持下,替代了从前由市场规则起作用的领域,劳动力价格不再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由此受到了保护。普通工农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报章宣传制造的个人崇拜,而是低下的劳动力价格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换言之,不是人民日报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在极为困苦的生存条件下,少许的改善和保障不仅提升了个人的经济地位,也保障了个人尊严和安全。个人崇拜、驯服工具都是从属于同一个“翻身”过程的产物。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此后,社会革命继续深入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狭隘利益,意味着精英阶层未能恰当地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以普通工农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和内容来服务于新社会的需要,此前的群众运动基本上与一种明晰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现在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对于工作和职责的态度和投入意愿,以群众运动的力量和方式来对精英阶层纠偏,不再是一种否定性权力(这种权力意味着对象不再反抗和维持狭隘利益即可),社会革命第二阶段的狭隘利益与个人的思想认识和对工作的态度相关,这是一种肯定性权力,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中间,以群众运动行使肯定性权力的问题和不足是明显的,由此激起了精英阶层内部的矛盾激化(特别是从开门整风到反右运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激化(特别是文革)。在反右之前,毛泽东指望通过对共产党干部进行开门整风,由知识精英来承担监督权力精英的成本,改进共产党干部的作风(实质上就是寻求干部以一种更友好的方式去更合理地行使权力),结果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文革期间实际上是让造反派的有组织力量,去矫正权力精英的滥权,结果也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新中国的阶级实质被成为是“工农联盟”,这一联盟的经济内容主要是旧中国劳动力低下的市场价格被颠覆,国家的新制度和政策都转而采取提高劳动者地位,“翻身得解放”的普通体验与行政管制替代市场关系之后了劳动者得到的保护程度上升。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与社会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紧密相关,共产党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寻求一种社会扁平化的机制,这一过程意味着相对平均地分配权力和利益,在全能型政权底下,改进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一种最重要的调节措施,在反复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间得到重申。以集体农业为例,降低管理者地位的主要运动有两次,一次是四清运动,主要成就是敦促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同时以上级下派的工作队领导“清管理、清仓库、清账目、清工分”,在不承认“法定追诉期”的前提下审查干部的经济问题,这个运动过后,干部贪占行为有很大的收敛,至今有老年农民仍然说“现在无官不贪,要是来一次系统四清就好了。”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基层农村也形成了一些体制外的有组织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是把眼光顶住干部的言论和行为,促使干部们不得不选择一种更为谨慎的行为模式,张庄的王金红在文革被彻底否定、邓小平保证二十年不搞运动之后,仍然在言行方面非常谨慎持重,唯恐贻人口实,他1987年在美国波士顿受邀讲话之前提出,若举办方不录音保留证据,就拒绝发表讲话。这些运动从根本上压缩了权力精英的自由行动空间,减少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当然也有负面作用,不敢积极负责就是最主要的表现,这本身是群众运动行使肯定性权力的伴随性后果),可以认定为一种权力资本的贬值政策,在毛泽东时代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本的贬值政策,都是要求向“中庸线”靠近,确保扁平化的措施。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对精英阶层采取权力资本贬值政策,本身是工农联盟的第二个内涵,仅仅有劳动者保护政策还不足以实现国体并体现政权的阶级实质,还需要配套精英阶层所掌握的两种关键资本的贬值政策。而经济资本不作为限制劳动者利益和权力的政策,在社会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业已实施完毕。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共产党党内分歧的激化,主要是与第二阶段的革命涉及到精英阶层的权力地位和利益时期,在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社会革命的对象是那些掌握经济资本的精英们,共产党高层则保持了较高程度的一致;此种一致还与共产党官员多数在革命期间与底层民众结下了较深厚的感情关系(或者说社会资本)有关,直到1980年代早期,在共产党内部主张实施公有制同时给劳动者以就业保护、工资福利保护政策的人士,仍然在高层占据绝大多数,这些人被“改革派舆论”称为“思想僵化”,大体上是以陈云为其精神领袖。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文革结束之后,第一个背离扁平化要求的否定阶段,是否定文革的大民主群众运动,保护权力精英的稳固地位,降低群众对于管理的参与程度和对于管理层的反向制约,这在共产党内部取得了高度一致(此种权力精英的共同意志具体体现在1981年通过的“六二七决议”中间)。第二阶段背弃扁平化的改革是否定公有制实现劳动力市场化,把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水平降低到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水平,到1990年代晚期国企如果继续实施对于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已经成为市场自杀行为,这个期间最为重要的演变是农民工的低成本运用,同时搭配国企工人的大量下岗——以无保障、低工资、长工时的农民工替代有保障的国企工人,这受到许多老革命干部的反对,邓小平改革所要排除的改革阻力来自他们。背离扁平化的第一步是政治参与渠道的封闭和由“专业化的官僚”垄断政治权力。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党内反对力量的作用,使得《邓小平文选》中间的讲法有很大的因应,大体上1986年之前他仍然受制于这一反对力量,讲话或多或少地适应这一部分人的口味,此后则逐步演变到1992年的说法,逐步摆脱了他们的羁绊。背离扁平化的第二步是劳动力的雇佣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过程,直接劳动者失去与生产资料的稳定联系和有保障的就业就业岗位。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从中国革命到改革,从劳动者地位上看,走了一个很完整的循环,从雇佣劳动者到工人阶级再回到雇佣劳动者地位。对于社会学研究者而言,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和变迁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启发性的年代,在短短一代人的记忆里完整地保留着两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人类的四分之一数量亲历了不同的制度和社会结构,这是一份非常巨大的“待开发资源”。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代依赖的演变则要单调得多,与中国相比他们几乎是接近于死水一潭。但是,正是在西方国家相对单调的演变中间,社会学研究者提炼了全套概念和观察框架,有些人用以“套”中国,这可能导致遮蔽丰富而复杂的社会事实。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首先是全能型政权广泛作用于社会,个人从生产到生存条件都与政权机构相联系,换言之,就是政治和经济缺乏西方式的分离;而且,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结合程度也是很高的,公私领域的分离也不普遍。考虑到政经不分和公私合一的现实,简单援引西方社会学概念和叙事框架,其遮蔽作用可能会反而超过解析作用,因此,研究过去一百年中国如此宏大的社会变革,优势是材料极为丰富,缺点是在理论和方法上不能“捡现成”,一些很有洞察力的学者例如孙立平,由于简单援引西方社会学的概念,就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关系描述就陷入惊人的歪曲(参阅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从劳动者的地位和感受为出发点,去校核精英阶层的感受和叙事,可能更为准确和有效。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比较有效的测度方法,可能需要以管理学角度切入,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以此去测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博弈论方法(检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策略选择集和博弈方式),科层制理论(从中比较得出扁平化管理的特点与不同要求),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均衡的理解(结构制约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等等。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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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文 责 自 负。

Nov 13

作者:崔之元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11/56997.html
文章发于: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一、导言:研究文革的必要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探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现代性”重建问题。在展开分析之前,我先对这一研究的必要性略做说明。

  正如王绍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一文所指出,目前官方对文革研究的限制,固然有其求”安定团结”的合理愿望,但实际上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全面地汲取文革的深刻教训。只有对文革的复杂的社会成因进行公开的自由学术探讨,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走上”安定团结”的民主法制之路。

  事实上,已有多种迹象表明,随着二十一世纪和临近,我们对文革的认识正在日益丰富和深刻起来。难能可贵的是,许多人能超越自身在文革中”受难”的经历,泠静地思考文革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下面几个例子,说明对文革的进一步研究在目前实属极其必要:

  例1.著名小说家冯骥才先生在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生动地记述了一百位不同阶层、职业和家庭背景的中国公民在文革中的曲折经历。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一百位人物虽都受了很在磨难,但他们受难的原因却是很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冯骥才笔下的活生生的故事,给王绍光的如下说法提供了形象的佐证:”不管是当年的保守派,还是当年的造反派,都不能接受中央关于’两派都是错误的’的说法。前保守派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文革的激进作法,何错之有?前造反派强调,他们冲击的是官僚主义和文革前极左政策(如划成分等),也不认错。”因此,笼统的”十年动乱”、”十年恶梦”之类说法,虽易引起广泛的情感共鸣,但无助于解析文革中不同人”受难”的不同性质及其不同的社会根源。对于文革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超出”伤痕文学”的视野。

  例2.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十年动乱,全国遭动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下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文革后期下放到苏南的干部,知青年熟练老工人为社队工业带来了必需的技术和市场信息,这一事实正为研究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的中外学者所公认。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也不象”崩溃边缘”四字所描绘的那样简单。

  例3.中国大陆1994年的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大量涉及了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重新评价。其中说道:”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性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的谬误性,这是无可辩的,而且也不可能全部推到四人帮身上。但是,这个理论也是一道多步骤的运算题,它是从头错起呢,还是仅仅在最后一步发生了偏误?……根本否认毛泽东的思索和忧虑,或仅把它看作精神过敏性偏执者的一种恐惧型臆想,这是不公正的。1989年的北京大动乱,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公众对社会尤其是共产党干部的腐败行为严重不满激起了公愤。”[2]不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是谁,此书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事实,说明社会上有着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之得失的客观需求。

  例4.中国1995年的畅销书《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多处涉及如何将文革中的”大民主”制度化的问题。该书第365页中写道:”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简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顾准早年奔赴延安,解放后担任上海首任财政局长。孙冶方于5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受到顾准的启发的。在受到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艰难环境下,顾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基本理论探索,写作了《希腊城邦制度》,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等著作。虽然顾准不幸于1974年去世,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内的独立思考者,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的先驱,今天终于被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了解和敬仰。因此,顾准关于文革中”大民主”应予制度化的思考,在现代中国民主理论发展史上,格外具有象征意义:他在文革的两派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两党制”(《顾准文集》第370页)的萌芽,尽管这是以扭曲形式生成的萌芽。

  从上述这四个例子看来,国内许多人士正带着对中国未来的思索,重新审视文革的历程。本文旨在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加入这一集体的思索。我将依次论证三个观点:

  (1)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他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尝试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其之”失”,在于他未能彻底摆脱马列主义教条,未能真正找到,通往”大民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制度途径。

  (2)教条化的马列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本人),是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集中表现,而不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毛泽东对教条化的马列主义的若干重大超越,乃是中国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重构。哈耶克等保守主义者虽也批判西方主流现代性,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却不足为训。

  (3)以中国二十世纪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教训为基础,以西方学界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自省为借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以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二、文革理论解析:”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

  海内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对如下事实几乎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晚年的文革理论,严重脱离了正统马列主义。曾任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先生指出:”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3]这意味着,毛泽东早年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他晚年的文革理论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李锐先生着重强调,甚至早在1937年写作《矛盾论》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法似已有所偏离”。[4]

  虽然毛泽东偏离马列正统的事实无可争辩,但各研究者对这一事实的价值评判却大为不同。本文认为,毛泽东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主义的超越还不够彻底。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下面分几小节来展开论述。

  2.1文革起因,不只是权力斗争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方法是”大民主”。可以说,”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两个主要概念。毛泽东1965年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谈话时明确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新阶级的力量是强大的”。[5]同年,毛泽东在”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强调:”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6]。显然,这种”党内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是严重偏离正统马列教条的:因为正统教条是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消灭了阶级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形成他的”党内走资派”的理论的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无非是权力斗争的托辞,不必认真对待。但这一观点不能解释如下两个难点:第一,正如海内外不少学者所说,以毛泽东当时的个人权威,若仅想打倒刘少奇等人,是不必大动干戈,发动几亿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当毛泽东召唤”造反有理”、号召群众起来打碎自己缔造的党和国家机器之时,若仅想搞掉权力斗争中的对手的话,他不可能不想到这种搞法必然危及到他个人的权力之基础。有鉴于这两个难点,本文认为,我们应认真对待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而不只把它看作权力斗争的托辞。正象毛泽东本人说过的,文革是他一生中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1949年建立新中国。

  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高层权力斗争,但他诉诸”大民主”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他的”党内走资派”理论具有了独立的研究价值。因为,如下文将要解释的,重要的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论,而且更是各派群众如何运用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支持普选权,最初只是为了打倒政敌,但普选权一旦落实,便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逻辑,其结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麦的初衷。历史经验表明,每当统治阶级中有人试图通过诉诸群众的办法来解决其内部矛盾时,多种发展、变革和创新的机会就来临了。因此,无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如何(如前所述,本文作者不认为权力斗争是主要动机),他的文革理论——”党内走资派”和”大民主”——都值得深入细的研究。 2.2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难题:削足适履

  严格说来,”党内资产阶级”或”新阶级”的观点,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内,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托洛茨基和吉拉斯(M.Djilas)都指出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集团形成了一个”新阶级”。但是,毛泽东的令人特别瞩目之处,在于他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防止新阶级的出现、实现”大民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

  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不仅明显偏离马列正统,而且与中共传统的也相悖。当1966年10月3日广播《红旗》社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周恩来总理大为不解。他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7]可见,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从马列正统和中共传统上看,都是”异端”。

  毛泽东的”异端”思想,由来已久。为了揭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深度,我们须回顾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所产生的难题。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产业无产阶级极为弱小的社会,而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主义社会是要靠产业工人阶级才能建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从实际出发,决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战争的道路。当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完之后,瞿秋白立即为之作序,号召”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8]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总结,”中国革命的动力是要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合起来构成的”。但是梁先生不无道理地接着说,”中国共产党明明是许多知识分子和农民,却自号为无产阶级,显然名不符实”。耐人寻味的是,梁漱溟先生最终对这”名实不符”给予了解答:”直待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读到彭真市长那篇论文,把他们从一个知识分子或农民怎样在特殊境况中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说出来,乃始恍然而得其解答。”[9]彭真的文章是怎样说的呢?鉴于这一解释的代表性和生动性及其与本文下述论点的关系,这里不妨将其详细引证出来:”他们(共产党)加入在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而且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具有至少是不亚于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现在这种党员的实际社会成分,已经不是农民,而是革命职员或革命军人。所谓农民成分,对于他们不过只是一种历史成分。(他们早已脱离了小块土地和小生产对于他们的束缚和局限性)”。[10]

  今日的读者读到这段引文,难免不发生此乃”削足适履”之感。第一,引文假定产业工人必有”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第二,引文说军事共产主义使农民共产党人成了产业工人的”功能等价物”,似乎只有产业无产阶级才能使中国革命具有在马列正统上的合法性。

  如李泽厚先生指出,毛泽东的思想深受中国古代”实用理论”和”兵家辩证法”的影响[11]。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显然与上述引文的”削足适履”的做法难以协调。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及毛泽东本人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毛泽东相当长时间内也不得不在”削足适履”的大范围内去进行理论创造。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日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放弃,正是他发展”党内走资派”和”大民主”理论的契机。因此,回顾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完结,是理解他的文革理论的所不可缺少的。

 2.3从模仿到创新:”新民主主义论”之兴衰

  从1938年到1952年,毛泽东的建国理论是”新民主主义论”。根据对1940年1月发表于《解放》周刊(而不是后来官方出版的《毛选》)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原文的细致考证,我国学者王占阳先生指出:”新民主主义论”的关键在于”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12]。毛泽东于1939年4月发表《五四运动》一文,其中明确说:”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13]。可见,毛泽东也在相当长时间内,试图用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来套中国现实,虽然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对马列正统有了不少变通和创新,如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

  但是,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2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毛泽东日益放弃”新民主主义论”及其理论基础——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法?每天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确立,是很难哩!”[14]毛泽东对自己”新民主主义论”的放弃,是他超越正统马列的重大步骤。他因此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因为中共七大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即”新民主主义论”的。这才是1956年中共八大取消”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真实原因。[15]

  与放弃”新民主主义”密切相关,毛泽东突破正统马更的另一重大步骤,是他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观点,这又和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的新见解有关。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注意到,毛泽东的关于”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提法,与恩格斯的”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是不同的。恩格斯是在”因果”意义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而毛泽东则是在”频率”意义上(”一般地”)说这同一句话的。[16]毛泽东的”一穷二白”反倒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之论,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正统马列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之说的超越。这一超越,使得他能够摆脱对”历史发展必然阶段”的依赖,来思考中国的前途。如果我们对照恩格斯所说的下一段话,毛泽东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一新思考对正统马列的突破,便一目了然了。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617页,人民出版社)。但是,毛泽东的问题并不是需要”再学一学社会初步知识”,因为他早些时侯的”新民主主义论”正是这种”初步知识”对中国的套用。毛泽东对”一穷二白”的赞扬,是他放弃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的新思考的结果。

  在新的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最具异端色彩的文革理论。他认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本身并未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党内走资派”形成了一个新官僚阶级,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在于他突破正统马列,断定不和”大民主”相结合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保证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方向。然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也有严重失误,其要害在于他还是未能充分摆脱马列教条的约束,未能创造出一个新的适合”大民主”制度建设的”话语结构”。他的”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之说法,由于未与马列教条的”旧话结构”充分脱钩,常在实际运动中被误用,达到与毛泽东初衷相违的效果。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地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夺权力,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和成份。但当时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如醉如狂地忠诚地投入这场革命这一基本史实,是无法用上述说法来解释的。”[17]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次流产了的”大民主”实验。为什么这一实验以悲剧而告终呢?这就不能不讨论毛泽东的文革论中”失”的一面。

  2.4创新的障碍:旧”话语结构”

  本来,毛泽东的文革对象是”党内走资派”。但是,”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之类说法,在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中却没有合法地位;于是,”党内走资派”往往不得不被说成是社会上的资产、小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样一来,真正的文革对象——党内官僚集团,常常可以用打击”地、富、反、坏、右”和知识分子的办法,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据王绍光的研究,文革的头50天内,各级领导往往把它当”第二次反右运动”来搞。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一番话道出了湖北省委的秘密:”我们已抛出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就主动了,省委就没问题了”。[18]由此可见”旧话语结构”对文革误导之一斑。

  美国学者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C.Kraus)颇有见地地指出,文革中的”资产阶级”一词可被用做三种指谓:”第一,它可指解放前资产阶级残余;第二,它可指人的政治态度、行为或”阶级立场”;第三,也是最棘手的,它可指党内官僚集团。[19]第三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文革对象。但是,由于毛泽东未能彻底与正统马列的”语话结构”脱钩,从而给各派力量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资产阶级”一词的含义,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并最终使各派斗争的结果完全违背了他发动文革的本意。

  毛泽东未彻底超越马列正统的另一个表现,是他的文革理论过分依赖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以之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基础。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按劳分配”仍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张春桥早在1958年就用”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批评当时”供给制”结束后的新工资制,而毛泽东亲自为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20]但是,单从”资产阶级法权”角度来看”党内走资派”是很狭隘的。这种看法只注意了收入分配上的差别,而未注意更根本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或官僚集团对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料的控制。更关键的是,只从分配着眼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是”向后看”的理论,它严重妨碍了文革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建设性创新,结果导致”破字当头,立却不在其中”。[21]

  总之,由于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未能彻底摆脱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再加上”资产阶级法权”论又妨碍正面的经济制度创新,”文化大革命”最终以悲剧告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不包含对正统马列的重大超越,更不意味着”大民主”——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及的。”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未竞事业,是他的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辩证地扬弃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是建设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条件。为此,我们必须对正统马列主义在西方主流现代性中的位置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毛泽东与正统马列的关系,实即中国实践与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关系。只有对这一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才可能创造出一套新的”话语”,来刻画和把握中国的现在与未来。

三、西方现代性的矛盾:”规律”与”解放”

  本文认为,西方主流现代性具有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追求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它要求人必须按照”规律”和”理性”来解放。正统马列是西方现代性矛盾的一个突出体现,而并不是对这矛盾的解决。

  ”规律”与”解放”这一矛盾的起源,可追溯到17世纪笛卡尔等思想家对启蒙精神的误导。过去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现代”世界诞生的精神标志是以笛卡尔和伽利略为代表的17世纪的科学理性。但是,近十几年来西方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新研究成果中有两部著作特别值得在此一提,因为它们简洁鲜明地点破了西方现代性的问题。

  第一本著作名为《宇宙政治:被隐藏的现代性纲领》,其作者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图明(Stephen Toulmin)。他从一个简单、但常被人忽视的事实入手,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16世纪的哥白尼并没有受到在他100年后的伽利略所受的教会迫害呢?这一事实,生动地说明,”科学、理性”的17世纪并不如人们原来想像的那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恰恰相反,17世纪是一个”反文艺复兴”的时代,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理性(reasonable)的宽容精神被代之以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理性”(rationality)和”规律”被误解和混同为”绝对确定性”。为什么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在17世纪欧洲知识界蔚然成风呢?这就必须谈到1610年5月14日轰动全欧洲的事件:法国王亨利四世及其朋友蒙太尼(Michel de Montaigne)的宗教宽容政策不能奏效。随后三十年宗教战争席卷欧洲。笛卡尔不仅作为亨利四世所创立的学校的学生参加了祭亨利四世之心的仪式,而且亲身参加了宗教战争。[22]他孜孜以求的就是建立一套象几何学一样确定的理论体系,以解决各教派纷争。可见,启蒙精神对科学和理性的追求,本并一定导致以”绝对确定性”为科学和理性的准绳,如文艺复兴人道主义中也不乏达·芬奇这样的科学巨匠,而将科学和理性与绝对确定性等同起来,则是17世纪宗教政治对启蒙精神的误导。它开始用”规律”来束缚”人的解放”的手脚。

  第二本著作名为《现代的合法性》,其作者是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23]他指出,基督教以其创世论和末世论,提出了一个古希腊人不知道的问题: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和构型。在中世纪结束后,”现代”思想家虽然放弃了基督教对这一”世界历史作为整体的意义”的问题的答案,但却不得不回答这一基督教的问题,以显示”现代”思想也有能力回答一切基督教关心的问题。因而,”现代”思想走向了一条以”规律”和”理性”重新占领(reoccupy)基督教创世与末世论的概念体系的歧途。[24]。本来,认识到自身限度的”理性”没有必要非以”普遍真理”自居不可,照样可以促进”人的解放”;但为了和基督教抗衡,为了说明自身有能力回答一切基督教的问题,现代思想夸大了”理性”、”普遍真理”、”规律”的作用,反倒成了”人的解放”的障碍了。

  由此可见,17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想陷入了”规律与解放”的两难困境。这是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根本内在矛盾。整个19世纪德国哲学就是想解决这一矛盾。即主体与客体、规律与解放的矛盾。正如尼采所说,”德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菜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是迄今为止浪漫主义和寻找家园的最基本形式。”[25]。与尼采的说法类似,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意即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客体与主体”、”规律与解放”之间的矛盾。但是,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这一矛盾的集中表现,而并未解决这一矛盾:它一方面最强烈地要求”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又最坚定地捍卫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规律”。虽然马克思本人一再宣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乃使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自缚手脚。这至少可以追朔到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失误。

四、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构想:经济、 政治“大民主”的制度化

  综上两节所述,毛泽东试图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论去克服西方主流现代性的矛盾。他在文革中倡导的“大民主”,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一次大实践。尽管这次实践以悲剧告终了(部分原因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本身未彻底超越正统马列教条),但其经验教训却为我们建立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 、经体制体提供了丰厚的借鉴。本节将通过对毛泽东的“大民主”的辩证扬弃,构想二 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民主”与“ 政治民主”的体制。

  什么是“大民主”呢?应该说,这一概念的发明权不属于毛泽东,而属于中国的民主党派人士。1956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觉得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还不够,提出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毛泽东本不同意。但他说:“有几位司局长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39]1957年5月19日,北京一些高校中开始贴出大字报,毛泽东对之十分首肯,他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 ? 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40]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对“大民主”就更是肯定了,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41]

  可见,“大民主”一词是毛泽东从民主党派人士那里借用来的。它不是指小型的单位座谈会,而是指整个制度的民主化。但是,如本文第二节所分析,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和“资产阶级法权”论本身有严重缺陷,故“大民主”在实践中被扭曲了,文革后期中国社会为专制压抑的空气所弥漫 。

  今天,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教训为基础,以西方学界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反省为借鉴,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毛泽东的“大民主”理论,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构想出如下“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前景。

  第一,毛泽东所谓“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再来一次”,应制度化为定期的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直接选举(可从县长、省长、县人大、省人大做起)。应使中国的选举比目前西方国家的具有更大的透明度和代表性,力避金钱和私人大资本对民主过程的干预。美国在1974年后,法律规定总统候选人竞选经费由公共财政支出;1992年美国大选中限制个人捐款最高数额的呼声激烈。这些做法可供中国参考使用。巴西规定每个公民必须投票的法律,也可供中国借鉴。

  毛泽东本人之所以未把“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直接民主选举,是和民国初期的选举给他留下的坏印象有关的。毛泽东多次谈到曹锟贿选的恶劣性(见林克等著《历史的真实》,第231页)。因此,毛泽东1967年2月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文化结构》,集贤社,香港,1988年,第280页)。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实际上和新古典经济学大师帕累托( V. Pareto) 对选举的不信任是一致的。在帕累托以及和他同时期的意大利政治家莫斯卡 (G. Mosca) 看来,选举永远是走形式,社会永远是由“权力精英” (Power elite) 或“统治阶级” (Political class) 所统治的。有趣的是,列宁对选举的不信任,是受他同时代的帕累托和莫斯卡的影响而产生的 ( 见 Albert Hirschman,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 14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但是,毛泽东未能认识到,选举并不必然是贿选。选举本身并不一定是资产阶级的。例如,古希腊城邦有选举,1787年美国宪法规定了全国选举,但这时工业资本主义尚未出现。后来,资产阶级的确用金钱破坏了选举的民主性。但这不等于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把选举搞得真正具有民主性。连美国1974年选举法还规定个人捐款不得超过一千美元;中国若发展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大民主”选举,一定能比美国做得更好。

  第二,现代科技已提供了比“大字报”更有效力的民主手段——电视。“电子民主”的出现,使政党在欧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下降。因为电视带来的信息的迅速和普及,使选民可以深入了解具体问题,而不必再靠候选人的政党身份去推测候选人的政策取向。18世纪以来,代议制民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非政党的个人化的的候选人为特征,如美国宪法的起草人麦迪逊和杰佛逊均反对政党;第二 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政党政治;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侯选人的政 党身份又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个人化”的候选人又正占据主导地位。[42]因此,今天中国的民主化没有必要再走 政党政治的老路,完全可以利用遍布全国的电视网络,直接进行“个人化”的选举。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在于如下两个因素:(一)它避免了以“反对党”为民主化第一步必然带来的现执政党的紧张冲突;(二)中国共产党1943年以来实现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加强了党的控制力,另一方又使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溶为一体。这与苏联共产党与政府平行因而有更强的独立的本党利益,是很不相同的。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能允许“个人化”选举的实行,并推出有个人魅力的候选人。

  第三,应使“造反有理”制度人制度化,同时建立“不可侵犯权” (immunization rights) 和“不稳定权” (destabilization rights) 。毛泽东的大失误,是没有建立“不可侵犯权”,没有给予个人不受政府和其他个人与集团非法干预的制度化保障。[43]实际上,只有有了“不可侵犯权”,个人才能更积极地投入毛泽东所喜欢的经常的大民主社会实验。与“不可侵犯权”相辅相成的是“不稳定权”,它的目的是保证任何个人或集体的特权不得长久控制社会的物质与文化资源。“不稳定权”在目前美国宪法中的初步体现是所谓“平等的保护” (equal protection) ,它使得当某些法律将某些社会集团(如黑人、妇女)置于严重不利地位时,司法重审 (judicial review )可以推翻现有法律,而司法重构是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做出决定的。这就使得“造反有理”得以制度化了,避免了盲动性。

  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安格 (Roberto Unger) 教授及其领导的“批判法运动”,一直致力于将“大民主”制度化的理论探讨。安格主张,西方法律目前的“权利”体系有一大弊病,即“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的基本权利与不受限制私人财产权被混同在一起,都被称做“不可侵犯权”。在他的新型的制度化的“大民主”权利体中,包括四项权利。第一是“不可侵犯权”,包括“言论自由”、“ 政治参与权”等,但不包括绝对的、超乎民主之上的绝对的私人生产资料所有权;第二是“市场权”,这与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分散经营决策权、承包权等相似;第三是“不稳定权”,这是“造反有理”的制度化,其存在的理由是任何组织一经建立都有僵化保守的自然倾向,必须不断受到挑战才能具有“开放性”;第四是“团结权” (Solidarity right) ,这是对经典合同法中关于“相互预期”和“信任”的进一步发展。[44]本文作者认为,安格教授受毛泽东思想启发而建立的四项权利体系理论,对于中国今后使“社会主义大民主”制度化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四,中国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应是“经济民主”,而非“绝对的财产权”。原因有二 :(1)西方目前主流产权理论强调产权功能在于稳定经济行为者的预期,但实际上,“经济民主”比产权在更深层次上稳定预期。例如,我国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一直是沿着产权思路改革的(即通过延长承包期,从15年不变到30年不变),但近年来不少农村家庭自愿将承包地交回村集体以便务工。他的预期并未因此而不稳,因为村民委员会对务工、务农的协调安排,实际是以“经济民主”的方式为农民建立了比土地承包期更深层次的稳定预期;(2)“财产权”其实并非一个权利,而是一束权利 (bundle of rights) ,如“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资产管理权”、“转让权”、“托管权”等等。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一束权都正在被分解和被重组的过程中,问题是如何使这种分解和重组更向“经济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国国营企业在改革中与集体、乡镇企业合资联营(往往由后者出土地,前者出技术)的倾向,就是对原来的“国有产权束”的分离与重组之一例[45]。它比苏东的“私有化”浪潮更能促进“经济民主”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的“鞍钢宪法”将展现出新的生命力[46]。

  第五,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是文化上“推陈出新”的时代。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重新阐释,以应对现代的问题。不错,毛泽东曾发动“批要批孔”。但正如尼采对柏拉图和基督教的猛烈批判,并不妨碍柏拉图、基督教和尼采今日均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经典一样;毛泽东对孔子的批判,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壮大今日之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事实上,毛泽东本人的确身体力行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例如,他在考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曾阅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和王夫之、章太炎的有关论著。这当然绝不意味着毛泽东与柳宗元的看法完全相同,而只意味着历史经验对于今日创新可以有所启发。

  更有象征意义的是,据毛泽东多年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的可靠回忆,毛泽东十分欣赏六代禅宗大师慧能,经常把《六祖坛经》带在身边。慧能打破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勇于创新,把外来的佛教中国化,甚至可以“喝佛骂祖”。这与毛泽东津东与正统马列主义的关系,颇有相通之处。[47]本文作者认为,毛泽东与正统马列的关系应使我们认识到:劳动人民争取自由、平等、民主的解放事业,不应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直接划等号;前者远比后者根本;前者可以从后者正确的部分涉取营养;但后者的错误决不应该使前者自缚手脚。否则,我们就是搞暄宾夺主,就要犯阻碍劳动人民解放事业的严重错误。

  总之,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特别是他的“大民主”理论之得失,为我们构想21世纪中国的蓝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借鉴。纵观当今世界,西方主流现代性的“规律与解放”的内在矛盾仍继续困扰着人类。福柯去世前曾与 ? 贝马斯计划在美国这个“中立地带”辩论“现代性”问题[48],便是这一矛盾悬而未决的明证。如果21世纪的中国能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建立起毛泽东所孜孜以求而未得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开放性制度”,那么,中国就真的以自身的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进行了重构,从而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注释
[1]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24 页。
[2]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王山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64 页。
[3]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1 页。
[4] 李锐,同上注,第 233 页。
[5]Andre Malraux, Anti-Memoirs (New York, P.373, 1968).
[6] 转引自王绍光,《理性与疯狂》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19 页。
[7]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67 页。
[8] 转引自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三联书店, 1988 年,第 36 页。
[9] 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 869-870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0] 转引自梁漱溟,同上注,第 870 页。
[11] 同 [8] 注,第 49 页。
[12] 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43 页。
[13] 同上注注第 143 页。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 ? 的回顾》 ( 上卷 ) ,第 65 页, 1991 年。
[15] 这一结论是王占阳先生根据大量考证做出的。同 [12] 注,第 637 页。但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1 页记载,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因苏联反对。
[16] 邹谠,《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74 页。
[17] 李泽厚,同 [8] 注,第 85 页。
[18] 王绍光,同 [6] 注,第 38 页。
[19]Richard 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89-142.
[20] 邹谠,同 [16] 注,第 85 页。
[21]当然,文革中也有不少正面制度建设的萌芽,如1970年的财政分权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等等。但总的来说,”破”大于”立”。
[22]Stephen Toulmin,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1990, p.56.
[23]Blumenberg在中文世界中不如哈贝马斯那样为人所知。但实际上,Blumenberg是比哈贝马斯更具原创性的当代德国思想家。可参见哈贝马斯本人对Blumenberg的讨论,载Ju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MIT Press, 1992, pp. 206-224
.[24]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MIT Press, 1983.
[25]引自Jane Bennett, Unthinking Faith and Enlighten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
[26]William Lazonick,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7]哈佛大学法学院Roberto Unger教授曾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发现用于解释具体历史现象时,它”既过宽,又过窄”。见Roberto Unger, Social Theory,198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01-109。如果只用”工资劳动”来定义”资本主义”,则中国宋代就可算”资本主义”,但若加上”工业资产阶级”的限制,则英国也不能算作”资本主义”了。
[28]Ellen Wood 的The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ism (Verso, 1991)一书生动地记述了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于英国何时形成”资本主义”的辩论。其中观点之一竟然是说英国1970年代才达到”资本主义”!这一辩论表明,”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薄弱环节。
[29]Mao Zedong, 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30]引自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78页。
[31]引自王力,同[7]注,第136页。
[32]同[9]注,第848页。
[33]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p.16, Blackwell, 1990.
[34]实际上,毛泽东的错误也并不简单。研究庐山会议的中外学者均承认,在庐山会议之前的郑州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已在强调纠正”浮夸风”。后来庐山会议忽然转而”反右”,与彭德怀历史上与毛泽东的纠葛和彭刚从苏联访问回来,不无关系。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地全然不顾”客观约束”的”唯意志论”者。
[35]见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35.
[36]F. A. 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Liberty press, 1952.
[37]F.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ogo Press, Vol. 3, p.113, 1979.
[38]F. A.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Vol.1, pp.115-119, The University of Chicoyo Press, 1988.
[39]引自王地久,《谁主沉浮--毛泽东的民主与法制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0页。
[40]同上注,第212页。
[41]引自王力,同[7]注,第103页,这是毛泽东73岁生日(1966年12月26日)时的重要谈话。毛泽东从不过生日,这次过1966年生日是意味深长的。
[42]Bernard Manin, “The Metamorphos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Economyand Society, Vol.23, No.2, May 1994
[43]毛泽东历来倒是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戴晴女士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中记载,毛泽东事先是不知道王实味被杀的,事后他又多次追究贺龙的责任。问题在于,”不可侵犯权”在毛泽东那里没有制度化。
[44]”平等的保护”是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节的重要内容。Roberto Unger 将它扩展为更通用”不稳定权”。见Roberto Unger, 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5]费孝通先生形象地将这种国有产权束的分离与重组叫做”一厂两制”。同[1]注,第409页
[46]参见拙作《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47]林克,徐涛,吴旭君,着《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第250页
[48]Michael Kelly, ed. 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s Debate, MIT Press, 1994.

Nov 08

郎咸平:中国的错误在于迷信市场化

作者:郎咸平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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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

十月十九日下午,我在北京做了一场演讲,以下是演讲和提问的全部内容。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在北京和各位谈一谈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形式。我相信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还是国际金融海啸的问题,尤其是关切国际金融海啸会对我们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在我展开演讲之前,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你认为以美国为首的欧美集团,它为什么要救市。再思考第二个问题,你认为我们去年的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的本质是什么?和欧美各国的救市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如果各位记忆犹新的话,大家应该理解,当我们的政府出手救股市的时候,我们很多专家学者做出相反的意见,他们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让市场来解决这一切,政府不应该干涉。那么请各位想一想,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哪个国家?应该是美国跟欧洲,难道他们不晓得市场化的重要吗?还需要我们来提醒他们吗?

  既然他们比我们更了解市场化的重要,而且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它就是以市场化为最基本的基础展开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难道它不比我们更理解市场化吗?那么请问你为什么一个注重市场化的国家,一个真正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还要出手救市,而且救市的金额竟然高达七千亿美金,美国每一个老百姓为了这次救市的行动一年出两三千美金,那么这是不可想象的数字。那么在美国救市的当前我们国内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基于市场化陈腐的观念,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你认为我们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吗?你是不是认为政府退出就有市场,如果你认为政府退出就有市场的话,那么你就把市场看得太简单了,市场是需要一个政府,是需要全体国民细心培育,细心构建的,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细心培育过一个市场,这种未经培育的市场,只要政府一退出非常有可能是大欺小,强欺弱,什么叫做细心培育的市场?那就是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市场的基础叫做法制化的游戏规则,你有没有?我们这么多年推广市场化的结果,我们缺乏法制化的游戏规则,我们把一切困难,一切解决不了的问题推向市场,包括教改、医改、房改,最后的结果房改之后住不起房,教改的时候都上不起学,医改的时候看不起病,因为你把市场看得太简单了,在08年的10月19号这一天我想提出一个新思维,就是从十年以前开始,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工商链条的新时代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过去五千年的历史是存活在农耕时代,在十年之前已经转化成工商链条时代,从五六年之前,我们进入了国际工商链条时代,这一切的进步使得市场化本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什么叫做工商链条时代这个概念,那就是当一个部门产生问题的时候,它不会停下来,只有农耕时代才会停下来,工商时代,一个部门受到影响,工商链条时代的真正意义在于当一个部门产生危机的时候它会冲击到其他的部门,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是骨牌效应,使得整个经济受到收紧,在这个时刻需要政府的出手,这就是欧美各国为什么要救市的原因。

  请大家想一想,欧美各国的危机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次债危机,什么叫做次债危机?我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分析的不太对,我希望跟大家谈一谈,为什么会有次债危机,在很久很久以前,以美国为例,资本主义为轴心的这么一个国家,它的市场是怎么运作的?尤其是金融市场怎么运作的,有一批人他想借钱买房子,首先他会通过中介,中介收集材料,收入证明,税收证明等等,经过第一关中介的审核之后,如果中介认为可以了,他就交给银行,银行拿到这些材料进行第二次的审核,看看过不过关,如果过关的话,那么就由银行借出一百万给这些想购物者,这就是房贷。那么银行借出一百万,他的资金就少了一百万,下一步怎么做呢?基本上我们中国的银行就此打住了,银行把钱借出去就借出去了,但是美国不是的,美国有一个庞大的金融市场,它通过金融市场把债券吸收掉,消化掉,下一步就是这些银行把这一百万再去卖掉,卖给谁呢?可以卖给其他银行,也可以卖给房地美,把这一百万卖给了它,这两家可以说是美国政府的事业单位,下一步怎么做呢?就把这些一百万债权切成一千块一张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卖给社会大众,美国有一个庞大的金融市场,通过这种运作形成证券化,老百姓会买,中国政府也买,欧洲政府也买。也就是说通过全世界市场的吸收吸收这一百万美金的房贷,本来这个链条是非常好的链条,因为这个链条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灵魂。

  那么我想请各位来想一想,你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灵魂是什么?简单的市场化?自由经济、小政府吗?错了,那都是表面现象,资本主义的真正灵魂叫做信托责任,一个没有信托责任的资本主义就会沦为19世纪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那就一定是大欺小,强欺弱的邪恶的资本主义,我个人觉得20世纪的资本主义和19世纪的之所以不同就是在于通过法制化的建设,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灵魂,叫做信托责任,这就是19世纪跟20世纪的最大不同。

  那么我相信各位都理解,这么多年来,我们强调过信托责任吗?比如说国企改革,当国家把国企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信托责任是什么,你有没有对国家民族是什么样的责任,想到了吗?没有,你是想到的自己。你不觉得我们很多国企老总就是这个心态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学习到了资本主义的表面,叫做市场化,叫做自由竞争,你没有学到资本主义的灵魂。信托责任,你没有想到信托责任多么的重要对于资本主义的危机,这次奶粉事件,信托责任缺乏,大家为了赚钱什么手段都会做。

  那么我前面讲的整个链条,从借款人到中介,到银行,到房地美,到所有债券持有者贯穿这条线的是什么,信托责任的执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灵魂。如何保障信托责任的执行呢?要经过严谨的法制化的游戏规则,保证信托责任,让你不敢不保证有信托责任,因此维系整个线条的贯通,这就是资本市场真正的灵魂。那么次债危机是怎么回事儿呢?次债危机的本质和奶粉事件是一样的,由于这么多年来美国社会太富裕了,人心变得更贪婪了,大家都想赚更多的钱,所以就创造出新的借款阶级,叫做次债,什么叫次级债呢?本来这批人本来他的信用是不应该借到钱的,他们应该是在具有信托链条之下是排斥在外的,可是他贪婪,希望借更多的中介费,希望赚到更多的手续费,所以让这批信用不好的人也能够进入到借贷市场来买房子。

  这批人的信用不好,当他们去中介的时候,如果中介能够发挥你的信托责任,严格审核的话都不会有问题,可以维持它的完整性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发现中介也变得贪婪了,伪造一些收入证明,伪造资料,一起骗银行,这句话我在内地讲大家都听习惯了,因为大家干惯了,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结果这一批人中介拿一些造假的资料给银行,去骗银行的钱,银行拿到这些假资料虽然经过非常认真的分析,可是知道这是假的,你再分析也是没有用的,因此拿出一百万美金给这些借款人,这些人在严谨的符合信托责任的链条之下,借贷链条之下,他应该是拿不到贷款的,现在拿到了。

  你把这个债权卖给房地美跟房地美,他拿到一百万具有三聚氰胺成分的切成一千块钱的债券,卖给中国大众,每一个人买到次级债的债券之后每一个里面都含有三聚氰胺的成分,那么你对我们国家的食品工业是什么态度,你立刻丧失了信心,当这个事件一爆炸之后,整个美国国民和我们中国老百姓一样,对整个链条,也就是资本主义丧失了信心,他发现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为了赚钱害小孩子,为了手续费他们也可以造假,他们是不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对食品工业产生了信心危机,他们对资本主义产生了信心危机,太可怕了。当我们对食品工业产生信心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不喝牛奶了。

  信心开始崩溃,对于金融体系而言,维系金融体系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信心,当你对银行失去信心是什么结果,你存五百块到银行里面,你一旦对这种信用体系丧失信心,你会立刻把钱提出来,只要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想法把钱提出来,那么银行就崩溃了。也就是说信贷金融体系,大家会对它有信心,大家看到了信托责任贯穿了整个链条,只要社会大众一旦丧失信心的结果,金融体系立刻崩溃。如果大家都不去买牛奶的话牛奶工业立刻崩溃。就在这个时刻一个全新的思维出来了,一个放弃市场化的行为出来了,因为市场化解决不了三聚氰胺的问题。那么请各位来宾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如何处理信心危机所产生的金融危机?我一开始讲课就告诉各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工商链条的新时代,只要这种信心危机产生了金融危机,一旦出现问题,它就不是停留在金融这个层面上了,他下一步就冲击到美国老百姓的信心,冲击到消费,冲击到生产,制造失业,消费减少,形成恶性循环。

  美联储开始思考出一套应付现代工商链条的新思维,而这种新思维完全的否定了市场,那就是政府应该救市,而救市的目的,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演讲告诉在座各位,政府救市的目的就是依靠设立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这句话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新思维。怎么样设立防火墙呢?就是在金融一产生危机的时刻,立刻设立防火墙,以注入大量的资金帮助银行,缺钱给你钱,拿不出钱给你钱,你产生危机国有化做任何事情,什么目的呢?就是立刻在金融部门解决金融问题,缺什么给你什么,叫做设立防火墙。而你一旦设立防火墙的直接效果就是斩断了供应商链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一个崭新的思维,我也希望通过今天演讲之后,我们国内的专家学者不要再纠缠市场化了,那是农耕时代的事儿了,今天的政府应该吸收新观念,就是工商链条连锁反应的新观念,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随时随地紧盯着链条,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这是欧美政府的做法。

  而且欧美各国这一次联手行动,美国通过七千美元的救市方案,每一个老百姓出两三千美元,欧洲总共提了两万亿美元救市方案,全世界一起调低利息,让这些金融机构可以拿到更便宜的钱,不要增加金融机构的负担。同时美国政府还配合其他的措施,包括减税等等。当你斩断工商链条的时刻,请每一位来宾想一想,还记不记得当时全球股票市场是什么反映,这个太重要了,而且看到很多国内媒体的报道都讲的不对,为什么美国提供七千亿美金,全球同时减息,提供钱给这些受到伤害的金融机构,这样救市斩断工商链条的做法,设立防火墙的做法,请问你全世界的股票市场是什么反映?全球市场几乎崩溃,全球股市大跌,我记得美国一个礼拜好像跌了20%几,而且美国的股票市场从年初跌到现在已经蒸发了8.5万亿美元的市值,这是什么概念?那就是2005年、06年、07年中国GDP的总和,全白干了,等于三年前白干了,就是这么厉害。一个礼拜之内,也就是说救市方案通过之后一个礼拜之内,全球市场几乎全线崩溃。当然了中国市场更可恨的,当别人跌的时候我们比别人跌的更多,别人涨的时候我们比别人涨的更少,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二场再告诉你们,卖个关子。

  为什么?你不是说斩断工商链条吗?帮助金融机构设立防火墙吗?他们也帮了,怎么回事儿,怎么股价大跌呢?答案我已经告诉你了,那就是欧美各国的老百姓因为三聚氰胺的事件对资本主义产生严重的信心危机,他们再也不相信别人了。因为金融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金融系统的运作一定是维持在信心上,如果你信心一旦崩溃金融系统完全崩溃,你只要对股票市场完全丧失信心,股票市场一定崩溃,债券市场是一样的,你丧失信心,债券市场崩溃。那么三聚氰胺的效果使得美国、欧洲老百姓对于资本主义本身产生信心危机,大家再也不相信别人了。讲得更可笑一点,当这些银行拿到政府的救济款之后,按道理他应该把这个钱借出去,比如说借给企业进行短期融资,那么企业为什么需要短期融资呢?比如说他发薪水,买原材料,一些小型的支出,他都要看短期融资来应付,在现代化的工商链条时代,企业和银行之间往来非常的密切,也就是说它的短期融资都是通过金融市场来操作的。这就是工商链条的特性,企业跟银行是绑在一起的,大家都是绑在一起的,只要一个人出了问题全体出问题,这就是现代工商链条。

  银行不借钱给你了,短期融资想都别想了,怕借了不还,你买原材料怎么办,你给工人薪水怎么办,那是你的事情,不管,怕你不还。那么这个危机有多大呢?我们不太关心这种事儿,请各位想一想,如果这种信心危机导致银行不放贷短期融资,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如果他们停止所有的短期融资和短期拆借,那么美国的企业再也借不到短期融资了,因此他就发不出薪水了,因此就买不起原材料了,因此平常日常支出全部停顿,银行的运作,银行由于资金进出过大,他们常常会产生资金周转不灵的问题,借不到钱银行立刻陷入危机,这种现象一旦发生我会告诉各位,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全球市场可以在一两个礼拜之内全线崩溃,我是说工业、商业、金融也全线崩溃,只要银行停止短期融资的借贷,事情就严重到这个地步。这就是为什么全球股票市场大跌,因为全球股票市场大跌就表示着全球老百姓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丧失,而且结果就是实体经济的全线崩溃。

  那么同样类比拿回中国来,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老百姓对于牛奶产生严重的信心危机,而且结果是很可能全面抵制牛奶,甚至抵制相关食品,只要你抵制与牛奶有关的相关食品行业一定全线崩溃,就是这么严重。那么请大家再想一想,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为什么我对政府的评价是比较正面的?你有没有想到是谁平息了这场信息危机?是谁最后出面了?政府出面了,政府用政府的公信力对所有的牛奶进行检验,对所有牛奶产品进行检验,然后政府用政府的公信力告诉你这几家是有问题的,这几家是没有问题的,老百姓放心吧。那么我们老百姓对于政府的检验结果基本放心,如果不是政府做检验的,又是什么奶品工厂自己做检验的你是不放心的,因为你已经丧失信心了。这个时刻所以你今天中午还敢去喝牛奶,还敢喝奶茶,你之所以还敢买的缘故因为政府告诉你有些有问题的奶品下价了,政府用国家信用来弥补你对食品行业信心的丧失,也就是说政府对食品行业注入了国家信用,这个太重要了。

  想一想欧美各国,当全体老百姓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之后,由英国首相布朗为首的各国政要发起了什么行动?以避免全球食品经济的崩溃,发起什么行动?国有化启动了,立刻进行国有化,你们不是有信心危机吗?政府出面,你借吧,你借出去给这个企业当短期融资,借给银行短期拆借,如果他们不还政府还,不用担心了吧,银行说真的吗?政府说保证,银行放心了。虽然银行对于资本主义是没有信心的,但是他们对于政府还是有信心的。好,短期融资开始活动了,借给企业,短期拆借借给银行,如果你不还政府还,不但如此政府还直接入市购买企业所发行的短期票据,不但如此政府还提炼了如何解决企业问题的各种方案,政府不但帮助金融业,而且还帮助制造业,帮助企业,帮助服务业,政府全线介入,什么目的?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注入了政府信用,和我们做的是一样的。当你注入政府信用之后,老百姓的信心恢复了,他的信心恢复不是对资本主义的信心恢复,而是对于政府会还钱信心恢复了。信心一旦恢复存在银行的钱就不会提出来了,放在股票市场上的钱也不会撤资了,银行也开始活动了,借钱给企业,借钱给银行,开始正常运行,这个时刻还记得吧,10月中旬之前全球股价是怎么样的反映的呢?全面大涨,全面大涨的现实意义就是我们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暂时止血了,暂时避免了全球实体经济的崩溃,因为信心恢复了,而信心恢复的重要源动力是国家信用的建立。

  那么讲到这儿大家应该慢慢理解了,这就是整个金融危机的来源,那么美国政府会不会出头处理问题呢?会处理的,那是以后的事。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成功的设立了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请各位想一想,政府信用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如果政府信用一旦失败怎么解决?我告诉各位,这是全世界的最后一招儿了,没有新招儿了,如果这一招儿都没有效的话就怎么样了?就彻底玩完了,冬天会真的来临了,你们在座每位来宾,全中国的老百姓,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希望这一招儿能够奏效,至少这一招儿在2008年10月19号看起来,暂时止血了,很多媒体问我话,说郎教授,美国经济或者世界经济什么时候复苏?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生病,得了肺炎一下子就垮了,你要治疗这种大病,它是像抽丝一样的,一点一点的拔,而且原来这个人生病了,本来他体质就不好,他是虚胖的,得了肺炎,给他吃这么多的抗生素,不把他搞死就不错了,等他好起来像抽丝一样,慢慢来,所以各位来宾还得等着,情况不会迅速好转,最乐观的情况是慢慢好转。最不乐观的情况会持续恶化,因为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发现美国不但有次级债,好像还有次次级债,什么叫次次级债呢?就是原先不应该借钱给他的人,他们也顺利取得了贷款,三聚氰胺使得整个链条受到了污染。那么这个金额是多少呢?我不是很肯定,按照我的资料所显示应该是一万亿美元左右。这个三聚氰胺目前没有开始爆发,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种借款前几年好像不用付利息,当付利息的时候发不出利息,这是什么时刻呢?可能在一两年之后。所以我们不能够对国际危机掉以轻心,情况目前是暂时止血了。如果股价全线大跌跟全线涨的话它的意义不一样,我相信各位也会知道如何解读这种现象。

  那么这种所谓的国际金融危机我用一个我自己发明的工商链条的概念来给各位做解释,这个工商链条的概念别的地方没有的,这是我自己动思出来的,至少这种工商链条的理念我也希望能够受到我们政府单位的注意。我们以后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治经济,而不要把解决不了的问题推向市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因为市场是需要细心培育,细心构建的,其基础就是法制化游戏规则,我们根本没有。所以到最后推向市场的结果还是失败的,甚至市场的存在会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恶性循环局面。

  讲到这儿下面一个话题,我就把它带回国内,如果你把我前面的课都听懂的话,请每一位来宾细心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去年所谓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的本质意义是什么?想一想。你认为楼市泡沫、股市泡沫是因为我们经济过热吗?或者你认为楼市泡沫、股市泡沫像我们很多内地的专家学者所说的什么流动性过剩吗?什么叫流动性过剩呢?那就是手上的钱太多了,买股市股市泡沫,买楼市楼市泡沫,所谓流动性过剩这个解释的话就解释清楚了,如果我是这种水平的,我解释这个现象的话五分钟就讲完了。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推行现在的宏观调控,把流动性收回,就这么简单,政府提高利率,这就是社会流动性。我先不回答问题,我想请每一位来宾思考一下,股市泡沫跟楼市泡沫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你把我前面的演讲听懂之后,我现在告诉你,有没有可能它们是第二张骨牌?有没有可能它们只是整条工商链条爆破之后的一个结果而已?想一想,这是一个新思维,我过去从来没有这么讲过课。我几乎每次提新观念的时候都是在清华提的,股市泡沫、楼市泡沫的本质会不会是第二张、第三张骨牌,有没有想到第一张骨牌是什么?真正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国际工商链条如果你听懂的话,国际金融危机它如何冲击中国?

  首先想一想它是不是第二张骨牌?我清楚的告诉你,是的,第一张骨牌是什么?那就是06年开始的我国制造业危机,这个观点我在去年就讲过了,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我把会发生制造业危机的路径写的非常清楚,这篇文章的点击率非常之高,也感谢全国老百姓的爱护,点击率超过一亿次,就像我人生一样很轰动,但是不受重视。看起来好像很受欢迎,实际上没什么用,讲的没什么人听。当然由于我去年讲对了,今年现象发生之后,制造业大量倒闭之后,坦率的告诉各位,没有任何的喜悦感,因为这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全线衰退,请各位回忆一下为什么有楼市泡沫,股市泡沫,按照今天的观点我想用工商链条的概念来和各位做解释,也就是说这是第二张骨牌,第一张骨牌就是05年、06年开始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衰退。而由于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经商环境在这两三年迅速的恶化,因此很多企业家把应该投资在制造业的钱不投资了,拿出来去干嘛呢?去炒楼、炒股去了,所以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的形成它的本质因素往回推的话是来源于制造业的衰退。而制造业衰退的下张骨牌就是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请各位来宾想一想,如果当时政府肯听我的建议设立防火墙,直接向欧美政府一样设立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怎么设立?那就是直接帮助制造业,当然现在只是一个假想情况了,如果在两年之前能够帮助制造业,让他们的投资营销环境改善,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制造业的资金打入楼市和股市,就不会形成这么多的泡沫,不会把这么多的中产阶级靠倒。

  因此也不会发生股市崩盘,因此也不会发生信心危机,也不会发生消费的减少,不会发生进一步对制造业生产方面的冲击,也不会进一步的发生所谓的失业,更不会发生下一步的消费节制,制造业资金你真的设立防火墙之后,真正解决制造业的问题,没有产生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的话,可能还是2000多点左右的,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受到损失。所以这一切追本穷源的结果,包括股市跟楼市的崩溃,包括泡沫,一步一步往前推,你发现我们的错误在于什么,在于迷信市场化了,太多的专家学者误导政府,其实市场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带来不少的问题。对比下来你会发现,我们缺乏对于现代工商链条的理解,如果当时彻底的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所以你们会问我为什么这几个礼拜欧美股价大涨,他们跌一天我们跌三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经济体系的问题不但有制造业危机产生的工商链条全线产生骨牌效应的事实,我们同时还要承担着国外的金融危机,他们只有金融危机,而我们呢?不但有制造业危机,还有金融危机。当然金融危机还没有正式开始冲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股票市场比别人的市场表现的差。

  那么我把我们的工商链条讲清楚了,下面一个课题也是我们关切的,国际工商链条它们的金融危机和我们以制造业为主的链条之间如何相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我们这么多年来的经济成长开始思考。我们这么多年来的经济怎么成长的?我们不是靠三驾马车,不是靠消费、投资跟出口,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基本上只靠出口,以及投资,消费是不太起作用的。我们以国家GDP为例,拿我们国家的GDP和欧美各国相比,欧美各国,包括日本等国GDP的组成是以消费为主的,他们消费占70%,我觉得这个比较正常,比如说我想喝矿泉水就生产矿泉水,这是很正常的,所以70%的GDP的比重比较正常。请来宾猜一下我们是多少?我们只有35%,我们只有欧美各国的一半,那我们GDP都是什么东西?你们一出去就看得到,我们的GDP基本都是钢筋水泥,修桥、铺路、盖房子,这叫做固定资产投资,那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有多少呢?56%左右,欧美各国呢?20%左右甚至还不到,是我们的一半不到。因此我们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是GDP 工程,房地产、钢筋、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去推动经济发展的。

  还有一个出口,我们这么多年来允许资源被浪费,允许环境被破坏,允许劳动被剥削的前提之下,使得我们中国的产能过剩的现象极其可怕。由于我们这种成本太低,也就是违法成本太低,包括对环境的违法,对劳动者工资的违法,以及环境的违法,资源的违法等等,成本太低,所以我们形成一个严重的产能过剩的情况。我们的生产是远远高出35%的消费。各位知道我们的产能过剩到多严重吗?中国的产能过剩占GDP的比重高达35%,和消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在外面所看到的工厂,其中一半都是我们消费不了的,都是产能过剩,很好笑的,就是我们的消费是35%,我们的产能过剩也是35%左右,但是我们消费不了的。怎么办呢?这么多年来我们就靠着四个字来把产能过剩这一块给消化掉了,叫做什么?叫做出口创汇。

  那么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各国为什么能够吸收掉我们中国35%的过剩产能呢?因为他们通过这个链条来消费的,这个链条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链条就是资金借贷的链条,也就是说美国为首的欧美各国利用借贷来消费,比如说刚才讲的借钱买房子,他可以用信用卡,他可以消费贷款,他利用各种借贷的方式,借了庞大的消费能力,他们超出自己生产高达7%左右,美国。那么这个比例以借贷为主,以负债为主的消费迅速成长,因此把中国35%的过剩产能完全被吸收掉了。所以我们中国靠着这种过剩的产能和欧美这种工商链条的紧密挂钩,它们不断的印钞票,不断的负债,不断的消费,我们中国不断的制造,不断的生产,给他们消费,因此我们的产能过剩被它们完成吸收掉,我们在这个层面上讲跟他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目前我们还是不太清楚的。因此中国的工商链条跟他们怎么对接呢?就通过他们的负债消费吸收了我的这个链条里面过剩的产能,因此两条链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请各位来宾再想一想,假设这种情况,如果他们的防火墙失败了怎么办?如果他们的防火墙一旦失败,金融危机的下一步,就是信心危机,信心危机的下一步那就是消费减少,再下一步生产受到影响,再下一步失业,再下一步消费减少,形成恶性循环。那么这个消费减少就直接冲击到我们35%的过剩产能。只要它的防火墙一断链,整个工商链条一受冲击的结果会通过消费打击到我们35%的食品经济,因此中国就会遭到直接的冲击,而且冲击它的力道之大,可以占到我们 GDP的35%,多可怕。

  而且就算是不冲击,就算是防火墙成功,只要美国改变负债消费的模式,因为他们的负债加入太多的三聚氰胺,其未来的结果和我们的牛奶一样,由于我们牛奶有过三聚氢胺的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中国奶制品的消费一定会下降,能不买就尽量不买,过去喝牛奶的现在喝可乐也可以,由于你对三聚氢胺感觉到敏感,所以你对中国奶制品的消费一定会下跌,想一想欧美各国,他们也是三聚氰胺的问题,他们的负债当中加入了三聚氰胺的元素抑制他们对负债,会和我们的牛奶一样,会减少。如果他们对负债减少的结果那就是负债消费的减少,就算是防火墙依然完善,依然阻住了金融危机,只要三聚氰胺的效果在美国一发酵,美国老百姓和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是一样的,我们就不敢买那么多的奶制品,他们就不敢借那么多的钱去消费。如果美国老百姓一旦不敢借那么多钱去消费,我想请问你,你又如何来吸收我们中国35%的过剩产能呢?这个时刻也会对我国的实体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因此结论很清楚了,美国防火墙失败会通过消费的减少直接冲击中国的工商链条,如果防火墙不失败,防火墙成功的话也会通过三聚氰胺的效果使得美国老百姓不敢负债消费,也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而真正的连接口就是35%的 GDP。 你们听完我这个演讲之后,你可以理解到,这些35%的GDP是什么呢?就是制造业,只要负债消费一旦改变,或者是防火墙一旦破裂,回头来又是冲击到我们哪个部门?制造业部门。如果你还是没有设立防火墙,制造业资金再度流窜出来,会冲到哪里,我也不知道。然后造成我们工商链条的解体,所谓解体就是全线冲击,冲击到哪个部门就算哪个部门了。

 我讲到这儿大家都听懂了,心里面有什么想法吗?

  27%的进口,用35%减到27%,只有8%。出口减到进口,不能光算出口。现在不是提问,我是很感性的呼吁,来宾们你们都听懂了没有?有什么想法,想一想。我前面讲的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会对我国的工商链条,尤其是35%的出口,也就是产能过剩这一块造成重大冲击。它的防火墙破裂这当然会冲击到,就算防火墙不破裂也会因为三聚氢胺的事件也会冲击到,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我国的很多制造业它订单大幅下降,而且下降速度极快。我们的数据显示应该是 10%到30%之间的下降,这对我国的企业产生重大的冲击。
  当然我们相信更关切的中国的制造业在这场风波之下如何处理,请各位想一想,我们正是这种成长模式,我们不是三驾马车,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消费、投资以及出口,实际上是两驾马车,一驾马车就是刚才我讲的出口,实际上本质的问题是我国产能过剩,而我国产能所以过剩有一个吸力,有一个推力,吸力就是欧美各国的负债消费把这个给吸收掉了,而推力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制造业破坏环境,两个结果使得我国庞大的产能过剩。虽然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因此在环境资源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你们的木头筷子,各位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为了生产这种毫无附加价值的木头筷子,你知道已经砍了多少森林了吗?我们已经砍了20%的森林,那么请问我们这一代你想留什么给你的子孙?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本身是值得我们深思思考的。通过35%的出口,产能过剩和国际工商链条挂钩,这就是国际工商链条冲击我们的重要管道,目前我们的问题,包括投资房地美跟房地美三千多亿,投资黑石14亿美金,还有最近公布的数据投资另外一个基金,12亿美金,这个基金也要清盘的,发现我们要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水平是有限的。

  那么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大家关切,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股市泡沫跟楼市泡沫的本质问题,就是制造业的衰退,简单的讲,就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因而形成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暂时的火爆现象。实际上我国的楼市跟股市会随着我国制造业的迅速衰退而同时衰退,当然今天并不是讲楼市和股市的。那么讲完了出口投资,再讲50%几的政府公共支出,叫做固定资产投资,我国GDP当中占到56%左右,这就是你们平常所看到的钢筋、水泥,那么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是靠这种固定资产投资来取代消费的不足,因为我们消费只占到35%,而固定资产投资按照全世界的标准来看,应该是20%几,而我们之所以是50%几的缘故就是利用政府投资来取代民间消费的不足。民间消费就是不足,你们可能问我为什么不足?很重要的原因是相对而言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缺乏。而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在现代工商链条的时代医改如果成效不好的话就不是简单看不起病这么简单,看不起病仅仅是农耕时代的特性,而现代工商链条会因为你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足,以医改为例,当你看不起病的时刻,下一步就是你不敢消费,为什么不敢消费呢?因为你担心万一哪天你的父母、子女病了怎么办?你得存钱给父母和子女看病,产能过剩,下一步通过欧美各国的负债消费,吸收我们的产能过剩,同时造成出口创汇,那么我们出口减掉进口的比重有多大?

  我们去年出口减掉进口的贸易顺差几乎全世界排8%,日本以出口为主的国家这么几年也不过是我们的一半,我们这种出口创汇的现象是几乎完全来自于消费严重不足,被迫产生出口创汇,被迫产生出口贸易顺差,每一年8%的顺差使得我们外汇大量积累,2006年10月首先破了一万亿美元大关,07年12月破了 1.5万亿美元大关,08年6月底破了1.8万亿美元大关,现在我正在讲课的时候正在破1.9万亿了,我们的外汇大量积累,主要原因是两驾马车拉动经济的发展是畸形的,是扭曲的。消费不足下一步就是外汇大量积累,下一步人民币汇率大幅增值,再下一步打击了出口制造业。这就是我国出口制造业慢慢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由于这种GDP的扭曲造成一种必然的人民币汇率的上涨,而人民币汇率的上涨就回头打击到了我们的出口制造业,造成大量倒闭。

  第二个因素,就是成本的上升。成本的上升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切,因为今天中国的通货膨胀不是货币现象的流动性,大家思路太简单,总希望用一些非常简单的经济学的术语解释这个现象,根本不是这个事。那么这种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成本压力是很大的,使得我国的制造业不堪重负。
  第三个冲击,就是劳动合同法,我自己经常做个表态,我个人对劳动合同法本质意义是相当支持的,我总认为在一个具有信托责任的时代,社会所谓的富裕的群体通过很多方法来补贴弱势群体是应该的。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够以“双输”为代价,劳动合同法本质意义是重大的,而且是正确的。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第一,缺乏反方论证,第二,缺乏试点而匆忙推出,使得我国的制造业不堪重负,第四,就是错误的宏观调控,我们很多学者对于中国经济的诊断过于简单化,总认为去年、年前的楼市泡沫、股市泡沫、通货膨胀是流动性过剩,也就是说钱太多了,打到股市是股市泡沫,打到楼市是楼市泡沫,买产品通货膨胀。

  那么当政府吸收这些错误的建议之后,他所推行的宏调本身就是错的,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收回流动性,通过什么方法呢?通过提高利率来收回流动性。那么请各位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前提就是错的呢?有没有可能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流动性过剩,有没有可能几乎全国的学者都是错的。因此误导政府的结果宏观调控是错的。请大家思考这个话题。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指出泡沫的问题,膨胀的问题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我前面讲的制造业过于衰退,它的结果使得大量资金进入股市楼市,造成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因此我根本反对流动性过剩的说法。

  我记得我在下半年写的八大危机,在这个之后,广州有一家媒体叫做《南方人物周刊》对我做了专访,编辑在编辑语上写一句很耸动的话,他说当全国都公认为去年所谓的泡沫现象,通货膨胀现象是来自于流动性过剩的时候,郎教授不同意,下面的话更有意思了,他说如果郎教授是对的话,那么全国的学者几乎都是错的。那么也就是说按照郎教授的意思,政府所推行的宏观调控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一个落井下石的毒药。也是由于媒体耸动的报道,大家也是看戏,到底是郎先生对,还是其他所有人是对的,我还把这句话抄在一个小纸带上面,我也是做一个赌博,必胜的赌博,到今天为止,最近这几个月,我就变得羞答答的了,不知道为什么呢。我很害羞的不好意思的告诉各位,对不起了,我又是那个唯一的胜利者,他们都失败了,我是唯一正确的。中国经济现象根本不是流动性过剩,胡说八道。

  那么怎么造成的?请各位想一想,宏观调控的目的是社会流动性,问题流动性本身就是错的,所以在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的打击之下,宏观调控就变成了我去年所谓的新的打击,怎么打击我们的企业呢?通过以下三个管道打击我们的制造业。第一个管道在宏调压力之下,银行从制造业部门大量社会流动性,打给过热的地方政府,第一个管道。

  第二个管道就是在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以及宏观调控的四大压力之下,民营制造业更干不下去了,它的必然结果就是把应该投资在制造业的钱不投资了,拿出来打到过热的部门去炒楼炒股去了。因而造成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就在这个时刻我们的政府误认为,错误的解读这叫经济过热,实际上就是没有斩断工商链条,在制造业碰到危机的时候没有解决制造业的问题,才使得制造业资金流窜到过热的部门,炒楼炒股,因此第二张骨牌倒下。

  第三个管道,我简称为海尔现象,什么叫海尔现象?也就是原先在制造业这些企业干不下去了,然后就拿出大笔资金打到过热的部门去做地产开发。所以各位请注意,这三个管道很有意思,第一个管道使得更多的资金从过冷的,最需要钱的民营制造业流到了GDP工程去,第二个管道使得制造业资金从过冷的制造业打入过热部门炒楼炒股,形成虚胖现象,更误导政府是经济过热,实际上根本不是过热。

  第三个管道使得资金从过冷部门转到过热部门大量的开发商又出来了,买楼的钱多了,做地产的资金也多了,而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最直接的冲击就是坚定了政府认为经济是过热的,这是错的,实际上只跟GDP工程的有关部门是过热的,这个总量只有30%,其他70%的制造业基本过冷。那么这个30%是哪些部门呢?去年是地产、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替他们融资的银行,大型国企,证券公司等等,这几个部门是过热的。与我国民生息息相关的制造业部门呢?基本过冷。

  所以这种现象就形成了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二元经济环境,在这种二元经济环境之下,政府的任何的宏调政策的必然结果就一定通过三个管道使得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就这么简单。从而造成宏调的失败,经过一个人大力呼吁的结果,政府宏调的结果也有一些改变,也要给政府一些正面的评价。而且到这个时刻,两年之后发现郎咸平讲的是对的,但是如果早就帮助制造业的话还不仅仅如此。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它是二元经济情况。

  那么二元经济几乎完全主导了股市的股价和楼价,而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股价的判断总是这么精确,各位记忆犹新的话应该知道我去年11月在北京清华上课的时候,我讲过年底开始国家开始跌,到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还在凤凰卫视的《镪镪三人行》提出我的观点,当时大家又是一片幻想,说是有奥运行情,奥运之前股价大涨,我相信我是全世界少数几个人非常明确的指出,呼吁全国股民不要相信奥运行情,我讲的很具体,不要有幻想,中国没有奥运行情,股价必跌,有这种胆识是不容易的,讲错了怎么办呢,但是我是不会错的。因为全世界的奥运主办国的股价在奥运之前都是上升的,奥运之后才会跌,郎咸平你凭什么这么大胆?你讲的话不但给我们内地学者完全不一样,同时和国际经验也完全不同,你为什么敢笃定中国完全负责没有奥运行情?原因就在二元经济,因为股价跟楼价的价格走动一定是取决于基本链,而我们过去的错误在哪里呢?我们只看到表面现象10%的经济成长证明我国的经济是健康的,因此为什么股价、楼价不反映这种旺盛的经济成长呢?搞错了,它所反映的不是每一年10%的成长,而是什么呢?而是二元经济的本质问题。在清华学习你们很幸运,我跟你们接触的是最多的。

  请各位想一想,政府包括证监会,总认为它的股改是成功的,05年开始我就极力的批判证监会,我说这种股改是错的,根本不该推行,我讲话都是很绝对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从来不模棱两可。所以当时我就说股改是错的,那么证监会怎么回应呢?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也回应了一下,当然他也不会听我的了,我说箭在弦上也得撤下,他也不撤。听完这次演讲其实还有副作用,回家以后保证你后悔,肯定会说今天不该听演讲,怎么不听呢?以前不听他的演讲什么都搞不懂,觉得日子挺好的,现在什么都搞懂了再也睡不着了,因为那个家伙讲的都是对的,我连点幻想都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时刻,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学术讨论,不需要变成像演讲一样,非常注重实效性,我们稍微洒脱一点,我想跟大家沟通一下资本主义的问题,为什么股改是失败的?那么我今天就想通过这个机会和你谈一谈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时代,他们推出过股改,你相不相信我们做股改的时候从来不研究别人是怎么做股改的,闭门造车,他们是谁帮他们设计的呢?是罗斯查尔德家族帮他们设计的,今年有一本畅销书叫做《货币战争》,千万别看,大部分是胡说八道,但是有部分是对的,罗斯查尔德家族是对的,而且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面无数次谈到这个家族,大概是400多次,这个家族伟大到什么地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叫英国股改的计划,他们是资本主义皇冠民族,替英国资本主义的政府制定了一个股改计划,我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股改计划和我们中国社会主义股改一对比,我保证你哄堂大笑,罗斯查尔德家族所拟定的股改叫做股改三定律,定律一,股改的公司一定必须得负有信托职业经理人经营,因为这才是资本主义的灵魂。

  对比中国,我们中国也有很多职业经理人,他们缺乏对国家民族以及老百姓的信托责任,你能不能相信在08年上半年,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在股价如此大跌的时候一样抛售,这种心态我完全不理解,信托责任在哪里,不是说法律规范你可以做你就一定要做,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法律说你可以做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的良心你该不该做,在估价大跌的时候谁想到了股民?你们上市公司哪一个人为了股民的利益而做思考,没有,为什么?因为股改的第一条定律你就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职业经理人不应该讲全部了,大部分缺乏信托责任。而英国股改的第一条,职业经理人必须具有信托责任,第一条就以后完全显示出了差距,第一条如果能够彻底执行的话上半年股改的问题不会出现。

  第二条,请看看帝国主义政府怎么做的,只有好公司才能股改,坏公司不能股改,英国政府是什么观念呢?他们认为一公司进行股改的话和好公司进行股改的话不一样,因为股改本身是政府的信用,坏公司股改的结果是老百姓会受到损失,老百姓一旦受到损失回过头来骂政府,英国政府为了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一直不鼓励坏公司股改,股改是政府的信用,对于中国来讲任何公司都可以股改,包括坏公司,这一点你会发现巨大的差距。

  第三条是最重要的,也是我在05年一直呼吁证监会的,这种以市场化为主导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第三条是什么?为了保护中小股民,因此股改后的公司英国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在必要的时候具有一票否决权。这个话05年我就说过,但是不听,只要是我讲的话他就一定不听,不是我讲的对不对,因为我没有讲错,我讲的结果就是不听。那么我们呢?政府完全退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继续留在股市,为了中小股民的利益还保有一股黄金股,对这些股改后的公司,如果它的政策伤害中小股民的话,英国政府具有一票否决权,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呢?完全退出,你该干啥干啥。为什么?靠市场解决问题。罗斯查尔德三定律做一个对比,定律一,必须具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经营,定律二,好公司才能股改,定律三,英国政府具有一票否决权。任何一条在中国实施的话股改都不至于是今天这种模样,假设中国的上市公司都具有罗斯查尔德定义率品德的话,没有这么多问题,如果中国上市公司只是好公司进行股改的话也没有这么多的问题,如果两样都不是,第三项如果我们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的话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最近发生的事情,一票否决就是了。现在做亡羊补牢的工作,为什么做亡羊补牢的工作呢?学习不好,原先的制度设计就是错的,最后谁负上沉重的代价呢?在座的各位,这是一个政策的错误。

  所以今天我用信托责任来贯穿整场演讲,你会发现罗斯查尔德三定律里面强调的信托责任,你想一想英国政府它是不是一个对中小股民具有信托责任的政府,在想一想英国政府在这次金融海啸当中是不是全世界第一个领先国有化银行的国家,为什么?这是对全国老百姓的信托责任,他们想做什么,他们用国家的信用来弥补老百姓对资本主义信心的丧失。所以英国已经是没落的国家了,可是英国政府这种品质一直是放在这里的,那么这种以信托责任为主导的品质,我认为才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我相信各位学员一定有一句话,为什么这种品质只存在英国人的制度里面的?为什么英国人血里面流着信托责任的血呢?

  在16世纪,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16世纪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个故事,我认为这个故事的发生应该是现代信托责任的起源。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各位一句话,在16世纪左右的时光是欧洲国家发现新大陆的时代了,而且发现新大陆的目的是找中国,中国在他们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们就是要找中国,怎么找呢?比如说马可波罗从意大利从东走找中国,他找到了中国,那么另外一个人叫做哥伦布,葡萄牙人,从西走找到中国,他们相信如果地球是圆的话,从哪儿走都可以找得到,但是没有找到中国,找到了美国,请各位学员想一想,如果地球是圆的话,往东走可以走到中国,往西走也可以走到中国,你们如果用一点创造力的话,你们会想怎么没有人往南走,怎么没有人往北走的,按照当时的水平就应该有人向北走,向南走,你们有没有人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没想过,我希望大家要多加一点创造力,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国的教育体系它不是培养创造力的体系,它培养什么?培养解题高手,我们不是培养创造力,如果像小朋友,具有创造力的小朋友,基本上第一被淘汰的,我有一个学生的小男孩儿聪明的不得了,一岁就会讲话,一岁半就会唱心太软给我听了,然后一岁的时候帮他妈妈抹地,聪明得不得了,我说你这个小宝贝将来一定是第一批被淘汰的,因为我们的小学老师最讨厌这种人,我们小学老师喜欢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上课以后乖乖听讲,双手背在后面听课是我们老师最喜欢的,这种人普遍缺乏创造力。

  你们只要顺利的读完本科就充分证明你们是一群没有创造力的人才。所以像你们这种水平的人,肯定想马可波罗走东,哥伦布走西,我这个人的幻想力也是不行的,我也缺乏创造力,我不但缺乏创造力,还缺乏解题能力,而且我现在还缺钱,什么都缺,还好在美国呆了几年创造力培养了一点,我就顺着这个思路想,有没有人走南,有人走的,碰到南极大陆冻死了,也有人走北,1533年就发现有人走北,当时有250个伦敦商人,一个人好像出了25英镑,然后雇了一个职业经理人,搞了三艘船,旗舰,最大的一艘船叫做莫斯科威号,往北走找中国,只要打着找中国的旗号招摇撞骗筹资什么产业基金一点问题没有。当时也搞了一个私募,这个私募就是250的伦敦商人一个人出了25英镑找中国,这个是船,信托责任就开始了,这个时刻就发明出了信托责任,信托责任现在的英文是很难的,当时信托责任第一句话TRUST,英文翻译叫做信任。

  我们这么多人拿了这么多钱,我就相信你了,你带领三艘船往北走找到中国,我们会相信你找到中国的,结果三艘船就走了,如果放在我们今天中国你敢不敢?拿出一大笔钱,你去吧,去了就不回来了。那么这个时刻TRUST,信任就开始了,因为他走了就走了,结果没有想这个船长往北航行走到挪威那一带,突然碰到暴风雨,要是一般人的话早就回英国去了,他没有回英国,他奋力带领所有的水手们与风浪挑战几天几夜之后,两艘船沉没了,就剩下莫斯科威号了,一般来讲你已经够哥们了,没有逃走就不错了,而且冒着大风浪,就凭这一点可以拿一等功了,通常人应该可以回来了,不,这个人的心中就开始流出了英国传统信托责任的血,继续向北航行,结果到北极碰到了一群北极熊,怎么办呢?向右转,碰到荒凉的平原,带领两百个水手下船了,跑到很远的地方,终于碰到了一群人,这群人是欧洲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山贼,叫做恐怖大王艾文,恐怖大王艾文看到这群英国人很激动,这两拨人,英国人是天生的商人,看到恐怖大王艾文之后,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保密,而是如何的做生意,这个英国的船长说喝一杯二锅头吧,九族反报纸后咱们做生意好不好,然后那个恐怖大王说好,他说你有什么,我有羽毛笔,我有衣服,我有毯子,我有铅笔,跟你们换好不好,艾文喜欢的不得了,说我们有貂皮,是我们这里最不值钱的,我都不好意思提,结果船长说要要要,对方都觉得自己掏了便宜,换了一船的貂皮,然后他就把貂皮请当地的人,上了莫斯科威号,中国没有找到,然后把貂皮卖了,赚到了钱还给股东了,当时是250个伦敦商人感动的痛哭流涕。

  从此以后这位船长如果他还要再次出航的话,他就一定能够取得最高的市盈率,也就是说他如果要买一艘船出航的话,我相信会有几十倍的钱流到他的手中,这就是市盈率的由来,因为信托责任才能保障最高的市盈率,从此以后恐怖大王艾文就跟英国搭上了线,他觉得他们很够义气,英国人掏到便宜之后开始在这个地方设立了殖民地,后来取了一个名字,什么名字呢?想了半天,这个名字就叫做莫斯科,这是真的故事。所以要是没有我们中国的话美国跟俄国都不会出现的,所以莫斯科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这种信托责任从这个时代开始孕育了几代的英国人,就像英国人到了2008年,在金融海啸风波之下,在这里我要给英国首相最高的评价,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利用政府的力量来保护全国老百姓的利益,因此他首先想到了国有化,首先想到利用政府的信用弥补资本市场信用的缺失,各位同学要知道,英国政府带头所推行的国有化本身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英国贫民大众的全体利益为主导,等他这次把银行国有化之后,你知不知道他过纪念会搞什么?搞股改,再搞股改就不像我们这种水平的股改了,我们是坑害股民的股改,他们还会按照郎教授给你讲的课,按照罗斯查尔德的三定律,曾经收回国有的银行,通过股改三定律还给社会大众,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政府?这是一个知道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政府,等英国政府把这些公司经营好之后再还给你们,而且用股改三定律的方法,也就是以信托责任为基础的方法还给社会大众。亚洲只有一个国家这方面是最具有信托责任的,他们做法是一样的,很多国有的企业通过这种方法还给社会大众,取之于社会大众,还之于社会大众,是谁?新加坡。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股票市场这么差,你可以讲出千万种理由,但是我们建立股票市场的时候,我们上市公司上市的时刻,甚至我们国企改革的时刻,我们从来没有强调过资本主义的本质,说不定你今天听我讲课是第一次,觉得还有信托责任这一说,没有听过,为什么没听过?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资本主义的灵魂。

  我刚才讲股票市场,那么我们的股改一开始就是错的,所以最近证监会做了很多亡羊补牢的措施,也印证了我对它的批评是错的,很多媒体采访我,郎教授你对于证监会最近出台的措施股改方面,你有什么看法吗?我说我根本不想讲。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一开始就是错的,现在再怎么做都无法弥补当时的错误,而且犯的错误既然可以不负责任,我感到更是匪夷所思,老百姓买单就算了吗?不可以。

  那么既然股改是失败的,为什么2006年开始股价大涨呢?其真正原因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也就是说在当时这么多冲击之下,当制造业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设立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所个制造业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形成了股市泡沫,也就是形成了06年开始的股价大涨,这就是郎教授的二元经济理论。如果说你是我在清华总裁班的学生,你在股票市场还赔钱的话你这辈子就没希望了,我在很多班讲过这个话题,而且我讲的非常具体,你们不听我也没有办法,07年的5 月30号,政府提高印花税,股指由六千多点跌到三千多点,那么其后从5月30号一直到11月半年之间,股指由三千多点又拉回六千多点,这个时刻你们并没赚钱,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时你自作聪明,你认为大盘股涨的过凶,你不敢买,你买了二线蓝筹,你只要买了二线蓝筹基本都没涨,因为从去年6月份到11月份的半年之间真正拉动股指的都是什么股票?大盘股,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二八现象,或者是三七现象,当时的大盘股是什么股票吗?地产、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企其他的融资银行,还有证券公司等等。

  这不就是二元经济当中过热的部门吗,从去年5月底到11月的股票市场真正反映了二元经济的本质,那么为什么到了11月份我在清华总裁班讲课呼吁各位学员要抛售,原因在于两个,第一,二元经济当中过热的部门它是涨幅过快,必定要回调,过冷部门的数据显示持续恶化,甚至到达崩溃的边缘,那么对于整个经济体系而言,如果是这种结论它持续恶化,下一步就是股票市场的大跌。那么到了今年3月为什么我会在广州开记者会呼吁政府救市,因为我已经对我们很多学者看不下去了,我认为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他们讲市场化,政府就要出来在股市泡沫、楼市泡沫之后赶快设立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然政府也相应有一个呼吁,开始救市,当时救到3900多点,但是还是扛不住,为什么扛不住?因为整个股市受二元经济所拉动了,二元经济大部分的部门持续的萧条,持续的破产,到了6月底广东、浙江、江苏的破产企业超过30%,再也扛不住了,只要制造业持续衰退,中国的基础持续衰退,其必然结果就是股价不断下跌,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年5月份我在凤凰卫视的《镪镪三人行》我讲的这么具体,中国没有奥运行情,股民不要有幻想,因为股价必跌,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前面告诉各位的二元经济的现状。目前制造业持续恶化,前两天倒闭的何俊,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的企业会倒闭,当然我希望不会,我也不想做预测。那么09年我不做教授了, 09年开始我就要转行了,我要做明星去了,人生最大的目标也改变了。做制造业的同学我送你一句话,今天一定会比明天更好。

  我今天所讲的所有题目只有四个字,信托责任,今天我们中国股市的现象或者中国制造业的现状,甚至美国金融危机的现象,归结在一起,和我们整个信托责任的关系重大。中国制造业走到这个地步,你说下一步要怎么走,如果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又是两个小时的演讲了,所以不讲了。反正这个制造业就是这么一回事了。目前制造业我希望政府能够出来救市,也就是说当制造业发生危机的时候,政府要出来设立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如果没有斩断,这也是为什么在3月份我呼吁政府出来斩断股市的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再不成功,还要再往下切断,也就是说你切的越早,这个社会伤害越小,如果在两年之前能听我一句话,切断工商链条的话就没有后续的问题了,制造业也能够被保住,如果3月份以前,能够切断工商链条的话股民就不会受这么大的损失了,就不会有信心危机了,没有信心危机就不会影响到制造,不会影响到下一步人民的失业问题,所以第二关防火墙也是没有设立成功。下一步怎么办呢?继续设立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那么我们具体怎么做呢?我的回答是政府都不急你急什么。我只提一个理念的问题,我今天演讲的就是希望把工商链条这个概念,通过今天这个演讲告诉政府,告诉企业,告诉全国老百姓,也就是今天已经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工商链条的时代,整个工商链条的运作取决于整个信托责任的贯穿。

  美国过去工商链条运作的很好,因为他们信托责任贯穿的很好,而信托责任的缺失使得美国这种工商链条产生了三聚氰胺的事件,也就是三聚氰胺的结果使得我们对中国的食品制造业产生严重的信心危机,我们在信心危机之下国有化就成为下一步的主导,通过国有化或者政府的力量重建老百姓的信心,这一点非常重要,三聚氰胺在我们国家目前没有产生那么大的祸患也是由于我们对政府的信心,请各位想一想,政府的信心已经给予我们极大的安全感,像我们银行过去40%的坏帐,这种银行在美国早就破产了,为什么在中国还相信它呢?因为它是政府的银行,因为它有政府在后面的资助,所以你还是敢去存钱,同理可证,西方国家目前为了重获老百姓的信心,他们的做法就是把银行国有化重建老百姓的信心,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强化老百姓对于银行体系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当他们做国有化的时候我们在干嘛?我们在做私有化,这一点我要请政府当局稍微好好的检讨一下,多多学习别人,国有化不是目的,到最后他们一定会进行罗斯查尔德三定律的股改,那么请问我们私有化的目的是什么?你发现我们没有目的的,我们私有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私有化。

  我们迷信私有化,我们迷信市场化。所以在工商链条时代我们提出新观念,国有化也好,私有化也好,它的目的必须明确。那就是为了全体老百姓的利益而决定什么时候国有化,什么时候私有化,那么至于未来的经济情况怎么走,我在这儿做一个总结,你们去年所看到的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本身就是中国的现代工商链条时代了,已经崩溃,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在制造业危机的时候设下防火墙,使得整条工商链条产生重大的冲击,冲击到了股市、楼市,冲击到了信心,冲击到了消费,冲击到了生产,冲击到了失业产生了连锁反应,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完全放弃过去市场化的观念,因为中国不存在市场,因为市场是需要政府细心培育,细心构建的。而细心构建的基础是什么?那就是通过严刑峻法的力量让每一个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这才是市场化的基础,这种严刑峻法保证每个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这就是过去为什么没有次债危机,因为这种由严刑峻法所产生的责任贯穿到整个的工商链条,可是他们也发生了三聚氰胺事件,那就是次债危机,这种次债危机使得欧美各个老百姓对资本主义产生了信心危机,那么欧美各国的做法就是利用政府的信用,像我们政府一样加入这个系统里面,来挽救这个系统,但是国有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国有化,而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到最后一定会通过股改而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我并不是反对私有化,也不反对国有化,目的是我们的目的不明确。

  那么我相信听了这一次,从现在开始以后几场演讲,我都会不断的呼吁,让大家了解到未来我们何去何从,要走什么样的路,假如通过这次的冲击能够让我们的政府理解工商链条时代的特性,也就是以严刑峻法构建的法制化游戏规则才是市场化的基础的话,那么这种冲击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正面的冲击。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市场,通过严刑峻法的法制化游戏规则细心培育构建起市场之后,我们再根据现代工商链条的特性随时注意链条的崩溃,随时设立防火墙,随时斩断工商链条,那么这就是政府未来应该有的行政担当。而这正是欧美各国正在做的事。当然你可以好奇,那么欧美的工商链条和我们如何挂钩呢?那就是通过35%的GDP 挂钩了,也就是我们国家消费只有35%,可是我们的产能是一倍,这种生产过剩通过欧美各国这种工商链条的特性,也就是通过负债消费的方式帮我们消费掉了。

  这两条链条怎么挂钩呢?一旦它们的防火墙破裂,工商链条崩溃之后,会由消费冲击到我们的出口,如果他们防火墙成功呢?保护了工商链条呢?也可能由于三聚氰胺的事件使得欧美各国老百姓不太敢再以负债的方式消费。只要这种以负债消费形态,因为三聚氰胺而改变之后,也会回过头来打击到我们的35%的出口。现在我们不要简单的作壁上观,在这个时刻呼吁我们的企业、政府密切注意这种形式的发展,因为我个人非常的担忧,而我们的制造业在冲击还没有真正来临之前,我们制造业的投资营商环境已经因为四个因素逐渐的恶化,包括汇率、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那么未来的危机是什么,未来的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不然就是负债消费心态的改变,这就是我们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宏观调控形式,至于你们关切的制造业怎么办,那是下一个题。谢谢各位!

  提问:

  郎教授您好,我首先有一点,我对像您这样的专家是非常的尊敬,您今天所谈的观点,在GDP增长中的一部分内容跟昨天的有些专家的观点,有些是相悖的。确实很多的专家或者是半瓶子醋的这种专家误导了像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的。对于目前来说市场里按照您的观点来说,市场不能挽救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政策里,尽管我们政府也是在进行亡羊补牢的这么一个过程,未来能出台什么措施,我想问一个观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政府的这些努力,这种政策里到底还打破得了吗?

  我: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你让我难以回答。你如果关切政府为目前政策走向的话,你已经感觉到你已经在朝这方面转变了,也就是说政府更关心企业,政府的宏调,这个本身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虽然是微调,实际效果不明显,但是各位想一想,从过去从以收回流动性为主的宏调,突然转变成为辅助企业的做法,这本身是一大突破。而且我相信政府包括国家领导人也到了广东、浙江、江苏去做考察,结果我不清楚,但是各种出台的措施会发现我们已经对于防火墙本身认识逐步在加强了,因此我们这个演讲的目的是教育政府,让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各位要理解一件事儿,真正的爱国者不是取悦领导的人,我们国家这种太多了,喜欢恶意的取悦领导,到最后反而误导了政府,让我们的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今天我这个演讲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提出一些最新的思维,帮助政府解决问题,很多人说郎教授你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不是的,当我提批评的时候有人报道,当我提出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人报道,我讲的已经够具体了,我只提出一个理念,政府至于怎么斩断工商链条,那是政府该办的事,所以提出一个理念性的一个观点,希望这个观点能够影响到政府。我相信在未来的时光里面,我相信这种理念会得到印证的,政府也会支持的,因为我讲的是对的。

  提问:我非常支持您提出的信托作为资本主义最核心的一个部分,非常谢谢您把整个产业链解释的非常清楚,但是我自己有一点矛盾,您讲到我们的产能过剩,35%的 GDP,最后像北美这样的负债消费,由于两个原因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冲击,那么同时我们国内的问题又是因为在制造业上面,我们出现了问题,然后这个资金流向了泡沫的房地产和股市,产生了这个方面的泡沫。那么现在政府应该出面是要加强在制造业上面,让我们的制造业能够健康的成长。那么我就在想,一个更健康成长的一个制造业产生了40%过剩的产能,50%过剩的产能,再在全球经济这样一个情况下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没有太想明白,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我再讲具体一点,因为我没有讲到这个题目,政府帮助制造业是优化现存的制造业,尤其是以内销为主的现存优化制造业,而不是增加制造业。举一个例子,今天中国制造业的问题我们很多学者提出这个观点,正好趁此经济危机做产业转型,胡说八道,他根本不理解中国的制造业,中国制造业98%以上是不可能转型的,你做陶瓷的怎么转型?你做运动鞋的怎么转型?根本转不了型,我们98%以上的制造业没有可能转型。那么这种所谓的粗放型的制造业,或者是低端的制造业,在这种四大冲击之下,包括汇率、劳动合同法等等,它首当其冲。再加上未来可能有的欧美金融危机的冲击,它就岌岌可危。你要怎么帮助它,不是简单给它钱的问题,它现在已经亏本了,你给它钱它不一定还得起,还不起还有一个金融危机,我今天呼吁政府的做法,就是我下一个演讲题目,一年以后的演讲题目,不是给更多的钱,不是给税务的优惠,是如何利用政府的力量,大型企业的力量,让我们这些制造业从过去粗放型的制造业进入整条产业链的高效整合。

  那么今天我讲的不是产业链,我讲的是工商链条时代的连锁反应,有一个思维,叫做产业链是怎么回事儿,产业链本身它是包括七大块,中国是制造,我们中国人总是感觉特别良好,常常吹嘘自己是制造业大国,请各位想一想,我们真的是制造业大国吗?那么我们实在是感觉太良好了,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根本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美国只是把整条产业链当中价值最差的一部分放在中国了,制造,让你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那么有价值的部分不在中国。

  所以我以巴比娃娃为例,巴比娃娃的出厂家是10美元,卖到商场是10美元,10美元减到一美元是怎么挣出来的,是整个产业里面六大环节挣出来的,包括订单处理、产品运输、批发经营等等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出九美元的产值,他们利润率是多少呢?最高时候曾经到达40%,而我们制造这个环节不但破坏环境,浪费资源,还剥削劳工,利润率还奇低,05年是10%,07年就是2%,08年就是负的,人家是40%,我们接近零,还是负的。那么这种叫做什么?叫做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我们分到最差的一块制造,自己还扬扬得意,还是制造业大国,美国分到什么?美国分到六,因此我们辛辛苦苦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我们只要创造出一百万美元的产值,我们就通过6+1的放大替美国创造九百万的产值,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因此我们这么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取得了 GDP,而美国取得了几乎所有的利润。表面上看起来我们GDP很正常,每年10%,实际上是接近零利润,而美国闷不吭声,只要我们生产一个巴比娃娃,他们就赚到40%美金,我们一块钱的产值赚到几分钱,他就可以赚三块六毛钱,所以中国经济越高速增长,美国越富裕。而且真正能够让我们老百姓富裕的不是 GDP,是什么?是利润,只有我们企业家赚到更多的钱,他才会富裕,他才会给员工更多的薪水,员工才会富裕,因此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是否富裕我清楚的告诉各位学员不取决于GDP,以后大家不要再被10%的GDP所迷惑,这个和你无关,真正有关的是我们企业的利润率是多少,很可惜我们接近零,美国非常高,所以他们老百姓越来越富裕,而我们的GDP越来越高。

  所以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们这种现存的制造业,包括35%的内销跟35%的外销出口,将来都会遭到重大的转变,重大的冲击,而我们政府该做的事情就是走向 6+1的产业链的高效整合,而且高效整合的目的就是优化这些制造业,而不是增加制造业。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Oct 09

温铁军:不能把农业完全交给市场

作者:温铁军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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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主持人:邵颖波——财经时报总编辑

来源:搜狐财经

  邵颖波:各位网友,这里是搜狐改革开放30年30人的高端访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财经时报的总编辑邵颖波,今天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温铁军温老师。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在搜狐对话了。30年,我们都要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谈话是这样安排的,我大体想请温老实把中国30年农村改革的重要结点梳理一下,我作为一个外行,不研究农村,我有两个问题,也想今天通过谈话的过程,请你解释出来。

  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始于农村,这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我一直不太了解这个,前两天我看到周老师(周其仁)也谈话讲到了,他说邓小平做对了。之前也有很多人做过类似的探讨和实践,大家都想冲破这个体制。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家都在讲各种辉煌的成就,所有辉煌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

  通过今天的问答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我们30年辉煌的成就,看上去最先投入改革的农民,这个群体为什么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享受到这个成果?他们好像在很多方面,无论从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方面,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的幸福指数等等,似乎看起来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否定农村改革成就的意思,但是好象这也似乎是一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我希望在谈话的过程中解决掉。因为您刚刚从尼泊尔考察回来,也希望您谈谈您的感受。在这30年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能否比较轻松的来谈,但是这个问题当然不太轻松。这可能跟前面几场的讨论不太一样,因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再过几十年,仍然是最沉重的一个话题。

  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

  温铁军:为了让网友们有兴趣,我不妨从最近我刚刚从尼泊尔做的调查谈起。把这个作为话题切入。我是7月11号到22号,大概10天左右,去做了尼泊尔农村土地改革的调查。这是一个世界上刚刚诞生的民主共和国,刚刚把国王赶走。又是一个共产党联合的左翼的趋势。政治上的事情不多说了。总之,各种各样的力量都在介入。我在那里的一个多星期,组阁不成功,总统、副总统竞选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分歧。尼泊尔是一个80%是农民的国家。又是占人口大约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无地农民。全国是2700多万人口,农村占的比重大约是2000万以上。400、500万户,有100万户是农民。从尼共准备按照毛泽东的农民革命道路,发动农村革命,到农村去,打了十年,打出了三个师的农民解放军,现在这个部队放下武装,他不会放弃当年推进农民革命的初衷。他这次应该说要实现的是中国人民60年前实现的事情。因此,一个民族民主运动形成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务,是兑现你对老老百姓的承诺,就是对农民的承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让我又有机会采访了地主、农民,中农、雇农、佃农,跟他们在一起。走了大概三个村,不同类型,感受非常深刻。中国也好,尼泊尔也好,或者印度也好,其他也好。只要是发展中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都有三农问题,只不过看你如何解决而已。

  说到这里,就可以把它先作为一个引子,告诉大家我这个话题刚刚开头,我还会组织一个小的调查队继续做调查,因为这是一个历史难得的机会。中国已经找不到了,地主、富农、贫农、雇农已经找不到了。尼泊尔已经找到了,他是从小就被送到地主家里去干活的。我们叫半拉子,过去北方农区管小长工叫半拉子,这种半拉子一直在地主家里干,一直干到壮汉。这种人在尼泊尔都可以找到。

  千百年来农民“均田免赋”的梦想终于实现

  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农村改革的过程,不妨往前延伸一段。与其只看三十年改革,不如看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这是农民打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又叫国内革命战争,或者是叫三次内战,或者是叫独立战争。你可以把它和美国内战比。我们这三次土地战争也是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战争。中国真真正在二十世纪上半页,更具有历史感的,就是三次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农民追求的目的千百年来就是“均田免赋”四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历届领导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毛泽东1949年完成了土改,邓小平1978年完成了大包干。1996到1998年推进第二轮承包,提出三十年不变。政策上从第一轮土改到大包干,到第二轮承包,变成三十年不变,这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做的事情。进入当代以后,胡温新政,不仅强调三十年不变今后不再变了,形成了2003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从2004年到2006年完成了农村梦想的第二个,就是免赋。自1978年推进这一轮的农村改革以来,我们终于完成了均田免赋的梦想。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战争,到现在我们农业的大政方针,这是国家在稳定条件下能够有所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走出三农的困境需要两个“反哺”

  一般人一谈现在农村比较落后,主要问题就是没有把土地私有化,他们大概不太了解什么叫私有化。而且大多数城里人在谈论土地私有化的时候,隐含一点,如果你把土地私有化了,我就可以去买。现在的文件也主张扭转,这些法律都是主张扭转的。但是请别忘了,农地上的扭转是顺畅的,农地上的权属关系是正当的。同权不同利,同是所有权,政府也是所有权,集体也是所有权,没有同利,凭什么你强制?政府给开发商的权利叫使用权,集体给我的权利也叫使用权,凭什么你的使用权比我的使用权要大?我们却要把同权不同利的问题扩展到整个农权问题上来说事。你忘记了这一百多年来怎么经历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后来中国主要的一把手们如何稳定社会,稳定乡村。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革命以后形成的这一套相对稳定的制度,才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多人口的国家,真正完成了工业化。更为主要的是,中华民族在被打了一百多年以后,当他不得不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在搞工业化的时候,他怎么站起来,怎么完成工业化,怎么能够凭着中国十几亿老百姓的艰苦奋斗,大家忘我的牺牲,凭着这种奋斗过程,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他怎么复兴?这其实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大,但是不妨说得稍微远一旦,归结到一点,其实是2005年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他当时提出的一个判断。他说我们改革之前,可以叫做工业化的初期阶段,那个时候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现在应该是两个反哺,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他做的阶段性的划分,我们应该归纳。我们怎么看待历史?历史就是当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国家为竞争基础的工业化的时候,早期是工业化的代价,由三农来承担了。到了当代,就得是两个反哺,新农村建设,在总结三十年改革的时候,不仅应该看到当年农民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还要看到当代的新农村建设。这三个重要的创造,应该叫做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创造。这么看我们就知道了,其实中国三农问题产生了工业化,因为农村承担了工业化的代价。现在要想化解三农的困境,我们要两个反哺。现在我们就能够客观的看待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农村作为一个群体的问题。

  邵颖波:因为我们上次谈话也谈到过反哺的问题。您感觉这几年,城市反哺农村也好,还是工业反哺农业也好。这件事应该谁来做?我觉得靠市场工业不大可能。包括国际上粮价涨跌,在粮食买卖的过程中,农民始终是得利最少了。通过市场经济自身是不行。这个东西谁来完成?或者是由谁来完成?

  不能把农业完全交给市场

  温铁军:全世界正常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完全把农业交给市场。是因为农业不是一个纯粹可以放的市场领域。它具有相当重大的战略意义,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家战略的。它不是一个完全可以交给市场的。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产生共识了。中国具有所有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共性,又这么短期内完成工业化,又完成资本扩张,更需要占领更多的资源,同时要推进城市化。农业的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在中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已经到了仅够维持生存尚且不足的地步了。靠农业完成生存,至少在国内三分之一的地区已经不太可能了。这种情况下,让它进市场,连资源条件都不足,怎么能够靠市场解决问题呢?当然不太可能了。

  再看靠农业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国家有几个?全世界找不到几个。如果说靠大农业能够产生农业规模效应的。有,不超过十个。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只有不超过10个国家。就是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都是西方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所占领的别的民族的资源。如果说美国是农业现代化,你要先说清楚,这是欧洲殖民后裔的农业现代化。而原来美国的土著现在被圈着。欧洲因为自己的资源有限,掠夺了其他的四大大陆,占领了这些资源,屠杀了他们的人口。只说他推进了市场经济,不说他的掠夺,这不太全面。回到欧洲来看,到现在为止,欧洲有多少国家实现了农民经济?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的生产在欧洲,是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不是的。我常去欧洲。欧洲现在根本不是工业化。只有美国、加拿大是这样。你看看东亚,和中国国情相似的是东亚国家,日本、韩国、越南这些东亚地区。

  所以现在成功让农民有收入的国家,东亚只有日、韩、台是高度反哺。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拿钱,日韩农民的收入60%以上是来源于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第二个,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可以以合作社进入金融、保险、加工、购销、超市、餐饮、旅游、饭店,我们现在农民处处受限,不能进入的领域,只要合作社进入,政府一律开绿灯。条件只有一个,把你收入50%以上分配给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越是分散的小农经济,资源有限,越要靠政府优惠,除了财政的直接补贴,要帮助农民形成组织,这个组织就要把政府不给任何部门的优惠都要给农民。比如说银行问为什么不给我免税,要给农民免税?政府回答很简单,因为他是农民,尽管日本金融界、保险界都对这种保护有意见,但是日本政府就是这样保护,保护了一百年。在日本非常有意思,日本严禁外部主体进入农业。和我们现在的政策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鼓励外部有实力的人进入农业,捞一把再走。日本完全不是这样。这样才保护了日本的农业。你说优惠反哺,我们对于三农问题要给实惠。

  邵颖波:说到家就是政府来干?

  温铁军:说到家就是农民干,但是政府得给农民钱。当我们讲到今天的三农政策,讲到反哺的时候,我们要有看得着的政策反哺。更主要的是如何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农民有收入的领域。获取了收入以后,政府给予免税的优惠。才能够反哺到每一个参加者的身上。农民才能稳定,农业才不至于衰败。

  邵颖波:我从您的讲话中,也感觉到,我们说得多,做得少。做的责任肯定在政府身上。我记得前两年您自己干过的事就是帮农民卖大米。

  温铁军:那个时候我们先走一步,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卖得挺好,到处都来订货了。

  邵颖波:当时我们报道这个新闻,我曾经想给您打电话,温老师这样研究三农根本问题的人,也要做这些具体的事,我们认为这些事不是您这样的学者应该来承担责任,只是有一颗爱农民的心在那里。如果从三十年的角度来看,有若干个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我觉得大家讲免赋税,是三千年的梦想,这样说一点不过分。但是我仍然觉得不够。政府做得还是不够。像刚才您讲的反哺,可能并不是资金的投入,而是政策、法律和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如果你真的要把外面的资本限制住。地产的这些开发商们,如果他不是把土地这样便宜的掠走,转一圈就走。现在的无地农民也是很惨的,这些并不需要政府来管理,而是需要做好制度设计和监管。我个人认为农村不够强大。我们偶尔会想到,农业问题,去年和今年的经济形势,为什么国家的经济市场有比较陡然的变化,可能还是因为农村不稳定,底子不够。你是一个农业大国,有这么多的农民在这里,国家那么多东西投入在工业和第三产业上。汇率涨了,原材料涨了,通胀涨了,我们受的影响就比其他国家大。这是我觉得可能跟农村的不够强大也是有关联的。我们在想,这三十年变化很多,包括大量的农民流动,如果农村够强大的话,这些城里面的制造业出现问题了,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大包干并不是农村改革的初衷

  温铁军:农民没有形成一个集体谈判的能力。农民形成集体谈判的能力,很多问题要好很多。社会代价要小很多。你越是让他没有集体谈判的能力,他越是变成分散的个体行为。往往会造成社会代价很大。我们现在出的一些社会性的事件。其实,每次都会发现,多少万人参加,这些人跟这个事情毫不相关。他因为参加,就是因为他长期作为一个个体,无法形成一个表达利益的途径。偶尔有这种引子,他就把它当作了一个表达的机会,而这个表达往往是负面的。越是不发达国最大弱势群体的组织,就越会导致社会代价、社会成本非常高。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道理,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当务之急,我个人认为,农业农村的组织化程度,是改革三十年来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问题。不只是大包干就完了,这一点,当年搞大包干的时候,当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大包干的工作以后,当时我们所在的单位,叫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叫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当时我们的领导和我们讨论,大包干是目的吗?不是。当时管一号文件的副主任说大包干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手段。大包干以后能不能建立农村经济体制的要求,取决于农民有没有适合市场发育的主体。如果一家一户就是市场的主体,历史上已经几千年了,你能够说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几千年了吗?今天的人们有很多说法,但是当年是很认真的在讨论大包干之后应该如何推进农村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当时提出要办实验区,提出分地区,不同的资源环境条件,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有选择的办一批农村改革实验区。分散角色风险,分区突破。来实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那个阶段人们是比较客观、严肃、认真的看待大包干的问题。谁都没有说大包干就是目的。当时我们这些人中间比较著名的理论家,现在是北大的教授,他当时一个口号式的观点,使得所有人听了以后都为之一振,大包干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的问题更多。所以我们才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后来到这些年,似乎把大包干变成一个意识形态了。连20年前的水平都达不到,20年前都不认为这个东西到此为止。我认为84年大包干,05年就讨论,如何进一步开通城乡,那个时候在考虑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因此我们回顾改革三十年,大包干、农民按人以户为单位分的地,这并不是改革者的初衷,改革者的初衷是要在农民重新恢复了家庭自主经营权之后,如何进行组织创新和自主创新来提升农民的自主谈判地位,来维护农村的可维护的契约关系,这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这需要很多路走。如果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东西简单化、庸俗化,就无法推进改革。90年代以来,我们把某些提法固定了、教条化了以后,农村出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我曾经经常问大家,为什么八十年代没有三农问题?再进一步的推出一个问题,请问所有现在在中国存在的八千个集体经济的强村,真正的秘密是什么?他的秘密只有一个,自己把自己的资源资本化了。八十年代之所以不出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每年解决1700万以上的农民就业。到十年以后,城镇翻了十倍,乡镇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98年的时候,当时总结农村改革的时候,提出农村改革三大创造,家庭承包是其一,乡镇企业是第二,农村城镇化是第三。那个时候农村收入和城市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就是因为农村自主把土地、劳动力、资金这三要素在自己内部变成发展的源泉了。所以八十年代没有三农。这中间出了什么毛病?你把农民自己占有的资源用于工业化的道路挡住了。第一,所有的土地国家所有。97年的时候,国家土地管理局,我跟他们一起下乡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必须把农民的土地变为国有,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土地的同权不同利,他强调我的所有权大于你。所有权是不一样的。今天剩下的8000个强村,都是仍然维持着本村把自己本村的资源变成了资源。内部把收入分配了,就变成了强村。发达国家80%的工业用地全都不是被政府征占,只要政府征占,就不能发展。80年代有几个点,三要素留在农村,90年代流出农村。你要把三要素抽走了,就是娘被霸占,爹跑了,儿子本来就不孝。一方面在促进三要素流出,一方面说要加强它,这不是让人感觉很荒谬的说法吗?所以,80年代的经验是宝贵的。90年代农村出问题的原因就是三要素流出了。政府现在加大力度解决农村资金问题,现在开始往回送资金了,要求金融部门必须保证农村的金融需求。

  邵颖波:我听他们说了一句话,林毅夫到世界银行当行长去了,这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标志。

  温铁军:但是林毅夫确实是1999年,当时我当面听他讲,要解决内需问题,就需要靠加强对农村的投入。早在2002年末,胡锦涛总书记准备解决三农问题的时候,三农村建设的基本内涵已经有了。到2005年提出两个反哺。财政的新增收入主要用在县以下,投入到农村。第二个投入,国家支农资金要用在村以下,不是给部门、不是给公司,是给农民。修条路,挖个田,这些钱要投到村以下。第一条基本上做到了,温家宝这一段时间大张旗鼓的推进这个事情。第二条基本没有做到,因为部门利益太强,哪个部门都不同意,所以国家支农资金现在还是十几个部委分盘子,分了以后以自己部门名义下达。第一项相当一部分送到农村去了,现在每年增加几百个亿,总量是四五千亿。方方面面的投入下去了。这还是比较到位的。第二个要解决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解决农民的需求问题。这些相差很远,有一些起到相反的作用。部门得到这个资金,自己丢了一部分,吃喝玩乐一部分,为了说我这个资金下去了,要你这个地方配套,你不是要修路吗?配套35%,到了村里面,村里面负债,于是乡镇负债因为政府面的投入而相应增加。方方面面还有很多。所以,只有农民联合起来,真正有了集体谈判的能力了,事才能解决。

  邵颖波:我听过他们讲一个案例。财政拿了一笔钱要求下面配套,配好几次,他的钱始终不出去。把底下搜得是一根一根肋骨拔掉了。

  温铁军:最少的是给百分之十几。

  新农村政策是中国稳定增长的国家战略

  邵颖波:新农村正式实施已经几年了?

  温铁军:2005年提出,2006年实施,现在已经有两年了。

  邵颖波:您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温铁军:我的评价是,新农村政策总体上是一个国家战略。用新农村建设国家主导投入来扩大资产值,来增加乡镇或者是县级城关镇的基本需求。以此来维持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不使中国在国际经济发生危机的压力下,出现大的波动。它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国家战略。我把它叫做打造第二资产值,以国家为农村基本建设大规模的投入,带动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

  邵颖波:我也希望最后变成您说的这样一个新农村建设。农村这么多年来,经常是有一些新口号,到农村去,一两年之内他们还没有认为这是新的。在谈三十年的时候,好多人还是为了看以后。三十年以后国家层面,宏观经济,今年、明年,以后若干年,工业怎么样,我们今天都要谈。未来您觉得中国农村重要的趋势是什么?

  农村问题中国可以参照日韩模式

  温铁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发展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可比的是另外一个发展中人口很多的国家印度。所以我们不能说,当讨论未来前景的时候,拿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来作为中国的参照。我们将来是不是可以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不要那么比,那么比不可能有前景。第一,我们要比,比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这个圈里面,没有成功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可参照、可借鉴的经验,摸石头过河,摸到这里一片黑暗。接着,我们另外一个可比的就是东亚的同属于小农经济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中国自己、中国台湾、越南这些国家和地区。唯一的可借鉴的就是日韩台的综合农村模式加上国家投入的新工业,这些是稳定农村进而稳定国家的战略。在六十年代,韩国和日本,包括中国台湾,开始推进他的不同名目建设的时候,中国也在推进农民改变。那些国家相对小,人口总量只及中国一个小省或者是大省的一半。所以他们能够在十年到二十年这么一个阶段里面,基本上完成农村的公共建设,使得农民三通到村,人家是三通到户。农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于是内需上来了,经济稳定了。

  日本韩国都非常有意思,在东南亚地区,无论是印度尼西亚还是泰国,一场金融危机打得爬下来好几年恢复不过来。现在都很难说恢复。但是日本90年代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急,到现在十几年来,但是日本现在有经济下降吗?有就业下降吗?有收入下降吗?都没有。就是因为他早年搞的这一套使得日本区域经济综合发展。地方经济、城镇经济、中小企业是日本经济非常重要的一条腿,撑着日本不出现下滑。因此,尽管他可以零增长,但是日本不出现社会矛盾,大多数情况下日本是平稳的。就是因为他内需始终平稳,人民生活水平始终不下降。东亚可比的就是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一定是以极大的关注和投入去发展地方、发展农村。而不是少数几个点。某一个大城市已经超前现代化,可以跟美国、北美相比,几个外国元首来看,跟我们一样了。不是这样的。

  邵颖波:今年的形势骤然变化,跟你说的是一个意思。

  温铁军:农村问题我们可以参照的是日韩模式,按照日韩模式来重整农村的经济基础,我们有可能使农村相对稳定,国家的发展逐渐向好。

  邵颖波:我认识一个人,像您一样努力的,应该算是您的学生吧,是瑞安的。

  温铁军:不是我的学生,他是副市长。

  邵颖波:他也一直在按照这个。日韩和台湾的,他们都在做。他跟我讲过,他跟您汇报过,而且他的创新在这个领域引起一点故事。我曾经跟他聊的时候,他认为他有一套完整的设计。另外,他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他认为瑞安这个地方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可能比较利于他们搞创新性的研究。其实农村的问题还是相当的难。

  温铁军:根本问题不在于农民的问题,而在于现在部门和资本下乡以后形成的资本结构,要想让政府调控现有利益集团博弈的格局是很难的。曾经在瑞安搞三农一体,我也曾经支持了,但是也捏了一把汗,必须从上面搞大部制,所有的部门集合成一个大的门类,你才能打掉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做过一次节目。当时是直播,我说话比较谨慎。主持人问我你怎么看现在中央的新农村政策?我说的是任重道远。因为以往的很多问题太复杂,重要内容就是条块分割。现在当务之急不是农民有什么,当务之急是部门有什么。

  邵颖波:一谈三农问题,不管怎么样笑脸进来,都是很严肃的出去。

  温铁军:我从来没有悲观过。

  邵颖波:我开始提出两个问题,您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差不多解答了。没有让您说的尼泊尔之行的感受,尼泊尔再重复之前六十年中国的感受,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什么?他们可以从中国借鉴什么?

  温铁军:当我们研究解放前土改的时候,中国在很多地区因为人口膨胀,资源有限,并不存在大地主,中国有大地主的地方很少。大部分村里面只有一点中农、富农,或者是小土地出租。现在在尼泊尔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因为他是一个山谷,他的土地可耕地有限,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中部的丘陵地区,所以,搞土改本身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不平均分配,老百姓连基本温饱都做不到。我们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上,人均耕地资源有限,如果不平均分配的话,老百姓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做不到。如果不是东亚模式的平均分配,很难做到保证基本分配。这是一个感受,觉得历史再现了。第二个感受,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南亚的地缘政治范围。如果我们还是认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说法是成立的。我们看到南亚的发展困境,在于他照办殖民主义留下的上层建筑的时候,一定会反作用于一片小农经济的基础,使得农村很难再有所发展。尽管那些人会像英国人一样喝下午茶,但是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改制,是百无一用的。同理,他们提出的南亚模式,叫做设定一个上限,超过上限的部分由政府赎买。我跟地主聊的时候,我问他你担心不担心土改,他说我不担心,我家里现在五口人,政府设定的上限,我把土地重新登记到五口人的名下,不到上限。比如说他有十来个佃户,他们给他种地,他只是分到子女的名下而已。今天在尼泊尔,当金融议会政治的时候,反对的右翼政党提出土改必须合法,你们原来搞土地革命的时候,从地主手里拿下的土地必须还给地主。要求按南亚的殖民者留下的上层建筑中派生出来的设计上限的模式来进行土改,这是没有哪一个南亚国家能够成功的根本。你以为你科学、合法了,但是其实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次他们又要调整所谓的合法、科学的土改,这个时候我觉得值得我们注意观察,看看他这种科学的合法的土改是怎么样的。我们不能对人说三道四,我们只是研究人员,我们看看、观察观察到底是怎么样。

  邵颖波: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研究三农问题能够研究到土改上。我们都跑欧洲和日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改革模仿对象,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到一个雪山小王国去。您的想法很有意思。

  温铁军:我更关注发展中国家。

  邵颖波:好几天没有聊农村问题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温铁军:好。谢谢。

Oct 07

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Written by: snow | Filed under:-chinese-posts, -guest-posts | 1 Comment » newest 2008-10-09 07:10:20

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李昌平

2008-10-06  新浪网 新民网 

原文:http://news.sina.com.cn/pl/2008-10-06/154116403277.shtml

  锦涛同志今天去了安徽小岗村,肯定了小岗村当年“求温饱”——“分田单干”的历史贡献,对小岗村前年以来“奔小康”——“重走合作路”一字未提。全国人民都知道小岗村“重走合作路”了,锦涛同志不知道?安徽的同志和锦涛同志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

  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再次讨论农村改革,从锦涛同志的在小岗村的讲话中可知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了——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党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

  菲律宾衰落与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南北韩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国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菲律宾与日韩台: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结局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

  但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应该说上述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多大的一个弯路啊!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及我国台湾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日韩和我国台湾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地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过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不是被迫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减少,但没有出现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但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局稳定。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我国台湾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化”。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我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和我国台湾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如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

中国农业和农村究竟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国主流话语是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员创造的,和30-40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这样的话语50-60年代在我国台湾也出现过,但台湾及时发现了问题,及时阻止和纠正了错误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

  笔者认为中国错误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第一个后果是: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可能,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中国高速发展30年了,农民人数并没有减少,小农也没有现代化,农村也没有现代化。这样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个后果:中国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左右,只有这5%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全面小康是不可能的。

  后果之三: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国的日韩等“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和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而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纠正一系列错误的农业政策:

  立即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带小农”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服务小农的错误政策,归还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并优先扶持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日韩等农业资本集团在中国建“农业园区”、利用中国廉价土地和劳力生产同质农产品抢占中国传统市场的做法,大力扶持中国农民组织和企业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日韩和欧洲市场份额;

  立即纠正鼓励跨国集团并购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外国农产品抢占中国市场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主力军。扶持中国企业并购外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外国市场,并确保不丧失参与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

  立即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保障农民土地所有者地位——让农民拥有分享土地“农转非”资本化收益的权利。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通讯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篮筹名座E-2-802室(100020)

Oct 07

土地股份制——沉没前的最后一块木板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710/26102.html
张宏良

土地资源是一个民族最后的资源,如同溺水者沉没前最后一块木板。然而,目前悄然兴起的所谓“成渝模式”的土地股份制改革,正在葬送中华民族最后的资源,撤去溺水者生还的最后一块木板。所谓土地股份制,既不是把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的私有化,也不是归集体所有的公有化,而是把土地向大股东强行集中的一种形式。其特点就是把农民各自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以入股方式交给大股东支配,如同城市股份公司中散户投资者的命运一样,农民除了得到一串表示股权的阿拉伯数字之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作为补偿,政府取消他们的农民身份,和他们那些九十年代买断工龄下岗的工人老大哥一样,成为下岗农民,之所以说是下岗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是因为中国户籍管理的属地原则决定了丧失土地的农民仍然只能留在原地,无论进入任何一个城市都只能是外来民工的身份,无权享有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也就是说,土地股份制改革后的农民,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一部分人口:既不是享有社会福利的城市居民,也不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同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民,中国历史上的流民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自由迁徙和落户,而中国的身份证制度如同封建时代罪犯脸上的金印,无论农民走到哪里都标记着永远是农村人,成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人口。

与九十年代城市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一样,土地股份制改革实际上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土地强行兼并的方式形成大土地私有制。本来,现代股份制是人类历史上经济领域里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它通过资本的高度社会化使社会公众成为投资主体,形成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当初关于社会占有制的设想,并且还创造了一种共赢的经济模式,奠定了人类将来进入大同世界的经济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由私有化——国家化——社会化的资本发展过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目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伟大变革,人类21世纪的文明和福祉的发展,都将会从这里开始并且正在形成社会历史发展潮流。可是反观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却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不是消除资本的私人性质,变私人占有制为社会占有制,而是完全相反,把已经国有化集体化的财产重新集中到私人手中,土地股份制改革就是典型,先通过所谓家庭承包把规模经营的集体经济变成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然后再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变成大规模的私人经济。可见中国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产权改革与世界发展潮流完全相反,世界所有制演变的逻辑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中国所有制演变的逻辑是私有化——公有化——私有化。第一阶段中国与世界发展是同步的,是在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第二步中国与世界发展是背离的,悖逆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由于悖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很难找到理论上的合法性,所以就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最初提出中国特色,主要是和传统社会主义相区别;后来强调中国特色,主要是和世界发展潮流相区别;无论是早期呼吁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后来呼吁顺应世界潮流,统统被称为极左思潮而加以坚决否定。可以说,把现代社会创造的诸如社会主义等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把人类历史上诸如公平正义等优秀的文化成果,统统打上极左的烙印加以彻底否定,把悖逆世界发展潮流的少数人对社会公众的掠夺称为改革,是目前中国生态濒临崩溃、社会矛盾丛生、道德伦理丧失的主要根源。

可见,目前中国已经到了应该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的时候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胡锦涛总书记这段话概括了改革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方向,改革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定着21世纪中国的命运,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盛衰,所以必须要保证改革的正确历史方向,绝不能重演十九世纪洋务运动改革的悲剧!反思改革,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回归真正的改革,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改革的历史,人类一天不能停止发展,就一天不能停止改革,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除非是极端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分子,无论持有任何观点和立场的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否定改革,改革和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两个辉煌乐章。但是,绝不能把一切打破现状的变化都称之为改革,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凡是顺应世界大潮的变革就是改革就是革命,就有出路有前途,就要坚持要拥护;相反,凡是悖逆世界大潮的变化就是复辟就是反动,就没有出路没有前途,就要反对要批判。本来,在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走向资本社会化、劳动合作化的上个世纪末,中国由集体经济强行退回到分散的小农经济,已经是一个历史倒退,在农民开始自发地再次走上合作化道路的今天,再次强行堵塞中国农民的合作化道路,强行通过土地兼并把小农经济变成大私有制经济,则完全是历史的大倒退,是曾经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对当初农民土改的历史清算,是要否定当年土改运动的第二次土改,当初第一次土改是农民对地主的剥夺,目前的第二次土改则是对农民的剥夺。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守住的最后底线,是中华民族必须守住的最后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突破,中央六中全会举起的公平正义的大旗就会被砍倒,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就会落空,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就会被彻底堵塞,中国就会被推上动乱之路和亡国之路。

第一,土地股份制将会彻底扼杀目前中国农民正在发展的股份合作制,彻底葬送中国农民在产权领域的伟大创造,是背叛劳动背叛文明背叛进步背叛公平正义的历史反动。股份合作制是中国农民继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历史创举,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员工持股制度遥想呼应,开辟了劳动和资本可以平等入股的崭新时代。中国农民的股份合作制和西方国家的员工持股制度的共同本质特点,就是在资方按照出资额多少获取股权的同时,允许劳动者按照劳动贡献大小获取相应股权,把劳动者分散的股权集中起来,由公司内部的员工持股会统一管理,一旦员工持股会的股份达到控股水平,公司便成为工人真正当家作主的企业。可以说,承认劳动入股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劳动者获得的最伟大胜利,资本和劳动在企业内部的融合,将有可能彻底结束数百年来资本和劳动的尖锐对立,推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和劳动直接融合的时代。就这一点并且仅仅就这一点来将,现代股份制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的伟大革命。可是,在劳动入股权获得世界范围内伟大胜利的今天,在劳动者应该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却拒不承认劳动入股的权利;在全世界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百分之百承认劳动入股权的同时,中国所有股份公司却是百分之百只承认资本入股的权利。为什么?回答永远都是一句话,这些都是极左思潮的蛊惑人心。在中国改革精英那里,所谓极左思潮已经成为他们拒绝包括劳动入股权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唯一借口。

特别让人苦笑难耐的是,中国股份制在拒绝劳动入股权的同时,却搞起了一个权力入股制度,即所谓的管理入股和管理层收购,结果形成了中外股份公司相反的发展路线,外国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正在把劳动者作为股东引入股份公司,中国社会主义股份公司却在把当权者作为股东引入股份公司。在组成现代社会的官员、资本家和劳动者三方面力量的组合上,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是把官员排除在股份公司持股者之外,唯独中国是把劳动者排除在股份公司持股者之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劳动者主权,西方发达国家是投资者主权,目前中国则是官僚资本主权。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劳动者在内的社会公众正在成为投资主体,所以它越来越接近于毛泽东时代的劳动者主权,相比之下,中国社会正在人类文明疾速发展过程中逐渐陷入停顿和倒退。最让人担心的就在这里,建立在人类文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会把一个国家变成为强大国家;相反,建立在人类文明停顿和倒退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会把一个国家变成肥大国家;肥大国家不仅没有任何战斗力,甚至越是肥大就越是危险。晚清洋务运动和民国初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曾经先后两次把中国变成了肥大国家,肥大到几乎亡国灭种的地步。为什么同样是经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变成了强大虎狼,中国变成了肥大猪羊?差别在哪里?就差在政治文明上。建立在员工持股制度上的股份制,再次把西方发达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建立在官员持股制度上的股份制,正在把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有人可能会说,土地入股后农民就成为了持股者,和实行股份合作制没有什么区别,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股份合作制中的农民具有劳动者和持股者双重身份,管理上实行一人一票制,拥有双重投票权的农民不会被赶离公司和土地;土地股份制中的农民则丧失了劳动者的合法身份,成为单纯的小额持股者,在一股一票的管理方式下,农民那少得可怜的丁点儿零碎股份,根本不可能拥有任何权力,况且农民并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用来入股的只能是土地使用权,使用权限的时间长短带有很大随意性,完全由当地村镇干部决定,这更加决定了他们不仅不会拥有任何权利,甚至股权转让所得都会微乎其微,这就注定了他们将在更加悲惨的基础上重复九十年代城市下岗工人的悲剧,城市下岗工人至少还有一个房子作为栖身之所,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却不能把房子带离农村,带到他们有可能谋生的地方。

第二,土地股份制的实质是土地私有化市场化,结果将加剧经济殖民化。中国农村土地的占有性质十分复杂,是集体所有、农民经营、官员支配,这种复杂的所有制结构在客观上阻挡了土地的市场化进程,使农村土地成为还没有被市场经济完全淹没的经济孤岛,外资很难进入,所以外资只能通过美国政府压迫中国开放农业,这就是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美国集中攻击中国农业、金融和电讯产业的背景。目前外资进攻中国的路线十分清晰: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集中攻击农业、金融和电讯三大产业;以跨国公司为主力的国际垄断资本,集中攻击中国的装备工业、能源工业、食品工业和商业运输业等。这些产业刀刀都指向中国经济的致命死穴。就农业来讲,所谓开放无非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土地股份化恰恰满足了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要求。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美国全球化战略出神入化的高超水平,一如当年毛泽东同时指挥彼此厮杀的国共两支军队一样,美国今天也在同时指挥着敌我双方的方针政策,美国战略上需要什么,中国经济学界就向决策者端上什么,并且决策者往往是欢天喜地地主动吞下未来的苦果。

目前的土地股份制就是又一个悲剧典型。土地市场化,意味着目前中国的18亿亩耕地突然具有了市场价格,立刻成为浮出市面的惊人巨额财富,即便按照目前国家征用耕地每亩6万元价格计算,中国也会突然冒出超过一百万亿的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5倍!如此辉煌的巨大经济成就,除毛泽东那种谋略深远的政治领袖之外,是任何当政者都很难经受住的巨大诱惑,对于目前中国来讲,GDP的毒瘾超过了任何毒品。从198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改革精英的蛊惑下引进GDP概念那时候起,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找到了麻醉和瘫痪中国这头国际奶牛的有效方法——GDP,1840年以来中国先后两次被西方列强实施麻醉:第一次是英国用鸦片麻醉了中国,把中国放在了西方列强任意宰杀的案板上;目前这第二次是美国用GDP在麻醉中国。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当初英国人自己不吸食鸦片却大规模向中国输出鸦片,今天美国人自己不相信GDP,却成功地把中国人变成了GDP的忠实信徒,直到今天仍然在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麻醉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宰杀,土地市场化将要造成的上百万亿财富,将是比20万亿国有企业资产、60万亿金融资产更加巨大的一块肥肉,必然会引来国际垄断资本的疯狂吞噬,再加上外资贿赂赃款可以通过境外账号支付,对受贿官员十分安全,外资完全可以利用腐败手段控制我们主持土地股份制的官员,财富浩劫将在所难免。到今天我们才明白,西方发达国家强迫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为外资进入中国抢劫资产设置“投资保险”,如果抢劫成功,将是一石四鸟,剥掉中国四张皮:通过购并企业(银行)国有资产剥掉第一张皮,通过进入城市房地产剥掉第二张皮,通过进入证券市场剥掉第三张皮,通过进入农村耕地市场剥掉第四张皮;相反,如果抢劫失败,没有瓜分到中国巨额资产,就用升值后的人民币换回更多美元打道回国,至少不会赔钱。到目前为止,外资对中国的财富抢劫十分成功,前三张皮剥的十分顺利,剥掉农村耕地这最后一张皮的下刀处已经确定:土地市场化。18亿亩耕地开始成为外资瓜分对象,劫掠中华民族最后资源的第三次大瓜分开始了。饱经忧患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再次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古老的民族还能挺过这一关吗?我的眼里已充满了泪水——

第三,土地股份制将会形成历史上最大的流民潮,把农民彻底推向绝路,随时爆发社会大动乱。站在民工的立场上看,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公平的时期,整个城市的所有大楼都是民工建造的,民工却不拥有其中一间房屋,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贫富差距。为什么民工仍然能够忍受?就在于民工的家乡还有一块土地,民工还有一条可以选择的生活退路。家乡的土地成为城市民工的生活退路,城市民工又成为家乡老幼脱贫的希望;前有希望,后有退路,所以再苦再穷再不公平,民工仍然能够忍受。并且城市打工赚钱和家乡种地之间形成了一个经济互补的生态圈,这是民工能够接受历史罕见超低工资的根本原因,是极度脆弱的农村农业没有陷入崩溃的根本原因。

土地股份制将会在两个方面对农民形成毁灭性打击,把农民彻底逼向绝路,一方面,丧失土地断绝活路的亿万农民只能举家前往城市谋生,而天文数字的高额房价又形成了农民无法跨越的城市壁垒,如狼似虎的城市执法大队也铲除了形成贫民窟的条件,农民将完全陷入绝路;另一方面,在城市打工赚钱的民工被切断了回乡娶妻生子的生活退路,只能被迫滞留城市,面对耸入云霄的高价房屋和高价美女,对于一年工资买不了一平米房屋的民工来讲,同样是陷入生活绝境。土地私有化把农民抛向城市,城市高房价又把农民挡在城外,那些希望破灭后路断绝的数亿农民将完全变成绝望盲目的流民,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民大潮,流民大潮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主要力量,所谓农民造反其实大都是流民造反,失去土地的流民既没有生活希望也没有生活退路,甚至连做牛做马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除了为盗为匪就只有造反革命,除此之外剩下的就只有自杀一条路。从历史上来看,流民造反往往具有双重作用:如果能迅速形成统一力量,则具有改朝换代的积极作用;如果不能形成统一力量,结果就是分裂、动乱和内战,虽然最终仍然会形成统一,但是代价极其惨重,往往是白骨盈野、千里血河,能完整活下来的百姓家庭极其罕见,正是从这极其惨烈的历史遭遇中,老百姓才总结出“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切身体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宁可接受集权专制,也不愿意分权内乱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内乱都是在生态环境十分完善的基础上发生的,即使如此,尚且是十室九空,而今在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内乱,后果之惨烈将有可能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内乱。

第四,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将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形成能源粮食双双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通过榨干中国来维持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央政府宣布,一定要守住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可以说,在人类生存方式还没有改变的条件下,18亿亩耕地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只有坚持农村耕地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耕地占有的公有化和计划化,是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后一块孤岛,是最后一块完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配的财产,是中华民族将来应付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的最后一块阵地。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的敌人也懂得这一点,所以便操纵混入中国政府里和学术界的汉奸买办力量,掀起了耕地私有化市场化的浪潮。一旦耕地私有化市场化全面铺开,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会全面崩溃,道理很简单,一亩地用来种麦子和用来开发房地产,其利润相差何止千倍万倍!在利润的推动下,大量耕地将会如同雪崩般地放弃耕作、改变用途。耕地的市场化,将会在两个方面把中国置于死地:一方面,耕地锐减会使粮食越来越依赖进口,粮食从来就是战略物资,前苏联对美关系陷入被动的历史转折点就是从粮食进口开始的,世界出口粮食的主要国家就是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西方发达国家就会既抬高粮价大赚其钱,又卡住我们的脖子迫使我们听话,无论提出什么条件我们都只能答应,把中国完全变成未来地球村里的世界性奴隶。另一方面,耕地市场化增加了农产品的土地成本,就会提高城市食品价格;要维护城市居民利益控制粮食价格,又会造成土地价格暴跌,外资趁机低价收购中国耕地,控制中国农业;当中国的农业和城市食品工业都被外资控制以后,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就还剩下一句空话,甚至连独立国防都很难保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食堂采购都高喊“哈喽”依赖外资的时候,中华民族将依靠什么实现统一和发展?

谈到这里,虽然惊惧的冷汗浃背,却不由得越来越钦佩美国,美国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上兵伐谋”,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攻而拔人之城,不久而毁人之国”,这些在中国早已绝迹的东方智慧之花,居然在太平洋彼岸结出了战略之果。同时也越来越佩服中国的右派,中国右派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右派,总是占尽先机、胜券在握:当左派右派争论改革应该姓资姓社时,右派引领外资悄悄把国有企业瓜分了;当左派为国有企业被瓜分而奔走呼号时,右派又引领外资悄悄把国有银行瓜分了;当左派为国有银行被瓜分而悲愤呐喊时,右派又开始引领外资悄悄扑向了农村18亿亩耕地——

中国的右派不仅最聪明,并且独具中国特色绝无仅有,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右派都是爱国势力,甚至是极端的爱国势力,唯独中国的右派是卖国势力,并且是彻底的卖国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