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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29

原载【香港】《阳光时务周刊》第48期(2013年3月28日)第59-61页

2012年11月1日,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主任阿沛˙晋美(Jigme Ngabo)突遭辞退,引发轩然大波。藏语部绝大多数员工签署联名信,请求晋美留任。一起被辞退的藏语部记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连发数文,披露了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情。其他声援晋美的人士也纷纷撰文,针对自由亚洲电台和西藏流亡政府做出种种质疑和猜测。有论者称,晋美事件将流亡藏人中长期积压的矛盾公开化了。【该台常年顾问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将此称为“丑闻”,藏人作家安乐业称之为“闹剧”。】(中括号内语句在刊发时被删除,下同——作者)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监督和调查委员会主席达纳•罗拉巴切(Dana Rohrabacher)分别致信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自由亚洲电台台长利比刘(Libby Liu)和西藏流亡政府司政(以前称“总理”或“首席噶伦”)洛桑桑盖(Lobsang Sangay),表达对晋美事件的关切和不满。2013年1月16日,罗拉巴切发布新闻稿称,“有证据显示这是在外国影响下做出的决定”。据说,美国国会已对此展开调查。还有“知情人”称,晋美已聘请律师讨说法。

晋美事件是观察流亡藏人社会的绝佳机会。流亡社区就像一潭静水,平时波澜不惊,外人无法窥视其水下世界。晋美事件就像一块扔进水潭的巨石,借助溅起的水花和水面的瞬间变化,敏锐的观察者可以一窥流亡藏人的隐秘世界。数月的跟踪调查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流亡藏人复杂、脆弱的生存环境,初步感受了流亡藏人内部的矛盾与纷争。从内部看,流亡藏人面临着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巨大压力;从外部看,世界格局的调整正给藏人“救亡图存”大业带来新挑战。

进步与守旧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流亡藏人要继续其未竟事业,就必须首先适应急剧变化的时代,正视信息多元化、诉求多元化对“政教合一的民主制度”的挑战。流亡初期,流亡藏人对达赖喇嘛顶礼膜拜,极少质疑。但今天,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受到越来越公开、越来越直接的批评。在流亡社会转型的当口,思想开放、人格独立的阿沛•晋美竟然“向独立派人士和反对声音提供讲台”,必然让流亡政府中的保守官员们震怒。

1998年,晋美在接受旅法作家、自由撰稿人安琪采访时暗示,达赖喇嘛已被传统神化。他直言不讳,政教合一制度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已经不太适合今天的世界了。他大胆放言: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我觉得也要改变。晋美不怕犯众怒,竟敢质疑“西藏人建寺庙的狂热”:“很多人都去当喇嘛、当尼姑,一生积蓄下来的那么一点钱,都放到寺庙去了,……。我特别同情这些人,你用这些积蓄改善生活也好,盖个房子也好,干什么非得交给寺庙?”

阿沛•晋美是流亡藏人中少有的思想家。关于藏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阿沛的态度颇为开明,“如何在继承的过程中不排除现代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既吸收新的东西,又把旧传统里的好坏分清楚,这是藏民族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能不能接受这个挑战,是一种很大的考验。”阅读安琪的这篇采访,我开始欣赏晋美的独立人格:“流亡藏人的宣传工作也很厉害,西方传媒比较倾向于相信这些。因为中共的声誉不是特别好,所以中共的宣传很多人不相信。”

【嘉央诺布被誉为流亡藏人中的才子。2010年,他曾刊文质疑时任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藏人在跟帖评论中直言不讳,“藏人大众正在被某些既得利益者误导”。“我们确实需要反对党了。”有藏人措辞激烈:桑东的言论无异于原子弹,是对藏民族和未来的最大威胁。网民ChristopheB称,现在藏人对流亡政府的信心在流失、藏人社会的政治对立在加剧,桑东仁波切应对此负责。Gendunchopal评论说,桑东仁波切应澄清言论并公开道歉。还有人建议,桑东和嘉央诺布应公开对话,以正视听。】

晋美事件发生后,部分媒体和藏人直指幕后的西藏流亡政府。2012年7月初,洛桑桑盖率团到访美国,特地与美国广播理事会总裁迈克尔•米汉、国际广播处处长理查德•德德洛博会面。有评论者称,2012年7月和2012年10月23日,有人看见自由亚洲电台台长利比刘和洛桑森盖两次在伦敦见面。一个星期后,晋美被解雇了。有人质问:他们谈了什么?这些会面和晋美被解雇有关系吗?洛桑桑盖的绿卡和房产也遭受质疑,甚至他和利比刘的私人“关系”也被晒出来。

救亡与启蒙

流亡藏人面临的救亡与启蒙困境,是由流亡瑞典的汉人作家茉莉女士首先提出来的。在流亡初期,救亡图存是流亡藏人的最高使命,政教合一的弊端并未显现出来。但随着第二代、第三代流亡藏人走上历史舞台,随着民主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反复撞击,流亡藏人中反对“中间路线”、质疑达赖转世仪轨、批评政教合一制度的声音凸现出来。直到今天,由于惯性和利益使然,流亡政府依然把救亡图存作为最高使命,而在启蒙与创新方面着力并不太多。

茉莉认为,“救亡与启蒙,二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一旦西藏人都获得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会更有力地投入救亡之中,推动西藏民族的自救运动。” 在茉莉看来,阿沛•晋美和他领导的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很努力地面对救亡与启蒙这两大历史任务。”安琪认为,阿沛•晋美为捍卫新闻的中立、公正原则,刻意与西藏流亡政府保持距离。保守的流亡藏人却认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就应该捍卫流亡藏人的利益。这或许是最初的纷争起因。

令人欣慰的事,藏族作家唯色对茉莉的观点不仅认同,而且表达更为直率。晋美事件发生后,唯色对流亡政府的反省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专制权力“绝不只是指共产党专制政权或任何国家权力,事实上,受到压迫与迫害的流亡政体的权力,往往也会变成另一种专制的化身。或者说,在这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关系,相互需要,相互寄生,相互并存。至于真正的独立、自由的思想,总是受到‘排斥与打击’”。

在达赖喇嘛辞去政治职务后,流亡政府的国际号召力面临考验。藏人事业如何破局?境内外都有藏人在苦苦探索。境内藏人的自焚、民间组织的“拉嘎运动”、流亡政府新近组织的“团结运动”,都未能引起国际社会足够的关注。在当今世界,国际博弈的四大武器是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合称DIME),流亡政府仅靠信息武器显然难以成事。值得关注的是,海外藏人在努力吸取国际上最先进的抗争策略,而北京方面接收新思维的阻力太大、成本太高。

在晋美事件发生后,唯色、嘉央诺布等藏人发文声援晋美,但这些文章都遭到保守藏人的指责。反对者的逻辑是,在藏人事业面临危机的当下,把藏人内部的纷争公开化,既不利于藏人社会的团结,还给中共留下宣传口实。更有甚者,严词指责唯色挑起藏人内斗、“抹黑RFA和流亡藏人社会”、“使中共从中渔利”。【2010年,当嘉央诺布质疑桑东仁波切时,一些藏人以同样的口吻指责他。若干年前,我读过一篇质疑流亡政府招聘公正性的文章,作者竟被指撒谎、背叛。】

金援与募捐

2013年1月19日,美国议员达纳•罗拉巴切发布致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桑盖的公开信,对司政和藏人其他领导人试图操纵自由亚洲电台新闻报道“表示愤怒”。罗拉巴克写到,“你和其他藏族领导人所采取的行动,正在侵蚀美国国会对藏人事业的支持。你和你的同伙必须立即停止针对自由亚洲电台及其忠诚的、勤勉的藏族美国员工的诋毁性言论和有害行动。”

罗拉巴克强调,“我不会容忍你或你的同事实施任何阴谋,来剥夺自由亚洲电台提供的藏人公开辩论的乐趣及信息的自由交流。” 他补充道,一项严重的指控说,“美国向藏人提供的资助可能已被乱花。如果美国的援助已被不当使用,甚或进入中共和西藏权力经纪人的口袋,我将会知情,并将采取行动。” 罗拉巴克的公开信指,2012年美国政府对流亡藏人的资助为750万美金。

洛桑桑盖是西藏流亡政府首位民选司政,罗拉巴切给他的这封信措辞严厉,教训意味极浓。这一切如发生在正常的国家之间,后果是极为严重的。罗拉巴切致洛桑桑盖的信发出四天之后,西藏流亡议会强硬回应罗拉巴切的公开信,称“对地位尊崇的阁下在信中使用如此诋毁性、骂街式的语言深感痛心”,对阁下在司政回应您的质疑之前公开信件内容“深感震惊”,对您指责流亡政府乱花美国资助“感到吃惊”。

但也有流亡藏人辩称,罗拉巴切是美国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监督与调查附属委员会的主席,有权力予以监督、质询。有藏人自我解嘲,即使对美国高官、上将,议员们也会使用咄咄逼人的语气质问。“考虑到美国对流藏人事业的重要性”,绝大多数藏族评论者都极为谨慎、相当克制。还有藏人称,流亡议会的回应过于草率,公关技术含量低。有藏人怯怯地写道,“罗拉巴切写给洛桑森盖的信件能否更加婉转?”

晋美事件折射出西藏流亡政府与金援国美国的复杂关系:流亡政府需要资助,美国金主财大气粗。罗拉巴切的逻辑是,如果流亡政府干预自由亚洲电台的运作,美国政府就会重新考虑对藏人的援助。流亡政府没有自己的财政收入,所以罗拉巴切的威胁正中要害。晋美事件发生后,莫拉•莫伊尼汉直言不讳,“自由亚洲电台是美国纳税人资助的,不是为达兰萨拉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她在另一次评论中提醒说,“(自由亚洲电台)是美国纳税人买单的吧?”

权斗与未来

晋美被解职后,现居澳大利亚的藏人安乐业评论说,“西藏高层贵族人士善于利用他人绊倒‘不欣赏’的人,而且,很善于制造出堂而皇之的理由。” “中共间谍”就是抹黑对手、排除异己的“一种惯用手段”。大宝法王噶玛巴自抵达兰萨拉之日起,就被贴上了“中国间谍”的标签。这次,阿沛•晋美又被指为“中共间谍”。有趣的是,这次也有部分藏人暗示流亡政府高层“通共”、向中共表明“招安的赤诚心情”。

安乐业出语惊人:某些流亡藏人高官把佛教“视为一种应付众人的手段”。对常人而言,此说无异于洪水猛兽,但对政客而言,佛教本来就是一种战略工具:对内,可用于操纵认知、凝聚人心;对外,可用于树立形象、建立联盟。半岛电视台新闻网1月11日刊文称,中国和印度已把佛教当作在亚洲竞争的武器。上世纪中叶,美国人曾把藏传佛教当作围堵中国的一种工具。目前,针对藏人自焚,立场不同的佛教徒的解读针锋相对,藏传佛教事实上已成为斗争工具。

在晋美事件上,嘉央诺布在《捍卫衮顿,自由RFA》一文中暗示,达赖喇嘛已经成为某些政客用于扩大权力、巩固地位的一种政治资源。安乐业则更进一步:“他们把高举拥护‘达赖喇嘛指示’来否定达赖喇嘛伟绩的举动由来已久”。在达赖喇嘛退出行政管理、流亡社会民主化初期,藏族流亡社会是否会加速分化?派系势力会否逐步坐大?从长远看,党派政治能否成为选项之一?西藏流亡政府在失去达赖喇嘛光环的前提下,如何赢得国际支持和内部团结,是对流亡政府政治智慧与生存能力的最大考验。

眼下,流亡藏人还面临着生存压力、身份困境、路径选择、社会团结、制度改造、形象维护等难题。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面临不同的困境和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断突破困境的过程,就是该民族引以为豪的历史。目前,将藏人自焚运动转化为利己的运作资本,争取重启与北京的“对话”,来为新政府的合法性(legitimacy)“背书”,应是流亡政府孜孜以求的一大目标。在社会转型期,流亡藏人社会早一天完成蜕变,就能早一天掌握生存与发展的主动权。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战略传播学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