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一年级的女儿在给我读她的作业：在上学的的路上，我看见美丽的花朵。有的挂在花枝上，有的被大雨打在了草地上。

想起了自己二十年前六月四日的早上，在回学校的路上，同样看到了凋零的生命。不过不是花朵。

不，是花朵。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枝美丽的花朵。

1989年五月底，经过了无数大小示威和9天的绝食，我和大多数北京的学生一样，已撤离了广场。6月1日夜晚几位同学坐在校园外的长椅上聊天，忽然听到有人高呼：“鬼子进村了，鬼子进村了“ 只见有三四个学生模样的骑着自行车有人大，从海淀方向飞快的经过我们面前，一路高呼着南去。

军队要进城了。前晚上，骑车去天安门，看到有黑压压的摩托车绕着广场高呼：保卫大学生!

第二天晚上听说人群在白天堵住了几辆载着便装士兵的公共汽车，发生了肢体冲突。

六月三日中午，去人大正门口，有传言2x军和3x军已经在城外开战了，内战已经爆发了。傍晚，电视广播劝告广大市民为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呆在家里。

军队要强行驱赶学生出广场了。

走出校门，农科院门外人们表情严肃议论纷纷。我与另外两位同学有散步去人大。已有学生组织的高音喇叭在发布最新局势，说军队开枪了。有位女生的哭腔说男友被子弹击中，送进了医院。

橡皮子弹也很危险，我在想。到底在发生着什么？作为一个积极投身于早期游行罢课绝食的我来讲，仍然心系这场运动，一定要去看看放生了什么。

我回到宿舍楼下，取了我的自行车，沿着中关村南路，往南骑去。路过魏公村，一个步行的学生搭上了后坐。我们能渐渐听到远处啪啪啪的枪声了，依稀闻到橡胶燃烧的味道。我判断一定是橡皮子弹的味道。

离木樨地越来越近，枪声也越来越近，橡胶燃烧的味道也越来越重。

快到木樨地了，能看到木樨地的火光。枪声和人群的呼喊就在前面，交通已经被堵住了。救护车以一辆又一辆地呼啸而出。后座上的那位同学向我挥手道别，消失在了人群中。路中间，一位维吾尔模样的学生挥舞着手臂，喊叫着在指挥交通。

我下了自行车，不再敢继续前行。周围的人们有两次赴下身子，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可能有枪声从我们头顶上方飞过。橡皮子弹，也还是要小心一些，我在想。于是便躲在一棵树后。

枪声逐渐地向东远去。不知过了多久，枪声很远了。我推着车走到木樨地十字路口，看到有两辆熊熊燃烧的小轿车，两辆横在路上的公共汽车。原来橡胶燃烧的味道其实是汽车燃烧的味道。地铁站的玻璃和水泥墙上有几个弹孔，正对着地铁站人行横道的铁栅栏上也可看到个弹孔。直到这时，才知道那些枪声不是橡皮子弹发出的。再往前走十几米，有一辆板车，车上和四周全是碎酸奶玻璃瓶。显然，酸奶瓶被当作了武器。

我不再敢沿着长安街走了，骑车穿过一条巷子拐到了复兴门大街，向东往广场方向骑去。

骑了不远，便看到长长的一列军车停在路上，车上满载着士兵。一些市民站在车下对着士兵们说话，说一些学生不是在搞动乱，要打倒腐败之类的话。士兵们抱着枪，低着头不应答。及个别的摇摇头。我想一定有不许说话的命令。有几个军官站在路边有何市民在交谈。

我逗留了一会儿，便接着前行。看见第一辆军车的不远的路上横着一辆公共汽车和其他一些路障，已有市民开始挪开小的路障了。

天蒙蒙亮时，我骑到了广场的西南角，看到了前门。纪念堂和前门间的地上已经坐满了士兵。前门东南方向不远处，有一群男性市民，在情绪激昂地对着士兵们高呼

“一二，法西斯！一二，法西斯！”

我同时看到，最后一批学生排着队，举着旗，往广场的东南角走出.在他们身后，有装甲车方阵缓缓的从北向南填补着学生们撤出后留下的空地。

天已经大亮了，我已经能够看清我眼前每张士兵的面孔。他们和我年龄相仿，头戴钢盔，紧握钢枪席地面南而坐。很多士兵有着农村少年纯朴眼神和透红的面庞。

我和另外几位市民在小声对眼前的士兵们说：学生们不是在搞动乱之类的话。一位士兵用不服气的口气说：看你们把首都搞成什么样了。其他士兵都不说话。突然一位中年军官站起来向我身边的一位女士呵斥：不许照相，把相机拿过来没收。说着跨过两步夺过相机。那位女士请求说：你可以把胶卷拿走把相机还给我 。那军官仍然呵斥：“全部没收了。”

突然，一串枪声从我身后响起，坐在我眼前的一些士兵纷纷起身向我身后张望。我赶紧回头，十几米外，另外一队席地面西而坐的军人中一位军官和他身边的一位士兵站着。军官在向二三十米外广场边的一群人呵斥，那身边站着的士兵枪口斜向上发出几串声响。人群有男女老少。

我还没回过神来，一辆救护车已不知从何处赶到，有人被抬进救护车，救护车又呼啸而去。一位老者站在那里，手指军官的方向义愤填膺地说着什么。

看着周围不安全，不能再呆在广场了。我决定回学校了。出广场，沿复兴门大街往西，骑到第一个街口时，我想沿着长安街回去。便向北拐，巷子头长安街口，一辆坦克车炮口朝着巷子，把住街口。两三个头戴钢盔的军人站在坦克边。我有些紧张地和几个上班的市民经过坦克车，进入了长安街。

长安街上已有些骑车上班的市民了。行了一段路，一辆装甲车飞速由西行驶过来。行人纷纷躲避。我很愤怒于这辆危险行车的装甲车。

我昏昏沉沉的骑着车，街边一位学生模样的人在大声呼喊着。我停下来。他身边的地上，有两辆扭曲变形的自行车，自行车边有两具头部和上身被医务遮住的尸体。在尸体和自行车之间的地面，有一滩红色和一滩白色。我从来没有见过尸体，我的头更晕，感到呼吸困难。那站着呼喊的同学带着黑塑料框眼镜，有泪水滑落他的脸颊。我站在他对面两米外，他喊的声音很大，但我听不清，隐隐约约地听到他再在喊：有人能帮我么？能帮我挪一下他们么？我很茫然，我没有勇气去帮他挪动尸体。我默然怯怯地走开了，没有回头。我知道自己是个懦夫。

我默然恍然地骑着车，旁边一位骑车的市民问我：同学，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没有回答他，我哭了。

快到木樨地了，看到一具尸体静静的躺在路中央，面部被盖着。

又走了不远，北面人行道和一栋大楼下的台阶上，几个市民在呼啸着追赶一位穿军装的人。

我没有停留。

紫竹园附近的路上，孤零零的一辆坦克，顶盖开着。这条路上看不见军队。

终于回到了宿舍，快上午十一点了。宿舍同学问我去哪了，我说出去了一圈，倒头睡了。

六月五日中午，又去了木樨地，弹孔依然可见。复兴医院外有人群，看到医院外墙上贴车布告要家属认领尸体。我顺着人流往里走，从一扇窗外，看到了地板上十几局面部遮住的尸体。

我们学校正门口的电杆上，有布告说本校有两名学生死了，有他们的名字，班级。有人为他们设了灵堂。我去那位88级的灵堂，对着他的遗像，鞠三躬。

传言军队要进驻校园了。有学生要誓死保卫学校，有学生要清校以抗议。路过北大，看见有两位骑车，黑衣，腰间插斧的青年行在黄庄大街上。

同学们纷纷打道回家了。班主任和系里老师走进每个宿舍请求大家回家。

六月九号，我和另外两位同学是班里最后一批离校的。从宿舍到校门口15分钟的路上，往日生龙活虎的校园，只有我们三人。

当公共汽车路过首都体育馆时，我们看到体育馆院内的空地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的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车上的人们大都扭头看着军人的方向，但没有人说话。

六月十一号早晨，数月来杳无音信的我终于踏进了家门。父亲第一句话缓缓的说：饿了吧，赶紧吃早饭。母亲眼里闪着泪花，背过脸去。

那天早上，还有很多父母在等他们的孩子回来。一些，再也没有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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