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l's Mountain: Blogging for China

毕研韬：流亡藏人的多重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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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阳光时务周刊》第48期（2013年3月28日）第59-61页

2012年11月1日，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主任阿沛˙晋美（Jigme Ngabo）突遭辞退，引发轩然大波。藏语部绝大多数员工签署联名信，请求晋美留任。一起被辞退的藏语部记者嘉央诺布(Jamyang Norbu)连发数文，披露了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情。其他声援晋美的人士也纷纷撰文，针对自由亚洲电台和西藏流亡政府做出种种质疑和猜测。有论者称，晋美事件将流亡藏人中长期积压的矛盾公开化了。【该台常年顾问莫拉•莫伊尼汉（Maura Moynihan）将此称为“丑闻”，藏人作家安乐业称之为“闹剧”。】（中括号内语句在刊发时被删除，下同——作者）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监督和调查委员会主席达纳•罗拉巴切(Dana Rohrabacher)分别致信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委员、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自由亚洲电台台长利比刘(Libby Liu)和西藏流亡政府司政（以前称“总理”或“首席噶伦”）洛桑桑盖（Lobsang Sangay），表达对晋美事件的关切和不满。2013年1月16日，罗拉巴切发布新闻稿称，“有证据显示这是在外国影响下做出的决定”。据说，美国国会已对此展开调查。还有“知情人”称，晋美已聘请律师讨说法。

晋美事件是观察流亡藏人社会的绝佳机会。流亡社区就像一潭静水，平时波澜不惊，外人无法窥视其水下世界。晋美事件就像一块扔进水潭的巨石，借助溅起的水花和水面的瞬间变化，敏锐的观察者可以一窥流亡藏人的隐秘世界。数月的跟踪调查使我进一步了解了流亡藏人复杂、脆弱的生存环境，初步感受了流亡藏人内部的矛盾与纷争。从内部看，流亡藏人面临着民主化和现代化的巨大压力；从外部看，世界格局的调整正给藏人“救亡图存”大业带来新挑战。

进步与守旧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流亡藏人要继续其未竟事业，就必须首先适应急剧变化的时代，正视信息多元化、诉求多元化对“政教合一的民主制度”的挑战。流亡初期，流亡藏人对达赖喇嘛顶礼膜拜，极少质疑。但今天，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受到越来越公开、越来越直接的批评。在流亡社会转型的当口，思想开放、人格独立的阿沛•晋美竟然“向独立派人士和反对声音提供讲台”，必然让流亡政府中的保守官员们震怒。

1998年，晋美在接受旅法作家、自由撰稿人安琪采访时暗示，达赖喇嘛已被传统神化。他直言不讳，政教合一制度不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这种制度已经不太适合今天的世界了。他大胆放言：西藏的活佛转世制度，我觉得也要改变。晋美不怕犯众怒，竟敢质疑“西藏人建寺庙的狂热”：“很多人都去当喇嘛、当尼姑，一生积蓄下来的那么一点钱，都放到寺庙去了，……。我特别同情这些人，你用这些积蓄改善生活也好，盖个房子也好，干什么非得交给寺庙？”

阿沛•晋美是流亡藏人中少有的思想家。关于藏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阿沛的态度颇为开明，“如何在继承的过程中不排除现代各个民族的不同文化，既吸收新的东西，又把旧传统里的好坏分清楚，这是藏民族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能不能接受这个挑战，是一种很大的考验。”阅读安琪的这篇采访，我开始欣赏晋美的独立人格：“流亡藏人的宣传工作也很厉害，西方传媒比较倾向于相信这些。因为中共的声誉不是特别好，所以中共的宣传很多人不相信。”

【嘉央诺布被誉为流亡藏人中的才子。2010年，他曾刊文质疑时任流亡政府总理桑东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藏人在跟帖评论中直言不讳，“藏人大众正在被某些既得利益者误导”。“我们确实需要反对党了。”有藏人措辞激烈：桑东的言论无异于原子弹，是对藏民族和未来的最大威胁。网民ChristopheB称，现在藏人对流亡政府的信心在流失、藏人社会的政治对立在加剧，桑东仁波切应对此负责。Gendunchopal评论说，桑东仁波切应澄清言论并公开道歉。还有人建议，桑东和嘉央诺布应公开对话，以正视听。】

晋美事件发生后，部分媒体和藏人直指幕后的西藏流亡政府。2012年7月初，洛桑桑盖率团到访美国，特地与美国广播理事会总裁迈克尔•米汉、国际广播处处长理查德•德德洛博会面。有评论者称，2012年7月和2012年10月23日，有人看见自由亚洲电台台长利比刘和洛桑森盖两次在伦敦见面。一个星期后，晋美被解雇了。有人质问：他们谈了什么？这些会面和晋美被解雇有关系吗？洛桑桑盖的绿卡和房产也遭受质疑，甚至他和利比刘的私人“关系”也被晒出来。

救亡与启蒙

流亡藏人面临的救亡与启蒙困境，是由流亡瑞典的汉人作家茉莉女士首先提出来的。在流亡初期，救亡图存是流亡藏人的最高使命，政教合一的弊端并未显现出来。但随着第二代、第三代流亡藏人走上历史舞台，随着民主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反复撞击，流亡藏人中反对“中间路线”、质疑达赖转世仪轨、批评政教合一制度的声音凸现出来。直到今天，由于惯性和利益使然，流亡政府依然把救亡图存作为最高使命，而在启蒙与创新方面着力并不太多。

茉莉认为，“救亡与启蒙，二者不但不矛盾，而且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一旦西藏人都获得自由、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会更有力地投入救亡之中，推动西藏民族的自救运动。” 在茉莉看来，阿沛•晋美和他领导的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很努力地面对救亡与启蒙这两大历史任务。”安琪认为，阿沛•晋美为捍卫新闻的中立、公正原则，刻意与西藏流亡政府保持距离。保守的流亡藏人却认为，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就应该捍卫流亡藏人的利益。这或许是最初的纷争起因。

令人欣慰的事，藏族作家唯色对茉莉的观点不仅认同，而且表达更为直率。晋美事件发生后，唯色对流亡政府的反省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专制权力“绝不只是指共产党专制政权或任何国家权力，事实上，受到压迫与迫害的流亡政体的权力，往往也会变成另一种专制的化身。或者说，在这之间，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关系，相互需要，相互寄生，相互并存。至于真正的独立、自由的思想，总是受到‘排斥与打击’”。

在达赖喇嘛辞去政治职务后，流亡政府的国际号召力面临考验。藏人事业如何破局？境内外都有藏人在苦苦探索。境内藏人的自焚、民间组织的“拉嘎运动”、流亡政府新近组织的“团结运动”，都未能引起国际社会足够的关注。在当今世界，国际博弈的四大武器是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合称DIME），流亡政府仅靠信息武器显然难以成事。值得关注的是，海外藏人在努力吸取国际上最先进的抗争策略，而北京方面接收新思维的阻力太大、成本太高。

在晋美事件发生后，唯色、嘉央诺布等藏人发文声援晋美，但这些文章都遭到保守藏人的指责。反对者的逻辑是，在藏人事业面临危机的当下，把藏人内部的纷争公开化，既不利于藏人社会的团结，还给中共留下宣传口实。更有甚者，严词指责唯色挑起藏人内斗、“抹黑RFA和流亡藏人社会”、“使中共从中渔利”。【2010年，当嘉央诺布质疑桑东仁波切时，一些藏人以同样的口吻指责他。若干年前，我读过一篇质疑流亡政府招聘公正性的文章，作者竟被指撒谎、背叛。】

金援与募捐

2013年1月19日，美国议员达纳•罗拉巴切发布致西藏流亡政府司政洛桑桑盖的公开信，对司政和藏人其他领导人试图操纵自由亚洲电台新闻报道“表示愤怒”。罗拉巴克写到，“你和其他藏族领导人所采取的行动，正在侵蚀美国国会对藏人事业的支持。你和你的同伙必须立即停止针对自由亚洲电台及其忠诚的、勤勉的藏族美国员工的诋毁性言论和有害行动。”

罗拉巴克强调，“我不会容忍你或你的同事实施任何阴谋，来剥夺自由亚洲电台提供的藏人公开辩论的乐趣及信息的自由交流。” 他补充道，一项严重的指控说，“美国向藏人提供的资助可能已被乱花。如果美国的援助已被不当使用，甚或进入中共和西藏权力经纪人的口袋，我将会知情，并将采取行动。” 罗拉巴克的公开信指，2012年美国政府对流亡藏人的资助为750万美金。

洛桑桑盖是西藏流亡政府首位民选司政，罗拉巴切给他的这封信措辞严厉，教训意味极浓。这一切如发生在正常的国家之间，后果是极为严重的。罗拉巴切致洛桑桑盖的信发出四天之后，西藏流亡议会强硬回应罗拉巴切的公开信，称“对地位尊崇的阁下在信中使用如此诋毁性、骂街式的语言深感痛心”，对阁下在司政回应您的质疑之前公开信件内容“深感震惊”，对您指责流亡政府乱花美国资助“感到吃惊”。

但也有流亡藏人辩称，罗拉巴切是美国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监督与调查附属委员会的主席，有权力予以监督、质询。有藏人自我解嘲，即使对美国高官、上将，议员们也会使用咄咄逼人的语气质问。“考虑到美国对流藏人事业的重要性”，绝大多数藏族评论者都极为谨慎、相当克制。还有藏人称，流亡议会的回应过于草率，公关技术含量低。有藏人怯怯地写道，“罗拉巴切写给洛桑森盖的信件能否更加婉转？”

晋美事件折射出西藏流亡政府与金援国美国的复杂关系：流亡政府需要资助，美国金主财大气粗。罗拉巴切的逻辑是，如果流亡政府干预自由亚洲电台的运作，美国政府就会重新考虑对藏人的援助。流亡政府没有自己的财政收入，所以罗拉巴切的威胁正中要害。晋美事件发生后，莫拉•莫伊尼汉直言不讳，“自由亚洲电台是美国纳税人资助的，不是为达兰萨拉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她在另一次评论中提醒说，“（自由亚洲电台）是美国纳税人买单的吧？”

权斗与未来

晋美被解职后，现居澳大利亚的藏人安乐业评论说，“西藏高层贵族人士善于利用他人绊倒‘不欣赏’的人，而且，很善于制造出堂而皇之的理由。” “中共间谍”就是抹黑对手、排除异己的“一种惯用手段”。大宝法王噶玛巴自抵达兰萨拉之日起，就被贴上了“中国间谍”的标签。这次，阿沛•晋美又被指为“中共间谍”。有趣的是，这次也有部分藏人暗示流亡政府高层“通共”、向中共表明“招安的赤诚心情”。

安乐业出语惊人：某些流亡藏人高官把佛教“视为一种应付众人的手段”。对常人而言，此说无异于洪水猛兽，但对政客而言，佛教本来就是一种战略工具：对内，可用于操纵认知、凝聚人心；对外，可用于树立形象、建立联盟。半岛电视台新闻网1月11日刊文称，中国和印度已把佛教当作在亚洲竞争的武器。上世纪中叶，美国人曾把藏传佛教当作围堵中国的一种工具。目前，针对藏人自焚，立场不同的佛教徒的解读针锋相对，藏传佛教事实上已成为斗争工具。

在晋美事件上，嘉央诺布在《捍卫衮顿，自由RFA》一文中暗示，达赖喇嘛已经成为某些政客用于扩大权力、巩固地位的一种政治资源。安乐业则更进一步：“他们把高举拥护‘达赖喇嘛指示’来否定达赖喇嘛伟绩的举动由来已久”。在达赖喇嘛退出行政管理、流亡社会民主化初期，藏族流亡社会是否会加速分化？派系势力会否逐步坐大?从长远看，党派政治能否成为选项之一？西藏流亡政府在失去达赖喇嘛光环的前提下，如何赢得国际支持和内部团结，是对流亡政府政治智慧与生存能力的最大考验。

眼下，流亡藏人还面临着生存压力、身份困境、路径选择、社会团结、制度改造、形象维护等难题。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面临不同的困境和压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断突破困境的过程，就是该民族引以为豪的历史。目前，将藏人自焚运动转化为利己的运作资本，争取重启与北京的“对话”，来为新政府的合法性（legitimacy）“背书”，应是流亡政府孜孜以求的一大目标。在社会转型期，流亡藏人社会早一天完成蜕变，就能早一天掌握生存与发展的主动权。

（毕研韬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战略传播学会理事长）

谁解雪域风情？——第三次藏区考察报告

Last modified on 2010-08-24 02:47:42 GMT. 0 comments. Top.

毕研韬/文

2010年6-7月，笔者第三次进入藏区考察学习。此行历时27天，途径四川省、青海省、甘肃省和西藏自治区。此次考察的重点是藏传佛教，兼顾藏区政治与社会生态。途中参观的宗教场所有四川省亚青寺、白玉寺、德格印经院，青海省塔尔寺，甘肃省嘛呢寺，西藏自治区的大昭寺、小昭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布达拉宫、班禅夏宫，等等。

笔者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西藏问题”。这次进入藏区的主要目标是了解“西藏问题”的实质：“西藏问题”究竟是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唇枪舌剑，双方都极力影响国际舆论。但目前看来，北京似乎处于下风。国际社会倾向于相信流亡藏人而质疑中国政府。那么，藏区的真实状况究竟如何？北京政府和流亡藏人究竟谁更可信？笔者试图自己找出答案。

一、 藏传佛教

长期以来，世间传说，藏族是个全民信教的民族。笔者现在相信事实并非如此。在藏区，不止一个人告诉我，现在藏族牧民信教者较多，农民较少，市民很少（尽管整体上藏民信教比例极高）。在理塘县城，一位藏族姑娘看到我佩戴着活佛法相，一脸不解地问道：你们汉人也迷信啊？在藏区，我们经常看到藏人在车里和店里悬挂着活佛法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佛教徒。

藏族信教人数减少是否意味着达赖喇嘛在藏民中的影响力下降？在藏区，几位地位较高的藏族朋友都明确告诉我，大约99%以上的藏民都尊奉达赖喇嘛。在理塘县某寺，大堂里赫然悬挂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法相。在康定县某寺，一位出家人公然为达赖喇嘛鸣不平。值得警惕的是，某些汉族干部似乎低估了达赖喇嘛的影响力。一位经常在藏区行走的汉族干部告诉我，达赖喇嘛的影响力可用5:3:2概括，意思是50%的藏民完全信奉，30%似信非信，20%完全不信。我所接触的藏族朋友对此一律否定。

目前，藏传佛教正加速向汉地扩张。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如下：首先，藏民信教人数在减少。与此同时，汉族信教者在增加。第三，汉传佛教加速商业化，正逐步失去汉族信教者信任。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呈现你进我退的态势。第四，汉地经济发展较快。笔者亲眼看到一些汉族弟子将数万现金献给上师。据介绍，也有汉族弟子购买豪华越野车乃至别墅供养上师。每年究竟有多少财富由汉地流向藏区？笔者不得而知。

目前，藏地寺庙无不加速吸引汉族弟子。为此，寺庙鼓励四十岁左右的上师学习汉语。以四川省白玉县亚青寺为例。目前，该寺能招收汉族弟子的上师有普巴扎西活佛、慈成加参活佛、当秋堪布、秋巴让卓堪布、意西江措活佛、阿松活佛等。在四川省理塘县长青春格尔寺，目前能讲汉语的上师至少有三位。一般而言，各位上师到汉地弘法不需寺庙批准。有的汉族弟子在汉地设立佛堂。因为藏传佛教特别强调皈依“上师”，因此说所设“佛堂”实际上就是上师在汉地的根据地。在新疆，同一上师的弟子会组成团队，一起修行、交流、朝圣。

在藏区，宗教场所几乎都对当地人免费开放。布达拉宫（门票100元）、大昭寺（门票85元）、扎什伦布寺（门票65元）、德格印经院（门票50元）虽象征性地向藏民收取一元钱，但事实上很多藏民一文不交。在日喀则，当地一位藏民告诉我，这是我们自己的寺庙，不需交钱。而该寺一位出家人却对我说，我们是以寺养寺。在汉地，当地人进旅游景点也要买票。在泰山（门票125元），当地人可凭身份证申请进山证（年费50元）。藏地寺庙的此类规定似有地域歧视（民族歧视）之嫌。

眼下，藏区某些地方正在讨论：出家修行算不算一种职业？笔者在爱尔兰学习期间，一位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欧洲学生问我：西藏的喇嘛为什么天天坐着不工作？现在的焦点是，信教自由是不是就不能干预藏民出家修行？从系统论来看，如果藏区本身无法负担出家人的物质所需，汉地势必就要承担更多责任。出家人在精神层面做出的社会贡献与社会向他们提供的物质供养是否相称？如果出家人的社会贡献为零甚至为负，政府是否可以干预？

在笔者看来，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皈依“四宝”，而后者强调皈依“三宝”。汉传佛教要求皈依“佛法僧”，而藏传佛教却要求首先皈依上师，也就是说皈依上师比皈依“佛法僧”更重要。不仅如此，藏传佛教强调，弟子一旦皈依就不得质疑、诽谤上师，否则会堕入地狱，而且永世不得超升。总之，藏传佛教要求尊奉“生者”，而世间主流宗教则要求尊崇“逝者”。一般而言，“逝者”的教义是相对固定的，而“生者”的教义是变动不居的。若“生者”离经叛道，后果则不堪设想。

二、 藏民形象

2008年“3.14骚乱”之后，藏民在汉人中的形象进一步恶化，汉藏对立明显加剧。在藏区，笔者多次听说有藏民抢劫玉树地震救灾物资并打死军人与志愿者。笔者还听说，在四川省阿坝州，有藏民拦劫外地车辆。在拉萨，有汉人抱怨说，当地藏族警察偏袒藏族人。但这些都只是流言，笔者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遗憾的是，流言却像长了翅膀，不仅疯狂传播，而且越传越逼真。

如今，大众传媒、人际传播和亲身经历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三大途径。然而目前在中国，“西藏问题”是新闻媒体的一大禁忌。大众传媒传递的西藏信息少得可怜，远远不能满足世人的信息需求。即使在较为开放的互联网上，关于“西藏问题”的高品质信息也不充裕。来自官方的正式消息更是极度匮乏。在这样的语境下，道听途说就成了人们了解西藏的最重要途径，来自境外的消息也就轻而易举地主导了话语空间。

根据传播心理学原理，汉人之所以相信关于藏人的流言，是因为流言或者契合汉人既有的认知，或者符合汉人的主观愿望。无论何者，都反映了藏民形象的扭曲。（有人说，在某种程度上，藏人已被“妖魔化”。笔者不倾向于使用“妖魔化”这个字眼，因为它折射出了敌意。）“3.14骚乱”是个放大器，藏人凶残好斗的形象得以进一步强化。“3.14骚乱”后，达赖喇嘛多次呼吁藏汉团结，彰显了这位政治领袖的清醒和睿智。

必须承认，“3.14骚乱”后国内媒体的宣传报道加深了汉人对藏人的误解。与此同时，藏人普遍佩刀的传统形象也成为藏人凶猛好斗的一个佐证。据说，在“3.14骚乱”之前，少数民族是否可以随身带刀由地方政府决定。“3.14骚乱”之后，西藏等地开始限制藏人佩戴长刀，（但日常生活所需的短刀不受限制）。不过笔者注意到，在西藏甚至拉萨，仍有不少藏人佩戴腰刀。笔者认为，所有藏区最好统一界定限制刀具，实行统一的管制政策。

目前在藏区，民间私存枪支仍是藏区社会治安的重大隐患。在苏联刚刚解体之际，曾有大量苏制枪支流入藏区。如今，藏区的枪支主要来源于东南亚诸国和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化隆县有私制枪械的传统，这在藏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藏区期间，笔者了解到，部分藏区现在允许藏人到当地公安部门借用枪支。警方没有采取“一刀切”的禁枪策略，是考虑到部分藏民确实需要使用枪支。对这种灵活的管制模式，笔者表示赞赏。

笔者三次进入藏区，接触过形形色色的藏人。在旅途中，有时候车上只有我一位汉人。虽然从石渠县到玉树州的途中我曾被一位藏族司机欺骗过，但此类事件在汉地数不胜数。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仅凭一件事、一个人就全盘否定藏民族。根据我个人的有限经历，绝大多数藏人是善良友好的。有时候，虽然语言不通，但沿途藏人会用微笑、手势来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当然，语言、文化差异为双方交流的确带来了一些障碍，误读、误解时有发生。

遗憾的是，目前藏汉之间缺乏应有的互信。这种不信任在民间和官方都客观存在着。譬如，境外有论者指出，中国政府内部已经形成庞大的涉藏利益集团，其中包括公安部、国安部、总参、统战部、西藏自治区等十几个部门。如果“西藏问题”得以解决，这些部门的利益就会受损。所以该利益集团不希望真正解决“西藏问题”。对此，国内有人针锋相对：境外业已形成庞大的“藏独”利益集团。如果“西藏问题”解决了，这个集团就可能解体、大量“藏独”人士就会无以为生。

三、 管治策略

传统上，中国法律对藏民网开一面。“3.14骚乱”之后，部分汉人呼吁“法律面前民族平等”。他们认为，在法律上优惠藏人会导致藏区治安失控。如今在操作层面上，政府似乎已经矫枉过正了。在川藏线上，笔者三次被查验、登记身份证。有一次身份证还被扫描存入电脑。还有一次，警察上车后只查验出家人的身份证，而对其他乘客不闻不问。值得玩味的是，进入四川省后便没人查验身份证了。成都来的司机师傅说，四川才不这么“空”呢。

在藏区，笔者明显感受到了各地管治水平和策略的差异。在四川甘孜，大部分县城之间没有班车。在石渠县，有些正在营运的私车连牌照都没有。在甘孜州，十几个人可共用一个身份证登记住宿。在石渠县，笔者连身份证都不用便可住宿。在甘孜，有的寺庙在大堂里赫然悬挂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法相。在拉萨某知名寺庙，笔者看到第十七世大宝法王的法相悬挂于大堂一侧。在西藏和四川，邮局是不准邮寄管制刀具的（所以人们选择物流），而青海省塔尔寺邮局却可以邮寄任何刀具。

笔者在藏区期间明显感受到了活佛的影响力。藏区各地都有不少活佛，活佛之间有明显的地位差异。活佛在社会管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的活佛自己开设医院、学校等。此类医院通常收费较低，对当地的官办医院形成较大冲击，矛盾也便随之产生。倘若政府不能及时协调，便会埋下重大社会隐患。有的活佛（甚至普通出家人）还“建立”了基金会，而实际上，这些基金会大都没有合法注册，完全是违法无序运作。有的出家人每天早上穿上喇嘛服自称去寺庙“上班”，同时经营着自己的饭店、宾馆、商店。

藏区，尤其是西藏，现在实行高压政策，其中拉萨为特别管控重点。据说，目前西藏的常住居民和军警的人口比例是1:1。在拉萨，尤其是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北京路等重点路段，武警荷枪实弹，固定哨卡、流动巡逻、便衣暗哨布满大街小巷，气氛极为肃穆。在大昭寺周边的制高点上，武警居高临下，严阵以待。在布达拉宫广场，当游人如织时，便衣们便扮作游客隐身于人群中。深夜，当游客散去后，广场上只有特警们孤独的身影。

为获得关于西藏的第一手资料，笔者在入藏前曾请朋友介绍西藏的“关系”。但遗憾的是，对方大都以敏感为由婉谢。有朋友这样回复：“现在这种时候恐怕不会有人告诉那些事”“我即使不为自己着想，起码也要为我父母朋友着想。”在藏人看来，我的调查过于敏感。加上我是汉人，而部分藏人对汉人心存戒备，这给我的调查带来了诸多困难。由于大部分藏人避而不谈“问题”，导致我难以了解到藏区存在的“问题”，对西藏的研判也就难免过于乐观。

后马克思主义者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大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区分“王权”和“霸权”。在西藏目前特殊形势下，一定的武力存在是必要的。但是，仅靠强制力量（有人称之为“刚性稳定”）是无法维持藏区长治久安的。政府必须倾听藏人心声，在沟通、协商、劝服、妥协中提升管治水平。“以力服人”“以理服人”和“以德服人”必须融为一体，单纯依赖其中任何一种（包括“制造同意”）都是不切实际的。

自2010年7月6日起，流亡藏人采用Unicode标准开发出了藏文编码技术，使得全球藏人能够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等媒介方便快捷地传递信息。目前在藏区，部分寺庙拥有卫星电话，使得境内外藏人通话更加方便。再加上出入境人数增加，重要信息完全能够口口相传。更何况，在特殊情形下，海外藏人会请西方人帮忙传递信息。这一切都为信息监控增加了诸多困难。在信息时代，完全阻断信息交流已是痴心妄想。

都江堰工程的成功秘诀之一是“深淘滩，低做堰”。在藏区管治上，政府应当适度拓宽加深言路，使正当合理的诉求得以及时顺利上传，尽量避免“以言治罪”。如果境内言路不畅，藏人就会被迫求助于境外媒体和组织。当然，笔者只是倡导“适度”拓宽言路，而非一下完全放开。鉴于目前的藏区局势，突然完全开放言路必然会造成社会混乱。言路建设必须遵循渐进原则，力戒 “言而无信”“急功冒进”“东施效颦”。言路建设必须考虑藏区实际。

四、 分析与建议

“西藏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或民生问题，因而单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无法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问题”也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或民族问题，政治因素和国际因素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西藏问题”更不是社会问题或文化问题，“人权”和文化只不过是双方博弈的两枚棋子。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分别强调“西藏问题”的不同侧面：中国政府强调外部势力干预，而流亡藏人则突出中共管治危机。事实上，只有政治上真正中立的观察者才能看清“西藏问题”的实质和全貌。

“西藏问题”必须置于中国语境下考察。在调研中笔者了解到某地一藏族官员被政府查办。当地部分藏族官员认为，这是汉族官员对藏族官员的打压，彰显了执政者对藏族官员的不信任。但笔者却认为，类似的政治斗争在汉地同样存在。藏族官员将之与民族身份相联系，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同理、环境污染、官民矛盾、官商勾结等现象在汉地也十分突出，但在藏地，此类问题都被置于民族冲突的框架内加以分析，反而遮盖、偏离甚至改变了问题的性质。政府似乎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官方“去民族化”的努力又遭到质疑。

与此同时，“西藏问题”必须置于国际语境下考察。国际关系的实质是维护国家利益，而人权是当今某些西方国家国际博弈的一张王牌。流亡藏人无法看到或不愿承认这一点。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并不高，而且中国政府的国际公关能力低下。相反，达赖喇嘛的国际形象极佳，而且流亡藏人的国际公关水平很高。中国的新闻媒体、专家学者不敢贸然探讨“西藏问题”，而流亡藏人则以民间人士或非政府组织的面目活跃于国际舞台。在“西藏问题”上，中国政府的传播主体过于单一，因无法形成合力而导致成本高、效益差。

目前在国际上，关于“西藏问题”出现了“屁股决定脑袋”的乱象。同情、支持流亡藏人者会毫无保留地接受达赖喇嘛、不加分辨地质疑中国政府。同样，反对达赖喇嘛、支持中国政府的人士不加思索地接受北京的观点、毫不犹豫地质疑流亡藏人。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争夺“意见领袖”和国际舆论的博弈势必进一步激化，而目前看来中国政府显得迟钝麻木、应对乏术。如今的流亡藏人大都接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深谙西方政治的运作奥妙。目前，国际上公开支持流亡藏人的声音持续增加，中国政府改变国际舆论态势的成本将与日俱增。

笔者注意到，为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与支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不断邀请境外媒体人员赴西藏参观。但遗憾的是，这些记者撰写的报告大多是继续质疑中国政府。相反，“西藏流亡政府”也不断邀请国际人士赴达兰萨拉采访。奇怪的是，这些人士撰写的文章大多是肯定流亡藏人。除了立场、道义、认知等因素外，这其中是否有操作层面的失误？笔者曾反复告诫，在传播实践中，技术正确和政治正确同等重要。

“西藏问题”是否有解？笔者认为，“西藏问题”最终会得到妥善解决，但这是个漫长复杂的过程。“西藏问题”只能在中国民主进步框架内解决。只有当中国的政治文明得以大幅度提升，政治生态得到实质性改善，执政者的管治理念和手段才会与时俱进。那时，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便会减少许多。当然，“西藏问题”绝不会自行解决，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之间的博弈必将长期存在。笔者可以断言，中国政府决不会向外界屈服。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之际，外部干预难免会适得其反。这种内外互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决策者的意志和取向。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中欧新闻社2010年8月23日首发）

“总体战”与国际博弈/毕研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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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体战”捍卫国家利益是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但国内至今还有人简单地认为，“总体战”就是指陆、海、空、天、电五维战场的军事博弈；“总体战”只适于战争时期。事实上，“总体战”的本质是国家或民族间的总体力量对决，“总体战”早已是和平时期国际博弈的主要形式。

就战争而言，德国军事家埃里希•冯•鲁登道夫说，“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就和平年代的国际博弈来看，“总体战”不单单是政府的事，它延伸到“参战国”的所有领域，涉及所有组织和个人。当今的国际博弈往往在传媒、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军事、情报等领域同步展开，以整合型传播谋求最大影响力。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从长远来看，我们无法通过杀戮或俘虏来夺取胜利。在20世纪，非军事行动——劝说和激励——是赢得意识形态对抗的重要武器。在21世纪同样如此，甚至更为重要。”为此，美国人致力于提升国家“巧实力”。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大力推行“全民外交”和“互联网外交”。

美国主流舆论要求工商、慈善、宗教、传媒、教育、文化、NGO乃至普通公民都肩负起外交使命。政治学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雷认为，当今时代的权力主体不仅有传统的民族国家，还有超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资本（譬如跨国公司）。相对而言，中国尚未培育出多元化的国际博弈主体，目前的政府单一模式成本高、效益低。

和平时期的国际博弈主要体现为信息博弈。“总体战”原则要求综合考虑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目标和传播效果。一切以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为指针。对此，美国前副国务卿夏洛蒂•比尔斯直言不讳：“我会选择任何传播方式，只要它有效。”这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格言“我会使用一切手段击败敌人”并无二致。

国际博弈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利益最大化。无论针对公众还是精英，国际传播的主要目的是影响目标国家的决策者。美国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把外交决策过程中的舆论主体分为四类：普通公众、关注问题的公众、舆论精英和政策精英。要影响目标国家的政策制订，就必须洞悉对方的舆论环境和决策机制，系统考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加拿大学者赵月枝指出，“美国的文化统治已经演变成跨国公司文化的统治”；“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帝国已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非政府非商业领域，把这些组织纳入自己的轨道，将其当作可变通的实现自己目标的途径。”换言之，帝国早已把新闻媒体、跨国企业、民间组织都改造成了“前端组织”，建立起了一个无孔不入的“影子国家”。

N渠道外交是当今国际交流的常态。美国前副国务卿凯伦•休斯主张通过“四个E”，即接触(Engage)、交流(Exchange)、教育(Education)和授权(Empower)，来开展公共外交、保障国家利益。西方学者坦承，交战国的新闻媒体也往往处于冲突状态。即使在和平年代，每当国家利益冲突加剧时，新闻媒体和公共舆论也会彼此对立。但在双边利益较为一致时，非官方传播主体更容易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理想境界。新闻媒体难以超越国家利益。

“总体战”贯穿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国际交往中。从具体作业看，西方学者认为，信仰、价值观和（或）动机共同塑造态度，而态度影响行为。虽然对外传播的终极目标是影响对方的行为，但这不可强求。传播目标要根据对方的信仰、价值观、动机和态度而定。传播目标因此可分为五个层次：动摇对方、减少对抗、改变态度、强化利我态度、催生利我行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同的传播目标需要不同的传播内容。

每个人都是特定群体、组织中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受信息环境的影响。所以，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我们需要采取多元化诉求策略，需要同时影响特定目标及其周边意见领袖，以防止舆论环境与我方影响相抵触。”总体战”要求通盘考虑传播作业的时间、空间、媒介等要素整合。传播作业强调技战术配合。由相同或不同的传播者，在相同或不同场合下，针对相同或不同的目标，通过相同或不同的媒介，传递相同或不同的信息，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十分明显。

传播理论和传播模式在与时俱进，“善行外交”、“公共外交2.0”、“思想战”等新概念层出不穷。西方的传播作业早已进入运用实验、统计等加以论证的精密科学时代，其结果恰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所说，美国“垄断了一切理由”。对台售武有理、进攻伊拉克有理、出兵阿富汗有理、制裁朝鲜有理、支持达赖喇嘛有理，“发动战争来终止战争”也有理。在国际博弈中，只有有效“合法化”自己的权力、政策和行为，才能保障国家利益最大化。

至于中美关系，专门探讨中国事务的境外博客网站Fool’s Mountain 上常有精辟见解。博主r v认为，中美之间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已处于Cold Erosion War状态。他在答复笔者询问时解释说，此处的erosion大致相当于flooding（淹没），所以Cold Erosion War可以勉强译为“冷淹战”。他认为，美国一直在试图“淹没”中国，而中国也在试图“消蚀”美国的影响力。显然，r v所指的“冷淹战”是“冷战”的一种新形式，而“冷淹战”只能是“总体战”。

（©2010 版权所有。印刷媒体转载须经作者同意。毕研韬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被遗忘的天空

Last modified on 2009-11-16 14:38:46 GMT. 0 comments. Top.

Note: This is a submission for our bilingual essay contest

一

笔者系苏北徐州籍学生，想仅就当地的农村教育做下简单的分析。
众所周知，江苏为教育大省。而处于苏北的徐州，经济发展虽远落后于苏南，而较西北偏远地区的城市也还算可以的了。那么请跟随笔者来粗略了解下我们的农村教育现状吧。
笔者当年初中未读至一半，即有学生陆续辍学，更多的则是中考一完毕就踏入了社会。当中辍学的学生，固然有着学习压力的原因，但对于大批量读完初中就不愿继续求学的学生，我们应该作何解释呢？
在此之前，请允许我想说下这些辍学或者接受完初中教育的学生，大都从事的工作。以笔者所在村子和附近村庄为例，初中结业的学生，多在附近作坊式的工厂从事车床或气焊工作，或跟随长辈或投靠亲友学习手艺。工作作业时间长、劳动量的繁重使得部分人选择了外出务工，还有小部分走上了不务正业的道路。(笔者当年的同学，就有一些被捕入狱的。这委实不能不让人感到心痛。)
还有一些学生在读完初中初中之后，读了技校，再之后的谋生手段也就因人而异了。至于念完高中并顺利完成大学本科教育的，究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如上所述，而且及早地(结婚法定年龄在这里不作数)就已结婚生子。初中成了一个分水岭，教育的链条自此开裂。

二

这其中的原因，依笔者浅见有三。一为学费高昂。高中三年所需学杂费大体要接近三万，再加上两万元就可以盖一栋小楼了。正是基于这种所谓小农经济心理，很多人放弃了教育的投资，另谋出路。二来是读书无用论的流行。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或者工资低下的传闻，让农民们心灰意冷，完全看不到了出路。身处这种影响之下的孩子们的心境，我们也可想而知。一方面是家境的贫寒，另一方面是高中学习的重压和读书无用论的作祟，两面夹击，放弃成了非常合理的选择。
三是农村教师教育方式上的简单粗暴。这点在小学和初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欧打学生者有之，谩骂学生者有之，讽刺学生者亦有之。身体上的伤害和心理上侮辱，严重伤了孩子们纯真的心，使他们及早地埋下了愤恨的种子，视残酷为正常。笔者当年就曾亲睹初中同学因被老师用黑板擦砸到眼镜，而和老师大打出手，事后毅然决然地将课桌搬回家，再也没返回校园。

三

面对这样的教育现状，笔者以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谋求改变。首先政府切实减轻农村学生负担：九年义务教育期间课本公用，杂费减少，这使得他们可以选择继续投资更高的教育；像宣传计划生育一样加强知识改变命运的宣传，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给农民们一个希望，哪怕它很遥远。
第二，提高农村教育者工资(相对城市教师严重低下的工资，又如何不让他们感到生活的重压呢？)；定期对农村教师进行教育心理学等相关培训，学习和理解温柔地对待学生、呵护学生。能被老师温暖的学生，都是有福的。
这点最重要。
第三，初中课程开设阅读课，提供书籍，让农村的学生了解世界，放眼世界，坚定学习知识的心。

四

在今天这样的体制之下，笔者上述几点建议实行起来似乎也是困难重重。然而这并意味着这样的现状还要继续维持下去，并且完全没有改观的可能。笔者在此希望更多的有心之士，能够向所有的农村孩子多投注一点的目光，多增加一份关怀。

美国博客抗议纽约帝国大厦庆祝中国60周年

Last modified on 2009-10-11 12:17:56 GMT. 0 comments. Top.

美国帝国大厦为了中国国庆亮红黄楼顶灯. 这消息在中国受到欢迎, 但在美国是完全相反.

根据纽约村庄之声博客 Roy Edroso, 红黄楼灯引起了美国博客们的义愤:

“帝国大厦腥血浸渗” – “Empire State Building, Drenched in Blood”

“先, 2/20/09 中共马克思主义标志飞在白宫…现在帝国大厦加入共产党…” – “First, we had the Red Chinese COMMUNIST government Flag flying at the Marxist House on 2.20.09…Now we have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in NYC going all communist…”

“以后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生日也要庆祝?” – “What’s next, Marx, Lenin and Trotsky’s birthday’s too?”

“令人作呕.” – “This is disgusting.”

“我们应该庆祝美国的共产革命, 庆祝有一天将拥有我们的中国 – “It’s only fitting we celebrate America’s own recent communist revolution by honoring the Chinese who will someday be our overlords”

“纪念现代邪恶帝国中国的谋杀犯和强奸犯令人作呕” – “Disgusting to honor the mudders and rapests of mordern evil empire China.”

郭宝锋, 你妈妈叫你不要诽谤警察

Last modified on 2009-08-06 01:50:41 GMT. 5 comments. Top.

郭宝锋, 你妈妈说言论自由有合法的限制, 不包括煽动，危害公共秩序的言论 – 你忘了死厨师案件吗?

她也说你不应该翻发假证据, 指责警察轮奸, 尸奸, 并涵盖了轮奸.  据美国计划生育组织这案件于宫外孕是一致的. 警方调查严晓玲的男朋友，他们的朋友，尸检，也证明她的死亡原因是子宫外孕,  卵管破裂，大量出血，休克.

你指责验尸官拔出子宫毁灭证据，但是，你知道拔出器官是尸检标准？你 Google 一下  “Rokitanski metnod” 好不好? 这和你认为严重轮奸可以打破卵管显示你缺乏基本知识.

郭宝锋, 你妈妈叫你不要诽谤警察.

Letter: Wen’s secret diary

Last modified on 2009-07-20 00:56:28 GMT. 0 comments. Top.

　　有时候我真的宁愿和布朗首相换个位置，哪怕他们下院所有的人都拿鞋子仍我。事实上议员们也不会象那个学生一样Simple和Naive.不过我今天真的想和布朗换个位置。
　　
　　参加88岁老太太的生日聚会却还要象小学生一样端端正正的坐着，她还真把自己当成我亲娘了，我亲娘也不会让人如此憎恨。我也不小了，70多岁人的身子骨，又不是铁人贝卢斯科尼，这样直着腰坐2个小时真是快要人命了。
　　
　　CCTV的镜头像一双婴儿的眼睛盯着我，但我又不能有任何感情的流露，这种场合又不需要我哭。我只好逼直腰板，凝视前方，我觉得我的肉笑了，但是皮可能没有笑。
　　
　　有时候我真的很想不明白的事情是岳敏君的那些笑脸真的有那么值钱吗？我把我这辈子锻炼下来的表情，随便拍张照都比他的强，还需要小辈们在水泥砖头里面原始积累吗？不过话又说回来积累都是很原始的。说实话除了卖卖鞋子衬衫这些，我们也想不出哪些地方能来钱。当然房地产除外了。
　　
　　说起房地产我这几天右眼就跳个不停，上海那幢楼难道是个征兆？今年银根已经松得不能再松了，用近平同志的话就是比小姐的裤带还松了，大家还不是想齐心把楼市给救起来？确实也看到了些小成绩，全国楼价5月开始大幅回升，江还用短信给我发了好几个赞字，老狐狸永远不忘赶时髦，不知道贝卢斯科尼有没有请他，还是把该给我的请帖给他了？唉！各扫门前雪，莫管他人风流事。上海是他的地盘，看他怎么处理了。顶多再给他们数落北京无能的一次机会吧，去年把杨同学揍成性无能，我就觉得是个征兆。
　　
　　我还是忍不住去出事的小区的网上论坛看了下，我感觉我们的民意支持率已经连布朗首相的工党都赶不上了，甚至还赶不上新纳粹党，不知道布朗还愿不愿意和我换？不过也只有他或许还能在中国政坛有的混，看来他还是接受了我今年春天和他私下谈话的建议，死不下台是我们两党的最大共同点，只可惜他们马上还有大选。我记得当时他给我的建议是让我们也来次大选，说是“合法化进程”。当时我还觉得可行，我想以我的人气要打败习公子之流就如探囊取物。不过出了伊朗的事情，现在没人再提这件事情了，他没内衣对英国恨之入骨，还问我们要不要向英国宣战，还真把我们当红军了。
　　
　　不过网上现在很多脏水是泼到我身上的，弄得我里外不是人，老百姓骂我炒房总理，房产商骂我想孟姜女哭倒长城。最让我受不了的是竟然有人恶搞我的地震名言为“多难兴楼市”，想我一句“多难兴邦”迷倒了多少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主持人？不知道教育部的同志有没有安排把这句话写进小学生课本？最好放在比江打油诗高一年级的课本。
　　
　　好了，闲言碎语了那么多，已经是明天的日记了。今天总算过完了。

【端陽、六四】

Last modified on 2009-06-15 01:11:24 GMT. 3 comments. Top.

江水滔滔日夜流，神州六月氣如秋。
人間血化腥泉碧，史冊魂歸鐵筆愁。
恕我不趨時務走，勸君休與腐儒謀。
從今遠避焚坑地，怕學靈均犯上頭。

靈均=屈原

在我上学的路上，我看见美丽的花朵

Last modified on 2009-06-02 01:27:31 GMT. 1 comment. Top.

刚上一年级的女儿在给我读她的作业：在上学的的路上，我看见美丽的花朵。有的挂在花枝上，有的被大雨打在了草地上。

想起了自己二十年前六月四日的早上，在回学校的路上，同样看到了凋零的生命。不过不是花朵。

不，是花朵。每一个生命都是一枝美丽的花朵。

1989年五月底，经过了无数大小示威和9天的绝食，我和大多数北京的学生一样，已撤离了广场。6月1日夜晚几位同学坐在校园外的长椅上聊天，忽然听到有人高呼：“鬼子进村了，鬼子进村了“ 只见有三四个学生模样的骑着自行车有人大，从海淀方向飞快的经过我们面前，一路高呼着南去。

军队要进城了。前晚上，骑车去天安门，看到有黑压压的摩托车绕着广场高呼：保卫大学生!

第二天晚上听说人群在白天堵住了几辆载着便装士兵的公共汽车，发生了肢体冲突。

六月三日中午，去人大正门口，有传言2x军和3x军已经在城外开战了，内战已经爆发了。傍晚，电视广播劝告广大市民为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呆在家里。

军队要强行驱赶学生出广场了。

走出校门，农科院门外人们表情严肃议论纷纷。我与另外两位同学有散步去人大。已有学生组织的高音喇叭在发布最新局势，说军队开枪了。有位女生的哭腔说男友被子弹击中，送进了医院。

橡皮子弹也很危险，我在想。到底在发生着什么？作为一个积极投身于早期游行罢课绝食的我来讲，仍然心系这场运动，一定要去看看放生了什么。

我回到宿舍楼下，取了我的自行车，沿着中关村南路，往南骑去。路过魏公村，一个步行的学生搭上了后坐。我们能渐渐听到远处啪啪啪的枪声了，依稀闻到橡胶燃烧的味道。我判断一定是橡皮子弹的味道。

离木樨地越来越近，枪声也越来越近，橡胶燃烧的味道也越来越重。

快到木樨地了，能看到木樨地的火光。枪声和人群的呼喊就在前面，交通已经被堵住了。救护车以一辆又一辆地呼啸而出。后座上的那位同学向我挥手道别，消失在了人群中。路中间，一位维吾尔模样的学生挥舞着手臂，喊叫着在指挥交通。

我下了自行车，不再敢继续前行。周围的人们有两次赴下身子，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可能有枪声从我们头顶上方飞过。橡皮子弹，也还是要小心一些，我在想。于是便躲在一棵树后。

枪声逐渐地向东远去。不知过了多久，枪声很远了。我推着车走到木樨地十字路口，看到有两辆熊熊燃烧的小轿车，两辆横在路上的公共汽车。原来橡胶燃烧的味道其实是汽车燃烧的味道。地铁站的玻璃和水泥墙上有几个弹孔，正对着地铁站人行横道的铁栅栏上也可看到个弹孔。直到这时，才知道那些枪声不是橡皮子弹发出的。再往前走十几米，有一辆板车，车上和四周全是碎酸奶玻璃瓶。显然，酸奶瓶被当作了武器。

我不再敢沿着长安街走了，骑车穿过一条巷子拐到了复兴门大街，向东往广场方向骑去。

骑了不远，便看到长长的一列军车停在路上，车上满载着士兵。一些市民站在车下对着士兵们说话，说一些学生不是在搞动乱，要打倒腐败之类的话。士兵们抱着枪，低着头不应答。及个别的摇摇头。我想一定有不许说话的命令。有几个军官站在路边有何市民在交谈。

我逗留了一会儿，便接着前行。看见第一辆军车的不远的路上横着一辆公共汽车和其他一些路障，已有市民开始挪开小的路障了。

天蒙蒙亮时，我骑到了广场的西南角，看到了前门。纪念堂和前门间的地上已经坐满了士兵。前门东南方向不远处，有一群男性市民，在情绪激昂地对着士兵们高呼

“一二，法西斯！一二，法西斯！”

我同时看到，最后一批学生排着队，举着旗，往广场的东南角走出.在他们身后，有装甲车方阵缓缓的从北向南填补着学生们撤出后留下的空地。

天已经大亮了，我已经能够看清我眼前每张士兵的面孔。他们和我年龄相仿，头戴钢盔，紧握钢枪席地面南而坐。很多士兵有着农村少年纯朴眼神和透红的面庞。

我和另外几位市民在小声对眼前的士兵们说：学生们不是在搞动乱之类的话。一位士兵用不服气的口气说：看你们把首都搞成什么样了。其他士兵都不说话。突然一位中年军官站起来向我身边的一位女士呵斥：不许照相，把相机拿过来没收。说着跨过两步夺过相机。那位女士请求说：你可以把胶卷拿走把相机还给我 。那军官仍然呵斥：“全部没收了。”

突然，一串枪声从我身后响起，坐在我眼前的一些士兵纷纷起身向我身后张望。我赶紧回头，十几米外，另外一队席地面西而坐的军人中一位军官和他身边的一位士兵站着。军官在向二三十米外广场边的一群人呵斥，那身边站着的士兵枪口斜向上发出几串声响。人群有男女老少。

我还没回过神来，一辆救护车已不知从何处赶到，有人被抬进救护车，救护车又呼啸而去。一位老者站在那里，手指军官的方向义愤填膺地说着什么。

看着周围不安全，不能再呆在广场了。我决定回学校了。出广场，沿复兴门大街往西，骑到第一个街口时，我想沿着长安街回去。便向北拐，巷子头长安街口，一辆坦克车炮口朝着巷子，把住街口。两三个头戴钢盔的军人站在坦克边。我有些紧张地和几个上班的市民经过坦克车，进入了长安街。

长安街上已有些骑车上班的市民了。行了一段路，一辆装甲车飞速由西行驶过来。行人纷纷躲避。我很愤怒于这辆危险行车的装甲车。

我昏昏沉沉的骑着车，街边一位学生模样的人在大声呼喊着。我停下来。他身边的地上，有两辆扭曲变形的自行车，自行车边有两具头部和上身被医务遮住的尸体。在尸体和自行车之间的地面，有一滩红色和一滩白色。我从来没有见过尸体，我的头更晕，感到呼吸困难。那站着呼喊的同学带着黑塑料框眼镜，有泪水滑落他的脸颊。我站在他对面两米外，他喊的声音很大，但我听不清，隐隐约约地听到他再在喊：有人能帮我么？能帮我挪一下他们么？我很茫然，我没有勇气去帮他挪动尸体。我默然怯怯地走开了，没有回头。我知道自己是个懦夫。

我默然恍然地骑着车，旁边一位骑车的市民问我：同学，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没有回答他，我哭了。

快到木樨地了，看到一具尸体静静的躺在路中央，面部被盖着。

又走了不远，北面人行道和一栋大楼下的台阶上，几个市民在呼啸着追赶一位穿军装的人。

我没有停留。

紫竹园附近的路上，孤零零的一辆坦克，顶盖开着。这条路上看不见军队。

终于回到了宿舍，快上午十一点了。宿舍同学问我去哪了，我说出去了一圈，倒头睡了。

六月五日中午，又去了木樨地，弹孔依然可见。复兴医院外有人群，看到医院外墙上贴车布告要家属认领尸体。我顺着人流往里走，从一扇窗外，看到了地板上十几局面部遮住的尸体。

我们学校正门口的电杆上，有布告说本校有两名学生死了，有他们的名字，班级。有人为他们设了灵堂。我去那位88级的灵堂，对着他的遗像，鞠三躬。

传言军队要进驻校园了。有学生要誓死保卫学校，有学生要清校以抗议。路过北大，看见有两位骑车，黑衣，腰间插斧的青年行在黄庄大街上。

同学们纷纷打道回家了。班主任和系里老师走进每个宿舍请求大家回家。

六月九号，我和另外两位同学是班里最后一批离校的。从宿舍到校门口15分钟的路上，往日生龙活虎的校园，只有我们三人。

当公共汽车路过首都体育馆时，我们看到体育馆院内的空地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的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车上的人们大都扭头看着军人的方向，但没有人说话。

六月十一号早晨，数月来杳无音信的我终于踏进了家门。父亲第一句话缓缓的说：饿了吧，赶紧吃早饭。母亲眼里闪着泪花，背过脸去。

那天早上，还有很多父母在等他们的孩子回来。一些，再也没有等到。

Lin Zhao 林昭

Last modified on 2009-05-21 03:06:44 GMT. 3 comments. Top.

【七律】讀林昭獄中作有感

一卷吟來紙欲狂，香魂夜夜哭炎黃。
還悲歲月侵枯骨，未識黎民悼國殤。
塵沒中原徒北望，心悲天地自東亡。
寧埋衣血荒碑下，不拜愚夫魍魎王。

林昭（1932 -1968）籍蘇州。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才華出眾，曾任《北大詩刊》編輯，北大《红樓》詩刊编委，是北大校園内公認的才女。1960年被捕，判刑20年，在獄中受盡非人折磨。1968年4月29日被秘密處决，嘴裏塞棉花，嘴上貼封條，同日有人到林昭家索要子彈費。林昭的墓在蘇州，墓碑正面寫着：「林昭之墓」。墓碑背面寫着：「自由無價，生命有涯 寧為玉碎 以殉中華。林昭1964年2月」。

林昭的遺作有【無題】九章，用血題在衣上，後由有良心的獄卒帶出。 其中一首如下：

雙龍鏖戰血玄黄，怨恨黎元付大江。滔海鲁連今似昔，横刀阿瞒慨當慷。
只應社稷公黎庶，那許山河私帝王。汗慚神州赤子淚，枉言正道是滄桑。

关于西藏问题的紧急呼吁

Last modified on 2009-04-06 18:29:25 GMT. 0 comments. Top.

西藏问题正面临重大转折。中国政府的西藏策略已转向战略主动；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与日俱增；“西藏牌”对某些西方国家的价值今非昔比；达赖喇嘛年事已高，年轻一代流亡藏人已经走向前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的对立势必加剧，部分藏人的诉求策略也必将发生重大变化。

作为独立学者，在下不愿看到3.14事件重演，不愿看到无辜生命遭受摧残，而希望看到藏区人民幸福安宁、民族之间团结互助。为此，笔者呼吁全世界一切关注西藏问题的各界中立人士密切合作，献计献策，以灵活务实的态度推动西藏问题的圆满解决。

在此，笔者倡议成立一个非政府、非政党、非营利的“民间西藏行动”（英文Grassroots Tibet Initiative，简称GTI)，汇集民间智慧与力量，以实际行动推动西藏问题的逐步解决。达赖喇嘛本人强调与中国人民对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说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在于中国人民。在下愿和各地同仁一道探索西藏问题的解决之道。

为切实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笔者呼吁关注西藏问题的各界中立人士，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深入藏区，接触藏区各界人士，倾听藏民之心声，记录藏区之现状，以“第三只眼”看西藏。只有全面深入了解西藏，才有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在此，笔者真诚希望能够得到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

毕研韬
Email: brighttom55@gmail.com

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

Last modified on 2009-03-15 20:36:28 GMT. 0 comments. Top.

五十年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相当怀柔，但最终结果是发生“西藏叛乱”。其后二十年，从“平叛”到“文化大革命”，对西藏的管制是严厉的，但却是西藏“民族问题”最少的二十年，社会稳定，人心所向。到了邓小平时代，在西藏实行了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任何标准而言都有了巨大进步，但是“西藏问题”却浮出水面，愈演愈烈，直到需要实行军事戒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好心不得好报”的结果呢？作者从西藏文化的角度予以了解释。

China losses suit against U.S on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Last modified on 2009-01-27 18:04:59 GMT. 5 comments. Top.

Here is an article published today by 聯合網 UDN on U.S had sue China on their lack of effort of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and patents and U.S has won the suit.

So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china? does that mean they are going to enforce the patent laws? Anti Piracy laws?

Here is the full article:

美控中保護智財不力 WTO判中國敗訴
【中央社╱日內瓦26日專電】

2009.01.27 10:37 am

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控告中國保護智慧財產權不力，爭端解決小組今天做出判決，採納美方大多數觀點，包括認為中國不保護未通過審查書報的版權違法。

美國代理貿易代表歐蓋爾（Peter Allgeier）發表聲明指出，小組的發現「是一項重要的勝利」。

這起訴訟，美國在2007年4月向中國要求諮商，未獲結果，同年9月爭端解決小組成立。美國的三項主要訴求，小組認為有兩項裡中國的法律或措施違反「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另一項美方舉證不足。雙方都還可以上訴。

中國著作權法第四條規定：「依法禁止出版、傳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護」。中國在小組調查審理過程中爭辯，未通過審查的出版品既已全面禁止，自然就不會在市面上流通盜版，可見「有了公共審查，便不需要私人訴訟」。

三名專家組成的在小組在報告中指出，政府審查跟著作權法二者保護的是不同的權利與利益，中國的說法缺乏根據。

另外，美國指控中國海關將查獲的仿冒商品僅僅去除商標後，就進行拍賣流回市場，這會混淆消費者認知，反而傷害被仿冒品牌的商譽，甚至讓仿冒行為有增無減。小組也判定中國敗訴。

小組建議，中國應使其著作權法和海關措施符合它在TRIPS下的義務。

第三，美國指出，TRIPS中規定，達到「商業規模」的盜版或商標仿冒，就應該以刑事犯罪處理，但中國刑事法把構成犯罪的數量門檻訂得太高，不符市場現實。

對此，小組認為，商業規模是個相對概念，要證明中國的成罪門檻高到無法打擊商業規模的盜版和仿冒，美國所提的證據尚不足。

【2009/01/27 中央社】@ http://udn.com/

P.S I am not good at translating so I am not going to try

傳記還是杜撰？— 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A New Book

Last modified on 2009-02-24 18:12:07 GMT. 3 comments. Top.

http://www.strongwind.com.hk/product/978-988-17302-9-9.aspx
【內容簡介】《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被翻譯成30多種文字，海外發行鋪天蓋地，被中國官方嚴厲禁止。該書造成巨大轟動，在各界讀者引起諸多爭議，本書匯集海外中國政治歷史專家的各種評論，擁有廣泛讀者市場。【本書特色】

☆ 本書由英國史學權威Gregor Benton（班國瑞）教授主編，所有評論均出自專門研究中國共產黨歷史方面的國際知名專家。
☆ 本書的評論，各自不同的角度，都在長期積累、嚴謹細緻的史料鑒別基礎上寫出，對尋求有關的歷史真實做出重要貢獻。
☆ 本書的各中國問題專家對《毛》書寫作方法和結論感到震驚，提出異議，進行辯論。
Gregor Benton（班國瑞）
英國威爾士卡迪夫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春
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比較政治學高級講師。

前言 / Gregor Benton

(To be translated) 萧瀚：关于“零八***宪***章”

Last modified on 2009-01-13 16:15:17 GMT. 3 comments. Top.

This is a  post by Nick Wong in his blog, which is in turn a repost of a post by Xiao Han

http://nickwong2.blogspot.com/2008/12/blog-post_15.html

（转贴）萧瀚：关于“零八***宪***章”
注：转贴此文，并不代表本人完全同意（或想清楚）原作者的所有观点，初衷在于想表明，人们除了简单地对“零八***宪***章”予以支持或者反对，以及对当局无理逮捕、骚扰、恐吓公开声明签署人表示强烈抗议之外，应该鼓励有识之士对声明具体内容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讨论并完善，特别是对同一思想阵营内理性的不同意见更应该重视。此外亦有收藏备份之意（我估计萧瀚先生此篇博客多半会被新浪删除）。

还有一点感想就是，任何一个公开信或公开声明活动，其象征意义永远大于实际意义，当政者更是会想成“这帮别有用心的反动分子终于要行动了”，所以无论是宪章签署者或者萧瀚君的理性意见恐怕都得不到中共的善意回应，只会一律加以钳制，这正是目前中国政局的无望之处。如果说宪章起草人某些论点的眼光未必超得过袁世凯，我觉得当政者中的死硬派对于政改的看法未必超得过秦始皇。

（下文转自萧瀚博客）

忧思录之十一：关于“零八***宪***章”

萧瀚

1. 政府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了“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先生，传唤了推动此事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张***祖***桦先生，我认为这样做是违法的，因为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这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起草人也好，其他签名者也罢，都没有用任何不正当手段去做推翻现政权的行为，只是呼吁现政权下定决心进行宪政改革，与颠覆国家政权完全不沾边。

2.为此，我呼吁中共政府尽快释放刘***晓***波先生，归还从刘、张两位先生家里抄走的物品，并且借此机会广开言路，让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共商国事的讨论中来。

3.“零八***宪***章”是一份关于未来中国政治生活的宏观愿景，相对于以前的任何一份重要倡议书，它都显示出更为理性、平和、富有建设性，是事关未来中国大局的一份重要文件，在此谨向倡议者、执笔人以及每一位参与签名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4.“零八***宪***章”所表达的宪政民主法治理念，我完全赞同，但在现有形势下，其可操作性等于零。

5.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联署签名“零八***宪***章”是一个政治行动，既然是政治行动，就应该考虑它在社会各界最大程度的可被接受性。

6.可以想见，居于被统治状态的人们，包括我在内，都会赞成“零八宪章”的理念和所有保护人权的具体措施。

7.但是这份宪章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个一定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即如何让中国共产党接受其中的所有观点。

8.宪***章显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几乎完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它完全没有考虑执政者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份建议。

9.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这次宪政转型，只是在辛亥革命基础上实现共和国理想的最后努力，从中华民国到中共建政，这只是未完成或者说被强行改变了航道的辛亥革命的继续，而现在我们要将这被改变的航道改回到它该驶向的方向。

10. 辛亥革命的主要国父是两位，一位是孙中山，还有一位是袁世凯，以前人们总是将袁世凯打入冷宫，剥夺他作为中华民国国父之一的身份，这是一种道德中心主义观念下的偏见，而不是政治上的公允之论。如果没有孙袁双方互有妥协的谈判及其成功，请告诉我中华民国自何而来？就靠南方革命党的国库里那几块钱，能打赢政府军？即使筹集到银两巨万，革命党打赢了这场战争，那又得死多少人？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我们都要感谢孙袁两位为基本和平的宪政破航做出的贡献。袁世凯后来想当皇帝不得而死，那是以后的事，至少在1911年，他是新国家的创立者之一。

11.中国未来的政治道路，应该是在和平推动中完成宪政改革，共产党必定是其中的重要力量，甚至是最重要的力量。因此，不能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 ——无论名义上，还是具体措施的操作上，都不能，而目前的宪章，其措施如果全部实行，那么共产党必然就成为了中国全体国民的敌人（虽然宪章本无此意）。要求共产党经过改革把自己改造成沦为阶下囚的国家之敌，共产党能答应吗？

12.极权政治存在的一大基础就是它需要敌人，无时无刻地需要敌人，而目前这份宪章的具体建议等于是给他们树立了一个敌人，这对于他们而言，不是削弱了他们的极权力量，而是暂时地增强了他们的极权力量——虽然从长远看当然是削弱他们力量的。

13.中国未来的宪政改革必须是没有敌人的政治，是一种仁者无敌——仁愛者没有敌人——的政治，政治就是事关公共生活，于内政是增进全体国民共同利益，于外交则是争取国家利益的制度以及治理方法。

14.这份文件的最大缺陷，在于完全没有考虑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宪政成功转型的成本是什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当前共产党掌握所有国家主要资源的局势下，让他们主动放弃利益而走向公权力受宪政制度约束的政治，凭什么？

15. 凭三条，第一条，再这样治理下去，共产党统治会导致烽烟四起、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日常生活，共产党会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处在绝对对立的死胡同里；第二条，只有结束这样的治理方式才能挽救中国、挽救中国共产党；第三条，结束这一过程，需要给共产党及其重要成员一些基本承诺。

16. 清帝退位的原因是两个：第一个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对清王室的连哄带吓，第二个原因是民国政府给出的《优待清室条例》——和平新建政权是要代价的。

17.过了将近一百年，中国人的政治眼光应该高于清末，而不是连清末都不如，但这份零八***宪***章的政治水平却不及清末孙袁。

18.中国未来的政治，如果要走和平转型的道路，在理念上必须彻底抛弃敌我思路，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改革的同盟者——甚至改革主力对待。

19.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将近60年里，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灾难，而且迄今依然手握大权，如果宪政的和平改革不能给他们起码的制度性宽恕方案，要让共产党来革自己的命，无异于痴人说梦。

20. 要使得共产党成为和平宪政改革的同盟者甚至主要改革者，必须要有一批“污点国父”——他们可能在这个体制内获得了巨大的不义之财和地位，但是只要他们愿意主导或者推动宪政的和平改革，除了应该将他们及其家族的财富按照一定比例退还国库，其他一概既往不咎，并且保护他们及其家族的一切安全，使得他们在此基础上成为与广大无罪国民权利平等的公民，如果他们成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以后卸任了也绝不秋后算账。上述政策应该也是针对其他一切共产党官员的做法。

21.没有上述制度性宽恕政策，将会导致共产党与人民斗个鱼死网破，而最后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一旦出现那种情况，必将又是暴力、血腥的过程，我们还需要这样一种不知后果是什么、却是谁都不想要的过程吗？

22. 要平稳走向宪政深水，首先得试水，如何试水？共产党与社会各界共同拟定一份“过渡期宪政方案”，主要内容至少应该包括但不限于：1共产党继续执政，确定具体年限；2全面实行三权分立的公权力监督模式，正常发挥议会、行政和司法保护公民权的功能；3允许结社自由，因此而成立的政党，除了在过渡期内不能进行执政竞选，其他一切符合良法的活动都可以开展；4全面保护原宪法所承认的公民权利；5增补并保护原未被承认的公民权利；6军队国家化，不得介入内政；7拟定对将近60年来共产党过往问题的调查、审判、赦免程序与制度性宽恕方案，并且保证过渡期之后将来的其他执政党绝不出尔反尔；8过渡期结束之后如果多党竞选的条件还不成熟，那么应该由议会讨论决定是否延长过渡期年限。这些具体方案都是宪法性文件，具有各界不可凌越的法律地位。

23.上述只是我的一个简要思考，具体方案，一定得社会各界人士集思广益，至少这些问题都应该进入公开、和平与理性的讨论阶段。

2008年12月13日於追遠堂

中国的2009年：毛泽东归来 (China’s 2009: The Return of Mao)

Last modified on 2009-01-06 11:05:27 GMT. 2 comments. Top.

中国的2009年：毛泽东归来

2009-01-02  　　作者： 侨报评论员 

　　

【侨报1月3日社论】新年伊始瞻望世界的2009年，中国必然还是超级焦点：经济学家仍将继续争论这个全球市场新星会否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而引领世界经济复苏，政治学者则会观察万众瞩目的新中国六十周年庆典（一般预料会有大阅兵）之前，北京将如何应对从三月到七月的一系列政治敏感事件纪念日——中国的牛年，似乎并不比2008年轻松。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的记忆最终定格在邓小平的剪影上，那么对新中国60年的图像重现难离毛泽东。在最近60年的世界当代史上，这个名字并不曾冷却：

 

　　从政治符号上说，无论是天安门城楼那幅每年都要更换新作的毛泽东画像，还是对面的毛主席纪念堂，无论首都群众集会还是解放军大阅兵，历史场景必然重现天安门的象征——60年前，毛站在城楼上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今，面对动荡不安和风雨飘摇的世界，中国人的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已经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从经济符号上说，带着毛泽东头像的人民币如今成为世界上最具看点、大受欢迎的货币。毛泽东时代制定的最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不仅“成功保护中国免受十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上海财经闻人童牧野语），也在当前危机暗影里发出光亮，以至大陆民间学者有人戏言：2009年的世界经济，将是毛泽东（人民币）和华盛顿（美元）的对话。

 

　　从社会符号上说，有谁会想到那本红色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在台湾的书市已畅销三年，那只印有毛泽东书写“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绿色军用书包眼下已成外国游客在北京秀水市场最青睐的伴手礼……尽管在今天有宅男、有街舞、有互联网的时代谈到毛泽东看上去更像是一种时尚的象征，而无关信仰、思想、力量、革命甚或铁的纪律。

 

　　事实上，中国的2009年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民生、社会方面，中国人都将面对一个比改革开放30年更长的历史梳理。特别是在中国尚无一部官修的、权威的《共和国史》的情况下，当代中国人那种避谈新中国开国之初公私合营、避谈人民公社、避谈文化大革命、总之避谈共和国前三十年史实的现象，将会面临着理性的拷问。这些省思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的资本主义危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视中显得更为必要。

 

　　历史当然不会是简单的轮回，中共更是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学习、反思、批评和修正才逐渐找到一条带领这个庞大国家走上民族复兴之路。虽然当年毛泽东发动的一连串内部政治斗争格局早已被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时代所抛弃，但人们都不会忘记，追求独立自主建国的中国钢铁工业、纺织工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及军事科技（更包括成功造出原子弹和氢弹）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时代，同样不会有未来甚至难以支撑改革开放30年。

 

　　如果把共和国六十年历史分成前后三十年的话，毛泽东的三十年在追求“有饭大家吃”（尽管政治内斗搞得最终快没饭吃了），而邓小平的三十年则是在追求“大家有饭吃”——这两个在经济社会学者眼中分别代表公平和效率的词组，成为某种简约版的社会路径预测：或许未来三十年，中国需要重新强调公平化分配的制度体系。

 

　　邓小平属于中国，毛泽东也属于中国。把毛邓相对立，相排斥，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正如把追求公平和追求效率相对立会行不通。如果说过去60年的历史离不开毛泽东，中国的明天也需要重新发现毛泽东。因此，必须站在今天而不是昨天的坐标上，重新认识毛泽东的谬误和价值。而且，必须寻找和厘清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历史逻辑。

 

　　中国充满希望，信心重过黄金。 2009年的中国又将在人类当代史上写下什么样的字句，的确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有趣话题。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扩散和蔓延，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图景的一个历史性机遇。本报相信，只要中国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就能抓住机遇，更上层楼，“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

 

　　已经来临的2009年，中国故事引人关注。如果毛泽东还活着，他会做些什么？

本文来源于“侨报网“，转载请以链接形式注明出处 www.usqiaobao.com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毛泽东?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

Last modified on 2009-01-02 04:19:07 GMT. 2 comments. Top.

作者：红缨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30865    更新时间：2008-4-14

顶 热 荐  ★★★ 【字体：小 大】

For past thirty years CCP and China’s official press have kept a stunning silence on Mao’s anniversaries as well as on the unofficial and volunteering celebrations held by grass root organizations or individuals in various forms that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scale since the mid 1990s. Here is an interesting young people’s perspective of Mao, the generation growing up in the “reform years” when the dominating ideology was all-out condemnation of Mao years. If some foreigners found it hard to understand why the picture of Chainman Mao still hung on Tiananmen today, they’d surely be startled to hear what this young people has to say about Mao.   献给全世界进步青年的伟大导师毛泽东诞辰111周年 红缨 　　 　 　 今天,在历史已经终结的今天,在资本的全球化高奏凯歌的今天,在一切质疑都是异端,一切抵抗都是恐怖主义的今天,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青年——为什么要纪念毛泽东? 不是因为我们有怀旧的伤感,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崇拜“伟大领袖“的癖好.而是因为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在现实的世界秩序中,我们深深地感到不幸福!我们烦透了20多年来精英们的说教,我们受够了神圣市场经济为我们安排好的人生.我们要求变革,我们渴望超越,我们呼唤着一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寻找着一条解放的道路.因此,我们要纪念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为我们证明:一个不同的世界是可能的!他是颠覆的象征,是造反者的先知,是伟大的解放者.他为一切希望打破全球化资本主义矩阵(MATRIX)的人们提供了典范,作出了表率.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胜利进军的时代.在我们出生前,充满激情和想象力的“1968年“已悄悄隐没在历史的背后,世界似乎又回到了老路.资本及其意识形态四处反攻,收复失地,一路报捷,势不可当.铁幕不堪一击,历史已经终结,全球资本主义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知识精英们欢呼雀跃,他们诅咒着黑暗的过去,赞美着光明的现在,展望着美好的未来.他们为我们这一代人许诺了一个开放,自由,丰裕的社会.他们说我们将见证现代化的实现并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羡慕我们能够同步欣赏美国大片,羡慕我们能够享用麦当劳快餐,羡慕我们能够使用互联网,羡慕我们能够越来越容易地进入大学,羡慕我们能留在城市当白领而不用到偏僻的乡村和贫穷的农民们一起劳动.他们害怕我们太幸福了以至忘记了他们过去的苦难,于是在我们耳边千百次地重复他们的诅咒,让我们记住他们的血泪史,就好像是我们自己的一样. 可惜生活在幸福中的我们不是白痴,我们有自己的思考能力.当我们能够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眼光审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幸福的时代中竟充满着如此多的荒谬和痛苦. 我们发现大众传媒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堆八卦,广告和肥皂剧,把一切有意义的独特的文化都变成了千篇一律的美国工业制成品.我们的眼中和耳中充斥着无聊的爱情,浅薄的浪漫,廉价的温馨,暧昧的隐私,虚伪的英雄,搔首弄姿的明星和表情呆滞的政客让我们一次次反胃.我们失去了历史,只剩下了新闻.我们听不到周围真实的声音,我们看不到真相.我们被剥夺了从整体上把握世界的视野,这个时代要求我们像白痴般幸福. 我们发现我们的确进入了一个丰裕的社会.但在商品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中,我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 在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广告统治中,人被简约成了一个消费者,我们人生的价值似乎仅仅存在于不断地消费中,存在于商品的品牌中. 我们发现教育的目的只剩下了考试.学校里只传授考试的秘技和钻营的手段,而再也学不到真理和智慧.为了考试,我们的青春在无休无止的补课中昏天黑地,老师们却被我们父母的血汗滋润得脑满肠肥. 我们发现市场经济似乎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了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但当我们踏上社会的时候,我们终于明白我们人生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成为在市场中被买卖的劳动力商品.当我们的售价上扬时,我们欢天喜地;当我们的售价下跌时,我们如丧考妣. 我们发现在开放的社会中我们似乎很自由,但其实我们只有一种选择:就是在官僚的或资本的机器中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为了饭碗,为了升职,我们在大大小小的老板和上司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 我们发现在越来越激烈的求职竞争中,在越来越频繁的裁员,减薪中,在越来越昂贵的医疗费用和房价中,我们的生活失去了安全感,我们的人生没有希望. 我们发现美丽的爱情只存在于日剧之中.当男女之间只存在着势利与肉欲的时候,当美女和帅哥基本上是按照财产和权力分配的时候,我们没有爱情,无论是在心灵上还是在肉体上. 我们发现现代化还仅仅存在于漂亮的大厦广场上,存在于美丽的口号中,存在于少数人的生活中.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贫困和差距仍旧到处惊心动魄地存在着. 我们发现自由,民主,人权成了西方帝国侵略和屠杀的借口,而整个世界只能在一旁战战兢兢,唯唯诺诺.和平,平等的高调虽然唱得很响,但却没人能够将它实现.在这个时代,强权即是公理. 这就是我们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今天美好的时代.可是那些已经大腹便便的知识精英们还在不停地卖弄他们的伤痕,还在喋喋不休地要我们忆苦思甜.我们要对他们说: 你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你们那个时代的问题了.不要再用二十年前的话语来束缚我们的思想了! 二十多年前,那些知识精英们欢欣鼓舞,热情拥抱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我们这一代人却深以之为苦. 我们新的一代人有权解决自己的问题,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我们为什么要为上一代人的经历背上十字架呢?我们为什么要让二十年前的思想遏制我们的想象力呢? 当我们的思想从知识精英们忆苦思甜的话语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当我们在寻找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把目光投向毛泽东.因为他代表了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为利润的文化,一个普通劳动者成为主角的文化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以考试为目的的教育,一个学费低廉的教育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以赢利为目的,为最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廉价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用担心失业和竞争的社会,一个普通人有着安全感的社会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人不再是商品的社会,一个每个人的生活都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每个人都是哲学家的社会,一个每个人都能从宏观上把握世界的社会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依靠本民族劳动者创造力的经济,一个自力更生的经济,一个不依赖于国际资本的经济是可能的. 　　 毛泽东证明了,一个不遵守西方游戏规则的时代,一个宣布美国为帝国主义强盗,并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将它打倒的时代,一个让美国失败的时代是可能的. 　　 只有最愚蠢无知的人才指责我们要回到过去,才担忧历史的重复.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我们了解过去的历史,我们对过去的苦难保持最大的警惕.但这不能阻挡我们为了未来而向毛泽东请教.我们深深知道,毛泽东没有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但毛泽东却为我们提示了思路,指明了方向. 让我们为了未来而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吧! 让历史重新开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世界! 纪念全世界进步青年的伟大导师毛泽东诞辰111周年!

骇人听闻的对比照片：30年前中国男人留着辫子

Last modified on 2008-12-31 12:26:05 GMT. 2 comments.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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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云淡水暖(华.国.之.兰) [163286:23004], 22:50:37 12/30/2008:-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ww.washeng.net/ 

  30年的纪念文章，中国人各界别人士按照自己的感受在做，30年成就斐然，大张旗鼓地讲，理直气壮地讲，是需要的，也在情理和意料之中。在纪念30年的各种文字、声音、图像中，对比手法也被信手拈来，30年前如何苦、30年前如何落后、30年前如何“封闭”，然后再把GDP数据一说，把进出口总额一说，把高速公路、高楼大厦、漂亮街道一亮，一篇报道就成了，对比结果是现成的。

 

因为成就举世瞩目，老外们也凑热闹来了，在英国众多的“大报”、“小报”（报纸的篇幅为大开张或者小开张）中，《卫报》是一家开张不大不小的报纸，其开张叫做“柏林式”，《卫报》的老板说其销量有32万份左右，而《卫报》的历史有180多年了，是一张老牌报纸，原先是大报，经过改革，现在算是“不大不小”报，还有网络版。对30周年纪念这一件绝对是值得一书的新闻专题，《卫报》也没有落下，也对比了一番。

 

12月18日，《卫报》网络版上有一篇图片报道，题目叫做“China then and now (20 pictures)”（当时（1978年）的和现在的中国（20张图片））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gallery/2008/dec/18/china-reforms?picture=340839139），该报道还加了个题记“Alternate images from 1978 and current times show how much China has changed in the 30 years since Deng Xiaoping’s reforms（用1978年与如今的图片相互对比：自从邓小平的改革以来30年间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该图片报道一般用黑白照片表现“Then”（1978年），用彩色照片表现“Now”（现在），对比当然是强烈的，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下面这一组：

 

 

Metal workers take their lunch break in a factory cafeteria（金属厂工人们中午在工厂食堂用餐）

 

 

Workers soldering circuit boards on a production line at a toy factory in Shantou, Guangdong province（广东省汕头的玩具厂工人正在焊接线路板）

 

从图片中看出，“Then”时候的“金属厂”的工人脸上挂着笑容，吃得开心，女工们很健康，的男工人们光着膀子，也透出来壮实，没有“挨饿”的嫌疑。至于“Now”时候的玩具厂女工们，工作也很勤奋。然而，这组照片背后，还应该有一些对比：“Then”时候的“金属厂”应该是公有制（国营、集体），工人恐怕是“吃大锅饭”，捧的是“铁饭碗”，8小时工作制，看病有报销。“Now”时候玩具厂绝对是私营的，工人上班干十几个小时，许多情况下是不签合同的，有病得熬着，金融风暴一来，玩具业纷纷倒闭，工人们加入“返乡潮”了。

 

而下面这一组照片，就彻底颠覆了《卫报》这家180多年的新闻界“老店”的“严谨、客观、公正”的光辉形象，请看：

 

 

A medical practitioner treats a patient’s foot on the street（一位执业医生在街头为人治疗脚病）

 

 

Nurses treat a baby as his mother looks on at a hospital in Hefei, Anhui province（安徽合肥的医院里，一位母亲在注视护士照料小宝宝）

 

在第一张照片中，有三个人物，一个坐在街道边上的男“执业医生”，一个背靠一间破屋的医脚的男病人，一个抽着旱烟的老者，这三个人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留着前清时代的辫子。显然，180多年历史的著名大报的采编者的时空概念倒置了，把前清的街头情境硬是安到“Then”（1978年）的头上，以此来表现他们所谓的“Alternate images from 1978 and current times show how much China has changed in the 30 years since Deng Xiaoping’s reforms（用1978年与如今的图片相互对比：…30年间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不知就里的咋一看这样的“对比”，简直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变化么。

 

这是简单的“疏忽”么，看来不是，因为在《卫报》自己编排的10组20张照片中，其它对照组中，“Then”时候的人们的样貌，完全不是这种风格，看看上面那张“Then”时候的“金属厂”的工人在食堂吃饭的照片，上面健康壮实、谈笑风生的工人，哪里有半点清朝街头穷人的影子？完全不同的时代风格，百年老报的采编们就分辨不出来？

 

《卫报》这样的对比30年，实在是骇人听闻了，其把对比的对象，活生生地提前了100多年，以此来显示“30年间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是赞美还是歪曲呢，草民不知道。但是，这样的“对比”，客观上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抹黑”，或者说“妖魔化”，抹黑“Then”，妖魔化“Then”，把“Then”表现得越落后，越不堪，效果越强烈。

 

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潜意识在作怪，就是在《卫报》们心目中，30年前的中国的“Then”，与1840年《卫报》们的先人们用卑鄙的鸦片贸易、用野蛮的坚船利炮侵入中国的“Then”，“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在搞“对比”题材的时候，材料的选择，如此地“顺手”。而英国的《卫报》的读者群，显然是英国公众，这组照片给英国公众所带来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向“30年前的中国人还留着辫子”→“多么封闭”呀、“多么落后”呀、多么…呀…。不知道西方的传媒界有意无意地这样抹黑中国的30年前，会给西方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偏见，而这种极为荒唐的“对比”，不知道是在“帮”中国讴歌30年还是在帮倒忙。不过，留辫子的男人“Now”倒是有了，据说是在表达一种时尚、反叛、前卫的风格。

 

对比可以，“温故而知新”也可以，但是不能走极端，《卫报》的采编们就走了一个极端，“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成为谬误”，靠抹黑、妖魔化“Then”来映衬“Now”的光彩，可能会适得其反，弄巧成拙。而这样的伎俩，在《卫报》们的文字当中，也比比皆是。像《卫报》这样的骇人听闻的“对比”，不会误导有头脑的中国人，但会误导西方民众。

 

有趣的是，草民有一天听到电视台播放一则“对比”的报道，是关于政法方面的进步的。说近年来立案若干万件，觉得很模糊，是在说“Then”的时候治安状况差、犯罪率高呢，还是说“Now”的时候很太平呢，不得而知。

 

对比就对比，实事求是地说，别靠抹黑、妖魔化“Then”来加强效果。

劉曉波與美國民主基金會 (Liu Xioabo and the NED)

Last modified on 2008-12-31 03:25:54 GMT. 27 comments. Top.

[Below blogpost from Jan 08 year mentions a lawsuit between factions of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over corruption within the Indepent Chinese PEN Center. What\’s interesting is the author of \’08 Constitution Charter”, aka \’08 Charter\’, seems to have a prominet role in the NED supported Chinese dissident groups ICPC and Democracy China.]

獨立中文筆會”分贓不均 狗咬狗 正打得頭破血流

“斗士”內訌 “獨立中文筆會”在美國法庭遭起訴

● 訴諸法律 讓對手付代价

2007年12月3日，美國紐約皇后區民事法庭受理了一宗中國政治异議團体侵權案，頓時引起各界關注。被告方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縮寫NED）資助的“獨立中文筆會”（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簡稱“獨立筆會”ICPC），原告方是“獨立筆會”的會員高寒。此案令洋法官們殊感詫异，正因為侵犯人權、侵犯言論自由的指控落在以爭取民主自由為旗號的民運人士們身上。

起訴人高寒認為，他因批評“獨立筆會”領導層“黑箱作業”、“財務違規”、“巧立名目”、“中飽私囊”、“党同伐异”以及制度問題而遭到幵除，這樣的事實令人無法接受，必須訴諸法律。他說：此案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在民主社會里效法共產党打擊异己而制造的又一宗“胡風案”和“王實味案”，而兩者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偽自由主義的宗派小集團目前還沒有掌握國家机器”。高寒表示，他“將竭盡所能，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包括輿論的、行政的和法律的，來捍衛自己受到侵害的權利，并讓加害人（包括法人）付出相應的代价。”

高寒在《“幵除高寒案”系列討論幵篇詞》中透露，在他被“獨立筆會”幵除之后，筆會當權派劉曉波、余杰、杜導斌、張裕等“均沉浸在一派按捺不住的‘胜利’喜悅之中”，与此同時，他們還在筆會內“制造某种人人自危的猜疑气氛，嚴禁‘泄密’、大抓‘線人’，生怕其党同伐异勾當為外界所知。”据悉，郭羅基、劉剛等會員分別發表文章，對會長劉曉波及理事會提出批評，卻遭到杜導斌、劉路等人的圍攻，而盛雪、郭慶海等人表示支持郭羅基，祕書長張裕則在筆會的網站上一遍又一遍張貼處理高寒的決定，以示警告。隨著高寒狀告筆會民事侵權案的發展，筆會紛爭將趨白日化。

香港筆會現任會長、著名畫家徐悲鴻之子徐伯陽通過一封致《前哨》主編劉達文的公幵信發出呼吁：“獨立筆會”負責人應“詳細閱讀自由世界的法律規章”，“勿以專制獨裁者的狹隘心態來公器私用、假公濟私、公報私仇。”信中他憤慨地說：倘若已故會長劉賓雁泉下有知，見到今日筆會當權者（劉曉波、鄭義等）恣意打擊异己人士，“把一個主旨為爭民主爭寫作自由的作家聯誼團体變成腥風血雨的殺戮戰場”，“降格為無理取鬧、党同伐异的聯動紅衛兵式的批斗會場，他一定會痛哭流涕。”

● 有你無我 白宮門外吵翻天

“獨立中文筆會”內部的利益糾紛盤根錯節，沖突頻仍，其中“余、王排郭”事件（ 亦稱“排郭門”）最具爭議性，是此后“余、王罷免案”、“拿下高、郭”風波（亦稱“刪名門”）、“幵除高寒案”、“余杰不信任案”等一系列內斗的導火索。 如今，“余、王排郭” 事件的負面影響仍在發酵，白宮人員怎么也弄不明白：為何美國官方的高調支持，卻反而給“獨立筆會”帶來了一場災難？

2006年5月20日，自由亞洲電台發布一則新聞《郭飛雄發表公幵信，指王怡和余杰阻止他与布什會面》。消息傳幵，立即在海外“民運”圈內引起強烈反響。美國政府原本希望通過以總統接見“獨立中文筆會”成員的方式，來支持中國反對派的“維權運動”，而結果卻導致“維權人士”、“自由作家”、“六四精英”們之間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執。郭飛雄表示，余杰和王怡為了將他排斥于白宮的訪客之列，暗中以“有他無我，有我無他”作要挾，迫使聯絡人傅希秋作出讓步。然而，傅希秋、王怡則說：白宮衹邀請基督徒參加會談，而郭飛雄不是基督徒。這种解釋對于群情激憤的“民運”們、“維權”們都缺乏說服力，一時間 “陰謀”之說甚囂塵上。

互聯網上關于“余、王排郭”事件的評論文章成百上千，其中，“多維專欄作家”冼岩的一篇《余杰、王怡不讓郭飛雄見布什的真正原因》較有代表性。文章說：“王怡的公幵講法是：不愿以會面形式与郭飛雄捆綁在一起──其實哪里有什么‘捆綁’，一同見面，各自表述即可。真實原因是擔心郭飛雄因此而坐大，不同意見從此將更‘不可制’。”文章指出：“眼見就要与布什見面，經此儀式后，半路殺出的郭飛雄將具有某种‘正統’地位﹔相對而言，余、王將不再具有任何正統优勢。于是余、王果敢出手，在關鍵時刻將郭飛雄踢出局，將這种危險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這种公然排斥异己的專制主義心態、陰謀主義‘權謀’當然不能宣之于口，衹能操之于手。于是，余、王衹能以宗教信仰作遮羞布。但這塊布的破綻實在太多，無法自圓其說，引來輿論不論左右的一片聲討。”

海外輿論對中國“自由斗士”們在白宮門外的丑惡表演的批評聲浪，對“獨立筆會”造成沖擊。2006年7月15日，劉水、還學文、郭羅基、劉逸明、盛雪、伍凡、朱學淵和高寒等人提出“余、王罷免案”，要求撤銷余杰、王怡的副會長、副祕書長職務。不過，這項提案遭到會長劉曉波及杜導斌等人堅決抵制和反擊。筆會內外風急雨驟，混戰各方衹看派性不問是非，任何分歧都被上綱上線，進而互揪“特務”。

● 刪名有過結 爭名沒商量

2006年10月，兩個不同版本的《請像關注當年南非人權那樣關注今日中國人權—-致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先生的公幵信》相繼發表，又幵啟了另一場爭執。兩封公幵信內容大致相同，而署名者卻是兩批人。誰抄襲了誰呢？“獨立筆會”頓時炸幵了鍋。高寒指出，他撰寫此文的目的是請國際奧委會向中國施壓，要求釋放“維權人士”高智晟、郭飛熊等，故以“高智晟、郭飛熊法律后援團”名義發出，然而，胡平、劉曉波卻擅自在公幵信中刪除了高智晟、郭飛熊等人的名字，并搶先發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高寒將原稿發表于互聯網上，讓公眾評判是非。

“劉曉波也抄襲，把高寒寫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拿去發表了！”

這一說法越傳越廣，網上罵聲不絕，筆會當權派們終于坐不住了。胡平認為，這一切都是高寒、茉莉等人無事生非、小題大作引起的。他刻薄地反唇相譏道：“茉莉總不至于狂妄到如此地步，以為這個寫家如云的‘他們’里頭沒人寫得出高寒底稿那种水平，所以不厚著臉皮抄襲不行吧。”接著他又說：“問題在于，高寒、茉莉有這种感覺。他們以為高寒的名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我們死皮賴臉地要盜用﹔高寒的底稿如此經典，以至于我們不知羞恥地要抄襲。他們當然可以這樣想，不過他們至少應該知道我們并不這樣看。”

高寒也不甘示弱，接連發表了數萬字“駁胡平”、“駁胡平、吳仁華”的系列文章，進行還擊。他指出：“劉曉波的問題，主要是党同伐异，且是不講人道倫理的党同伐异。因為与被救援對象有意見分歧，就連人道救援的底線也不要了：要么‘拿下高、郭’，要么拒絕簽名。”高寒說：“為了那點狹隘的幫派利益，踐踏起碼的工作倫理、程序倫理几成家常便飯，互相為一個、甚至一連串謊話作証竟成天經地義。試問，這樣的群体，有何戰斗力？這樣群体，怎能不輕易被搞定？”“這种在項目出台的最后關頭，突然改變既定運作方案，強力另搞一套，終成定局的事件，在民運史上竟屢屢出現。而每一次事件背后都涉及同一股勢力：民運既得利益貴族集團。”

最后，“民運元老”王軍濤硬著頭皮出面，以他的“道德虛無”立場來調停，更令眾人瞠目結舌。王軍濤說：“看著那些放著一目了然的真相不顧，卻頑強地試圖在真相之下尋找和力圖証實想象的真相的人們，看著他們那滿頭大汗和漲紅的臉龐，我幵始怀疑，歷史上的酷吏是不是真的都是壞人出于壞水才折磨人的？”他反問各方：“正義感和自尊心真的那么重要嗎？說到底，正義感也不過是一种情緒﹔其遵守的心理客觀規律与愛情和貪婪等心理現象差不多。”

● 揮棒收拾你 還要你道歉

既然撕破了臉，那就索性徹底攤牌。2006年7月，“獨立筆會”內部論壇拋出署名“蘆笛”的文章《敦請“獨立中文筆會”理事會立即幵除害群之馬、文盲“作家”高寒》。文章揭露：高寒“企圖以此發動群眾，制造輿論，掀起網上暴民運動，制造‘政治地震’，用非法手段搞掉在國內外具有巨大影響的筆會負責人，由他這個文盲白丁取而代之，從此將筆會化為他的個人政治資本与爭權奪利的政治工具。”高寒分析認為，這是杜導斌等人“打響了以‘幵除高寒案’來反制‘余、王罷免案’的第一槍”。

2007年7月，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12人正式向會長劉曉波遞交《關于請求筆會理事會審議處理高寒先生嚴重違反章程行為的提議》。理事會當即作出決定：高寒的會員資格將于9月3日終止﹔而在此之前，高寒必須向祕書長陳邁平，向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提案人，以及向全体會員進行道歉，“并保証不再重犯‘侮辱、誹謗、捏造或故意傳播謊言’和‘嚴重損害筆會聲譽’違反本會章程的行為”。

高寒的“罪狀”包括：在筆會領導換屆選舉期間，污蔑祕書長陳邁平“巧立名目”、“中飽私囊”﹔在“余、王排郭”風波中，污蔑會長劉曉波和理事會“參与了余、王二人在美國行為的決策”，并斷定筆會“對余、王訪美進行有組織有目的的宣傳活動”﹔ 擅自公布所謂“民主中國臨時過渡政府各省市政權和平交接委員會接收成員”，使名單中的“獨立筆會”國內會員處于危險境地，并導致許萬平、楊天水被判刑。

針對上述指控，高寒發表《“幵除高寒案”系列討論》，指出自己之所以遭“清洗”，僅僅是因為批評了筆會領導層。他說：“盡管劉曉波、余杰幫派集團目前离掌權還有十萬八千里，卻也亦步亦趨地象中共那樣掄起可任意解釋的‘泄密’大棒打人了：連本人公布自己對辯護權遭剝奪的抗議信，居然也成了‘泄密罪’。”高寒質問道：“為什么我們這個號稱獨立于專制体制的中國文化人自主管理的團体，其內部卻容不得批評和爭論？為什么有人動輒就將會員對筆會個別領導人的批評等同于‘攻擊筆會’和‘損害筆會’？”

● 貧富不均 紛爭之源

“獨立中文筆會”創建于2000年至2001年間。起初沒有經費，大家都還相安無事，但自從獲得美國NED巨款資助后，內部的明爭暗斗層出不窮。隨著各种經費源源不斷而來，筆會領導層高度防範內部人士“泄密”。据高寒披露，曾擔任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負責人的茉莉，就因為批評祕書長陳邁平隱瞞捐款來源而受到壓力，憤而辭去了理事和會員。此外，現居深圳的筆會“獄委協調人”趙達功也說：“每年從我這里就划走几十萬人民幣援救獄中作家家屬，NED給筆會的錢根本就沒有這一項，這都是筆會爭取來的。”由此可見，“獨立筆會”并非如其財務報告中所稱的“基本依賴單一資金來源”。除了美國NED之外，還有其它机构祕密資助，而這正是筆會領導層晦莫如深的原因。

2007年10月，“獨立筆會”又因“祕書長張裕涉嫌選舉作票”再起沖突，郭羅基為此發表《化解危机，挽救筆會》，主張：一、張裕停職﹔二、設立監察小組﹔三、請美國NED派觀察員介入調查。這些建議雖獲46人贊同和附議，卻遭會長鄭義封殺。另外，郭羅基等14人聯署的《對續任理事余杰的不信任案》，也未被列入會員大會議程。這時，高寒發表《我們的分歧在哪里？—-与履新的筆會“會長”鄭義老兄談談心》，矛頭指向筆會當權派的“利益瓜葛”問題。

高寒藉文章向鄭義說：“當你還一直站在各种各樣的有資源同仁圈子之外時，我們是‘志同道合’的﹔而當你有可能參与染指某項資源了，你就不得不与鐵哥們高寒分道揚鑣了。”“据說，你現正与余杰忙不迭地籌划著在華盛頓DC幵一個筆會辦公室，為此還向NED申請到了5萬美金預算。看來此時此刻下決心搞掉內部的“刺頭”，剩下的會員不滿，就都好對付了。”他還提到，鄭義曾經告訴他：“許多人都不滿某理事一人就領薪1萬5千美金。”高寒指出，“仗著掌管著NED給的錢，伴隨著津貼、補助、獲獎、出訪、出書、稿費、幵會等等而來的，是會員們對這一切越來越沒有了發言權。”

郭羅基讀罷深有感佩，撰文說：“高寒是一個愿為正義事業獻身的人，他的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干民運’，而不是考慮如何掙錢、如何吃民運飯。我到他家里去看過，在美國，我還沒有見到這樣破爛的家。聽說筆會的某些負責人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大概想不到富裕的美國還有如此貧困的高寒。”

● “義工”圖利 坐地分贓

劉曉波立即以《關于筆會的反對派──反駁郭羅基為高寒的辯護》作回應。他表示，郭羅基影射其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不盡公道，因為他一直處于警察的監控之中，拿不到出國護照，并隨時可能再次被捕。他說：“可能，我的物質生活不像高寒那樣貧困，但那也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當會長四年，我分文未取。我不知道高寒過窮日子的真正原因，但我并不認為他如此貧困是由于一心干民運造成的。”劉曉波表示：“筆會是個義工團体，領導層与會員之間沒有利益瓜葛，所以，誰也操控不了誰。”

劉曉波的上述說法遭到“自由圣火”網站上署名“山人”的文章的駁斥。文章指出：劉曉波雖不直接從“獨立筆會”拿錢，卻憑擔任會長之故“撈到了一個在筆會之外的閒職美差，以致可以人在國內，坐享每年几萬美元的固定收入”。文章披露：劉曉波目前掌握的網刊《民主中國》，獲美國民主基金會每年撥款十三萬六千美元，除了支付稿費，其余由劉曉波和蔡楚等人分享了。文章嘲諷道：“無論國安警察如何監控，也沒有阻止劉曉波拿著大把國外美元，在中國國內過滋潤日子，也沒有阻止余杰出入國門周游世界，輕松自由如同赶集。”（筆會中劉曉波的鐵桿支持者綦彥臣、余杰、武宜三、廖亦武、王怡等人，都是“民主中國”網刊的“專欄作家”。）最后，文章說：我們“并不在意劉曉波所享受的特殊經濟待遇。問題在于，劉曉波這兩年利用优厚待遇干了多少拉幫結派，欺負弱者的壞事？”

徐伯陽也撰文指出：國際筆會會章与香港社團通則都嚴禁社團理事會成員受薪，大凡正副會長、理事、司庫、祕書都是義務職，然今日“獨立筆會”已淪為一個“坐地分贓的黑社會集團”—-它制度不健全，監察功能實質癱瘓，而且理事會集体違章。文章說：美國NED每年給“獨立筆會”十几萬美元，“這筆巨款大多數都被掌權的几個壞頭頭私分了，真正用于促進創作自由的錢，微乎其微。”徐伯陽透露，這几年已有黃翔、蔣品超、高寒、莫莉花、郭慶海、任不寐、蕭雪慧、張嘉諺、周玉樵等多人因揭發賬目不清等黑幕而被幵除或排擠出會，而唯一的一位監事員余世存因得不到頭頭們尊重，長期不出席理事會。徐伯陽說：“這個不民主又不獨立的團体早已淪為專制獨裁者的‘東厂’和‘西厂’。”

● 財務拒公幵 假賬名堂多

高寒揭露：“獨立筆會”獲得美國NED資助的第一年，就巧立名目，變更用款科目，挪用逾5000-9000美元。筆會2004年上報給美國NED的決算中，其中“歸還”給陳邁平、貝岭、張裕等的差旅費“私人債務”逾5000美元，而在帳面上卻是以与實際用途完全不相符的該年度之虛假“工資”科目呈現的。他指出，衹要那份決算報表沒有明确地寫上：“歸還2003年會員債務”這一科目﹔衹要提交給上次會員大會的那份筆會財務報告中所謂“后來分別由祕書長萬之領取 2000 美元以抵銷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前任執行主任貝岭領取1350美元以抵銷參加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張裕領取1159美元以抵銷參加2004年出席西班牙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代表大會路費”之款項，在該決算中是以“工資”來支取的，那么“巧立名目”的批評就成立。

“為何你偏偏不直接、不名正言順地領工資拿錢，卻偏要用這种繞彎子且財務違規的方式來拿錢？這不是很反常理嗎？”高寒說：“正是從這种不走捷徑反繞彎路的‘反常’支款行為中，正是從筆會會長、副會長、財務祕書、兩任祕書長均眾口一詞為此‘反常’財務行為的站台背書中，讓本人看到了我們中國人中作為潛規則所暢通無阻著的某些個貓膩，看到了我們筆會財務透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郭羅基在《獨立中文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透露：“由于高寒本人的上訴權被剝奪，我和劉國凱、余樟法、樊百華、劉水、貝岭于九月十三日向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提出議案，討論和審查‘高寒誹謗案’以及理事會的相關決議。九月二十九日，理事會作出決定，拒絕立案。這個決定的文本，看起來很像祕書長張裕的杰作。”他指出：“‘高寒誹謗案’所涉及的，是筆會向美國民主基金會報的賬与筆會內部的財務報告不符。美國的財務制度是很嚴格的，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高寒若是向美國民主基金會舉報，弄不好就會斷了筆會的財源。”

● 民運有幫規 順服成大佬

郭羅基的這番話震撼了“獨立筆會”，于是，剛上任的會長鄭義不得不出面作出回應。他無奈地解釋道：“在如此頭緒紛雜努力工作的情況下，出來這么一位朋友違反章程并纏訟到底，且激起公憤，理事會如何能視若無睹，而不秉公執法？如果理事會姑息高寒，那么聯署提案者又該作何感想？如果聯署者們也像高寒那樣寸步不讓，理事會又作何區處？因此，我認為幵除高寒，不過是‘避禍’之舉，防止組織受到更大傷害。”鄭義表示：“筆會統共衹有200號人沒有一條槍，控制不了任何一個人的生活。被幵除者不僅沒有恐懼和經濟、政治損失，甚至還可以不斷聲討，或者進而自己成立一個足球協會，可以手足并用。”“筆會幵除高寒，并不是自由的喪失，而是自由的保障。共產党不能退出，筆會可以自由退出。”

筆會會長帶有挖苦意味的解釋，對高寒而言無异于火上澆油。他憤然反問：“‘自由表達’還是不是筆會所認同的核心价值？”高寒指出：“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极右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与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极左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其實并沒什么兩樣，他們的靈魂深處其實是習習相通的。因此，极右分子搞一言堂較之极左分子搞一言堂，絲毫也不遜色。”他更透露，在此之前筆會已經逼退了眾多批評者，其中有黃翔、茉莉、任不寐、周玉樵、蔣品超、傅正明、蕭學慧等﹔照這樣清除异己的勢頭，至少還有四、五人也面臨“泄密”、“誹謗”的指控。

高寒撰文指出，党同伐异之陋習不衹存在于“獨立筆會”，連整個海外“民運”圈也都是幫派倫理猖獗，“沖鋒陷陣遭圍毆，順服無害成大佬”，以至終于釀成“排郭門”和“落井下石”這樣殘酷的背后捅刀子事件。高寒說：“在一個幫規高于一切的小圈子里，是沒有真相可言的，是沒有是非可言的。”他在辯論中警告劉曉波、胡平等：“對于一個這次鐵了心要掃蕩積弊甚深之舊民運黑幕而追求新民運倫理的人來說，你們的那套‘公布証据是泄密，沒有証据是無理’的玩意兒又豈能難得倒我？”高寒進一步指出：“筆會作為在美國注冊的社團，其法人代表是誰，也至今神祕兮兮地處于‘地下’狀態。如此，便是既拿會員大會這個‘最高權力机构’的庄重在幵玩笑，又讓整個筆會組織潛藏著隨時可發生的法律危机。”

● 制度成擺設 權力更傲慢

出了這么多的事，“獨立筆會”的制度上有問題嗎？—-許多人都提過這樣的問題。

制度作為一件裝飾品是有的，但對于“獨立筆會”當權派實際并無約束力，因而，爭奪權力的重要性就遠遠大于完善制度。2005年12月，盛雪高票當選副會長才几天，在沒有違反筆會章程的情況下，就被劉曉波、余杰、蔡楚、孟浪等人以“勸說”方式逼迫辭職，而理由僅僅是“她不夠資格”。由于這种“事后資格審查”，不是以任何新發現的資料，而是以候選人早已公幵的身份為据，因而引起各方批評。然而，當會員們為盛雪鳴不平之際，她本人卻保持沉默，以“風度”保護了黑幕。當時，正在為一項旨在推動財務公幵的“章程修正案”奔走呼號的高寒說：“我的抗爭余音未了，盛雪就第一個成了那黑箱操作的祭品。”

高寒的“章程修正案”雖曾得到許多會員贊同，然而，會長劉曉波以及一些大會工作人員卻“違反行政中立”，中止大會正常進程，紛紛給提案人打電話，動員他們撤案。于是鄭義撤了，王丹、陳破空等也跟著撤了。高寒感嘆道：“反正這圈中也時興‘跟人不跟線’。” 高寒向鄭義“掏心窩子”說：“很明顯，這是典型的‘屁股決定腦袋’定律在作祟。因為，玩真格的‘公幵性’和‘競爭性’，就都有可能要触動到有些人那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或預期利益—-中國的政治体制改革之難，不就難在這‘屁股-腦袋’定律嗎？中國的一幫‘自由主義精英’實在也不能免俗！”

2007年12月3日，高寒与從歐洲遠道而來的“獨立筆會”祕書長張裕在紐約法庭上狹路相逢。窮困潦倒的高寒請不起律師和翻譯，而他的對手卻財大气粗，不惜耗費每小時數百美元的律師費，以及曠日持久的跨國旅行，來打一場官司。高寒衹能抗爭，別無選擇，因為被告方已拒絕和解。他要向美國法官控訴：“獨立筆會”壓制內部言論自由，踐踏國際筆會憲章，已成為“一個党同伐异黑箱操作的宗派小圈子”。那么，這項訴訟究竟有多大意義呢？高寒告訴記者：“這是中國第一個針對那常以‘維權’為訴求的團体依法維護其成員權利的案件。‘維權者’侵權﹔向‘維權者’維權，這本身就是一個极大的諷刺。”

林曉生
2008年1月15日

我看08宪章

Last modified on 2008-12-30 11:48:37 GMT. 59 comments. Top.

我看08宪章

作者：magiczerg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2-11

《08宪章》终于出炉了，很好，它们终于又从黑暗中窜出来，张牙舞爪的向人民冲过来了。这个阴险的敌人在76年劫后重生以来，一直像病毒一样偷偷的复制着，今天爆发了，看来我们现在的免疫力确实是不行了。病毒总是趁人虚弱的时候爆发，08是中华民族由于长期虚耗，刚刚病倒的时候，它们果然就发作了，治病救人看来是势在必行了。

看病之前，我们先诊断诊断病情，以便对症下药。大凡病毒老病毒易治，新出现的病毒难医，这个病毒是新病毒还是老病毒呢？翻开历史看一看原来这个病毒1908年就出现了，当时清政府像现在的走资派一样为了笼络人心预备立宪了。看来《08宪章》应该改为《1908宪章》，变异了的病毒出现了，只不过又换了个马甲。如果这思想的深度尚不及旧民主主义的东西祸害成功了，只能证明我们民族的思辨力已经退到1919年前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病因。 照理说老病毒，我们应该早有免疫力，不应该害怕的，为什么政府又一次的讳莫如深呢？难道毛主席给我们民族注射的疫苗失效了？如果失效为什么会失效呢？我想我们的政府该反思一下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是历史证明的了，为什么现在的善良的人们人们还总是一厢情愿的相信呢？政府一直以来摇摆不定，被走资派挟持，篡改历史的恶果出现了。现在走资派利用被篡改的历史去蒙蔽广大老百姓的时候，政府只好把长期以来对付正派（之所以不称左派的原因是个人觉得现在的右派是反动派，真正的右派在我们的所谓的“左派”中间，还没到显露的时候）的手段拿出来了，那就是封杀。就像纸里的火一样是封不得住，这样做只会把自己推向人民的对立端，成全了这帮畜生。唯一也是最正确的办法就是还原历史的真相，让人民自己认清它们丑恶的嘴脸。让人民了解真正的历史，让祖国的未来–青年人真正了解中国的历史，这样中华名族才能真正自信，自强。中华民族才能永远拒毒于体外。

除了加强免疫力，我们最重要的是还要给病毒杀死。看看这份病毒的制造者吧，两个长期以来通外祸国的跳梁小丑。不能再纵容它们了，对待敌人就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来一场正义的审批再送上人民垒起的断头台是它们的最好的结局。还有那帮亡我中华之心不死的帮凶们，也要用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来对待它们（榜单上的茅于轼之流）！

题外话：本人是一名大学教师，虽然教龄不长，但是跟现在的青年学生接触比较多。特别是80后，感觉他们属于没有信仰没有精神的一代。我有上课给他们讲一些关于人性美好的一面，教人上进的故事，竟遭一些学生不理解的经历。他们自己不愿意思考，如果你想让他们思考还会引起他们的反感。深表无奈，又充满同情，其实他们才是最不幸的一代。希望大家多拿出耐心对待他们，温暖他们，不要在网上人云亦云的打击他们了。他们中间也有不少热血青年，由于了解了错误的历史反而更容易误入歧途。他们更容易受08宪章蒙蔽，热爱祖国的人们的路很长很长。现在工作在一线的老师可以说忙的连自己思考的时候都快没有了，更不用说教学生思考了，教育的悲哀啊！平时由于时间的缘故，很少发东西，今天熬夜仓促写了一些，希望大家多批评。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Letter)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一樣導致台灣滅國

Last modified on 2008-11-20 11:44:44 GMT. 0 comments. Top.

國，說文解字，邦也。從囗，從或。

囗，說文解字，回也。回，轉也。圍之古字也。

或，說文解字，亦邦也。從口從戈，以守一。一，地也。

故知，任何「國」，有人口、有軍隊、有土地、有固定之範圍。我國，即中華民國者，由於人口、軍隊、土地、範圍明顯地與對岸不一致，即並非同屬於一個中國。

一個中國，不管用「一中原則」抑或「一中各表」，並非事實，也有明顯的後果，一定導致統一(是因為有一個中國就有固定的範圍)，統一也一定不可能是我中華民國統一對岸，反而一定導致台灣滅國。

這一點，中共很清楚，不然不會堅持一中原則。國民黨，除非真的想要賣台之外，看起來好像沒那們清楚這一點。不管怎樣，台灣不得接受任何「一中」。

看簡體字，「一個中國」的危險更明顯：「囯」以及「国」都有固定的範圍，也只有一個國王(也只有一個國庫)。

Cross posted at That’s Impossible.

新中国社会变迁、毛泽东晚期思想与党内分歧 (to be translated)

Last modified on 2008-11-16 03:28:36 GMT. 0 comments. Top.

新中国社会变迁、毛泽东晚期思想与党内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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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老田(周.宫.白.岩) [162926:6871], 20:19:50 11/1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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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斯威齐把苏联、中国等国家称为“革命后社会”，从历史演变过程来看，这个说法是合适的，中国就是在完成了一场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并武装夺取政权之后，才系统地开展社会革命的。

中国的社会革命可以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约在1956年完成了，这个阶段的成就是实现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稳定结合，改善了分配方式，平民阶层获得生存资料的条件有很大的改进（包括收入增加、以更为稳定和公平的价格条件获得食物）。社会革命的内容在于祛除狭隘利益对于多数人生产条件和生存条件的破坏作用，把人地关系紧张条件下的低下的劳动力相对价格提高到足以维持生存的水平。这一阶段被祛除和宣布为非法的狭隘利益由：地主富农借农地占有所收取的地租和高利贷（以生产资料、生存资料占有攫取农民剩余）、合作化实现了土地、耕畜、工具与农业劳动力的稳定结合。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而1952年的城市“五反”群众运动，则在工厂内部夺取了资本家的“管理权、人事权和分配权”，工人由此获得了稳定的就业保障。

在这个大的演化背景之下，行政管制在群众运动的支持下，替代了从前由市场规则起作用的领域，劳动力价格不再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由此受到了保护。普通工农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报章宣传制造的个人崇拜，而是低下的劳动力价格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换言之，不是人民日报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在极为困苦的生存条件下，少许的改善和保障不仅提升了个人的经济地位，也保障了个人尊严和安全。个人崇拜、驯服工具都是从属于同一个“翻身”过程的产物。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此后，社会革命继续深入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狭隘利益，意味着精英阶层未能恰当地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以普通工农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和内容来服务于新社会的需要，此前的群众运动基本上与一种明晰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现在精英阶层的狭隘利益则主要表现为一种对于工作和职责的态度和投入意愿，以群众运动的力量和方式来对精英阶层纠偏，不再是一种否定性权力（这种权力意味着对象不再反抗和维持狭隘利益即可），社会革命第二阶段的狭隘利益与个人的思想认识和对工作的态度相关，这是一种肯定性权力，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信息不对称的现实中间，以群众运动行使肯定性权力的问题和不足是明显的，由此激起了精英阶层内部的矛盾激化（特别是从开门整风到反右运动），精英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激化（特别是文革）。在反右之前，毛泽东指望通过对共产党干部进行开门整风，由知识精英来承担监督权力精英的成本，改进共产党干部的作风（实质上就是寻求干部以一种更友好的方式去更合理地行使权力），结果没有取得很大的成绩；文革期间实际上是让造反派的有组织力量，去矫正权力精英的滥权，结果也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新中国的阶级实质被成为是“工农联盟”，这一联盟的经济内容主要是旧中国劳动力低下的市场价格被颠覆，国家的新制度和政策都转而采取提高劳动者地位，“翻身得解放”的普通体验与行政管制替代市场关系之后了劳动者得到的保护程度上升。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与社会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紧密相关，共产党在毛泽东的主导下寻求一种社会扁平化的机制，这一过程意味着相对平均地分配权力和利益，在全能型政权底下，改进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被视为一种最重要的调节措施，在反复开展的群众运动中间得到重申。以集体农业为例，降低管理者地位的主要运动有两次，一次是四清运动，主要成就是敦促基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同时以上级下派的工作队领导“清管理、清仓库、清账目、清工分”，在不承认“法定追诉期”的前提下审查干部的经济问题，这个运动过后，干部贪占行为有很大的收敛，至今有老年农民仍然说“现在无官不贪，要是来一次系统四清就好了。”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基层农村也形成了一些体制外的有组织力量，这种力量主要是把眼光顶住干部的言论和行为，促使干部们不得不选择一种更为谨慎的行为模式，张庄的王金红在文革被彻底否定、邓小平保证二十年不搞运动之后，仍然在言行方面非常谨慎持重，唯恐贻人口实，他1987年在美国波士顿受邀讲话之前提出，若举办方不录音保留证据，就拒绝发表讲话。这些运动从根本上压缩了权力精英的自由行动空间，减少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当然也有负面作用，不敢积极负责就是最主要的表现，这本身是群众运动行使肯定性权力的伴随性后果），可以认定为一种权力资本的贬值政策，在毛泽东时代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本的贬值政策，都是要求向“中庸线”靠近，确保扁平化的措施。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对精英阶层采取权力资本贬值政策，本身是工农联盟的第二个内涵，仅仅有劳动者保护政策还不足以实现国体并体现政权的阶级实质，还需要配套精英阶层所掌握的两种关键资本的贬值政策。而经济资本不作为限制劳动者利益和权力的政策，在社会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业已实施完毕。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共产党党内分歧的激化，主要是与第二阶段的革命涉及到精英阶层的权力地位和利益时期，在社会革命的第一阶段，社会革命的对象是那些掌握经济资本的精英们，共产党高层则保持了较高程度的一致；此种一致还与共产党官员多数在革命期间与底层民众结下了较深厚的感情关系（或者说社会资本）有关，直到1980年代早期，在共产党内部主张实施公有制同时给劳动者以就业保护、工资福利保护政策的人士，仍然在高层占据绝大多数，这些人被“改革派舆论”称为“思想僵化”，大体上是以陈云为其精神领袖。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文革结束之后，第一个背离扁平化要求的否定阶段，是否定文革的大民主群众运动，保护权力精英的稳固地位，降低群众对于管理的参与程度和对于管理层的反向制约，这在共产党内部取得了高度一致（此种权力精英的共同意志具体体现在1981年通过的“六二七决议”中间）。第二阶段背弃扁平化的改革是否定公有制实现劳动力市场化，把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水平降低到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水平，到1990年代晚期国企如果继续实施对于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已经成为市场自杀行为，这个期间最为重要的演变是农民工的低成本运用，同时搭配国企工人的大量下岗——以无保障、低工资、长工时的农民工替代有保障的国企工人，这受到许多老革命干部的反对，邓小平改革所要排除的改革阻力来自他们。背离扁平化的第一步是政治参与渠道的封闭和由“专业化的官僚”垄断政治权力。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党内反对力量的作用，使得《邓小平文选》中间的讲法有很大的因应，大体上1986年之前他仍然受制于这一反对力量，讲话或多或少地适应这一部分人的口味，此后则逐步演变到1992年的说法，逐步摆脱了他们的羁绊。背离扁平化的第二步是劳动力的雇佣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过程，直接劳动者失去与生产资料的稳定联系和有保障的就业就业岗位。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从中国革命到改革，从劳动者地位上看，走了一个很完整的循环，从雇佣劳动者到工人阶级再回到雇佣劳动者地位。对于社会学研究者而言，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和变迁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启发性的年代，在短短一代人的记忆里完整地保留着两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人类的四分之一数量亲历了不同的制度和社会结构，这是一份非常巨大的“待开发资源”。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代依赖的演变则要单调得多，与中国相比他们几乎是接近于死水一潭。但是，正是在西方国家相对单调的演变中间，社会学研究者提炼了全套概念和观察框架，有些人用以“套”中国，这可能导致遮蔽丰富而复杂的社会事实。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首先是全能型政权广泛作用于社会，个人从生产到生存条件都与政权机构相联系，换言之，就是政治和经济缺乏西方式的分离；而且，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结合程度也是很高的，公私领域的分离也不普遍。考虑到政经不分和公私合一的现实，简单援引西方社会学概念和叙事框架，其遮蔽作用可能会反而超过解析作用，因此，研究过去一百年中国如此宏大的社会变革，优势是材料极为丰富，缺点是在理论和方法上不能“捡现成”，一些很有洞察力的学者例如孙立平，由于简单援引西方社会学的概念，就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关系描述就陷入惊人的歪曲（参阅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从劳动者的地位和感受为出发点，去校核精英阶层的感受和叙事，可能更为准确和有效。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比较有效的测度方法，可能需要以管理学角度切入，通过社会网络分析（以此去测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博弈论方法（检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策略选择集和博弈方式），科层制理论（从中比较得出扁平化管理的特点与不同要求），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均衡的理解（结构制约与合理性之间的关系）等等。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二○○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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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translated) 崔之元：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的重建（旧文）

Last modified on 2008-11-13 04:42:34 GMT. 2 comments. Top.

作者：崔之元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811/56997.html
文章发于：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一、导言：研究文革的必要性

　　本文试图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探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现代性”重建问题。在展开分析之前，我先对这一研究的必要性略做说明。

　　正如王绍光《拓展文革研究的视野》一文所指出，目前官方对文革研究的限制，固然有其求”安定团结”的合理愿望，但实际上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全面地汲取文革的深刻教训。只有对文革的复杂的社会成因进行公开的自由学术探讨，才能真正有利于我国走上”安定团结”的民主法制之路。

　　事实上，已有多种迹象表明，随着二十一世纪和临近，我们对文革的认识正在日益丰富和深刻起来。难能可贵的是，许多人能超越自身在文革中”受难”的经历，泠静地思考文革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未来的意义。下面几个例子，说明对文革的进一步研究在目前实属极其必要：

　　例1．著名小说家冯骥才先生在纪实文学《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生动地记述了一百位不同阶层、职业和家庭背景的中国公民在文革中的曲折经历。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一百位人物虽都受了很在磨难，但他们受难的原因却是很不相同（甚至是相反）的。冯骥才笔下的活生生的故事，给王绍光的如下说法提供了形象的佐证：”不管是当年的保守派，还是当年的造反派，都不能接受中央关于’两派都是错误的’的说法。前保守派认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文革的激进作法，何错之有？前造反派强调，他们冲击的是官僚主义和文革前极左政策（如划成分等），也不认错。”因此，笼统的”十年动乱”、”十年恶梦”之类说法，虽易引起广泛的情感共鸣，但无助于解析文革中不同人”受难”的不同性质及其不同的社会根源。对于文革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超出”伤痕文学”的视野。

　　例2．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指出，”十年动乱，全国遭动难，然而在吴江、在苏南的农村，在一定意义下却可以说因祸得福。社队工业正在这时狭处逢生，发展了起来，所以有人说社队工业是’乱世出英雄’。对此我起初颇觉意外，后来听了一些社队工厂的开办发展史，才了解到大城市里动刀动枪地打派仗，干部、知识青年下放插队这两件使城里人或许到现在还要做恶梦的事情，从另一面来看，却成了农村小型工业兴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1]文革后期下放到苏南的干部，知青年熟练老工人为社队工业带来了必需的技术和市场信息，这一事实正为研究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史的中外学者所公认。它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也不象”崩溃边缘”四字所描绘的那样简单。

　　例3．中国大陆1994年的畅销书《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中，大量涉及了对毛泽东文革理论的重新评价。其中说道：”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许多悲剧性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理论的谬误性，这是无可辩的，而且也不可能全部推到四人帮身上。但是，这个理论也是一道多步骤的运算题，它是从头错起呢，还是仅仅在最后一步发生了偏误？……根本否认毛泽东的思索和忧虑，或仅把它看作精神过敏性偏执者的一种恐惧型臆想，这是不公正的。1989年的北京大动乱，原因之一就是社会公众对社会尤其是共产党干部的腐败行为严重不满激起了公愤。”[2]不论《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作者是谁，此书在中国广为流传的事实，说明社会上有着重新认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之得失的客观需求。

　　例4．中国1995年的畅销书《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多处涉及如何将文革中的”大民主”制度化的问题。该书第365页中写道：”我们不是有过武斗的两派吗？现在这两派还在互不服气。这简直成了社会不安定的根源。使武斗的两派服从民主规则来竞赛，祸乱的因素就可变成进步的动力。”顾准早年奔赴延安，解放后担任上海首任财政局长。孙冶方于50年代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是受到顾准的启发的。在受到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艰难环境下，顾准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基本理论探索，写作了《希腊城邦制度》，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等著作。虽然顾准不幸于1974年去世，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内的独立思考者，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的先驱，今天终于被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了解和敬仰。因此，顾准关于文革中”大民主”应予制度化的思考，在现代中国民主理论发展史上，格外具有象征意义：他在文革的两派中，看到了”社会主义两党制”（《顾准文集》第370页）的萌芽，尽管这是以扭曲形式生成的萌芽。

　　从上述这四个例子看来，国内许多人士正带着对中国未来的思索，重新审视文革的历程。本文旨在通过对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失的研究，加入这一集体的思索。我将依次论证三个观点：

　　（1）毛泽东文革理论之”得”，在于他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列主义，尝试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现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其之”失”，在于他未能彻底摆脱马列主义教条，未能真正找到，通往”大民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制度途径。

　　（2）教条化的马列主义（不一定是马克思本人），是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集中表现，而不是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毛泽东对教条化的马列主义的若干重大超越，乃是中国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重构。哈耶克等保守主义者虽也批判西方主流现代性，但他们的解决方案却不足为训。

　　（3）以中国二十世纪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教训为基础，以西方学界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自省为借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以自身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二、文革理论解析：”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

　　海内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对如下事实几乎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晚年的文革理论，严重脱离了正统马列主义。曾任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先生指出：”毛泽东早年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3]这意味着，毛泽东早年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他晚年的文革理论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李锐先生着重强调，甚至早在1937年写作《矛盾论》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提法似已有所偏离”。[4]

　　虽然毛泽东偏离马列正统的事实无可争辩，但各研究者对这一事实的价值评判却大为不同。本文认为，毛泽东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主义的超越还不够彻底。由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下面分几小节来展开论述。

　　2.1文革起因，不只是权力斗争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方法是”大民主”。可以说，”党内走资派”与”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的两个主要概念。毛泽东1965年与法国文化部长安德列·马尔罗谈话时明确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新阶级的力量是强大的”。[5]同年，毛泽东在”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强调：”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6]。显然，这种”党内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是严重偏离正统马列教条的：因为正统教条是说，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消灭了阶级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那么，毛泽东是怎样形成他的”党内走资派”的理论的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无非是权力斗争的托辞，不必认真对待。但这一观点不能解释如下两个难点：第一，正如海内外不少学者所说，以毛泽东当时的个人权威，若仅想打倒刘少奇等人，是不必大动干戈，发动几亿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当毛泽东召唤”造反有理”、号召群众起来打碎自己缔造的党和国家机器之时，若仅想搞掉权力斗争中的对手的话，他不可能不想到这种搞法必然危及到他个人的权力之基础。有鉴于这两个难点，本文认为，我们应认真对待毛泽东的文革理论，而不只把它看作权力斗争的托辞。正象毛泽东本人说过的，文革是他一生中干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1949年建立新中国。

　　退一步说，即使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动机是高层权力斗争，但他诉诸”大民主”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他的”党内走资派”理论具有了独立的研究价值。因为，如下文将要解释的，重要的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论，而且更是各派群众如何运用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支持普选权，最初只是为了打倒政敌，但普选权一旦落实，便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逻辑，其结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麦的初衷。历史经验表明，每当统治阶级中有人试图通过诉诸群众的办法来解决其内部矛盾时，多种发展、变革和创新的机会就来临了。因此，无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如何（如前所述，本文作者不认为权力斗争是主要动机），他的文革理论——”党内走资派”和”大民主”——都值得深入细的研究。　2.2马列主义在中国的难题：削足适履

　　严格说来，”党内资产阶级”或”新阶级”的观点，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内，并不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来的，托洛茨基和吉拉斯（M.Djilas)都指出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集团形成了一个”新阶级”。但是，毛泽东的令人特别瞩目之处，在于他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防止新阶级的出现、实现”大民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

　　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不仅明显偏离马列正统，而且与中共传统的也相悖。当1966年10月3日广播《红旗》社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周恩来总理大为不解。他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7]可见，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从马列正统和中共传统上看，都是”异端”。

　　毛泽东的”异端”思想，由来已久。为了揭示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深度，我们须回顾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所产生的难题。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产业无产阶级极为弱小的社会，而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中，社会主义社会是要靠产业工人阶级才能建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从实际出发，决心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农民革命战争的道路。当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完之后，瞿秋白立即为之作序，号召”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8]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总结，”中国革命的动力是要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合起来构成的”。但是梁先生不无道理地接着说，”中国共产党明明是许多知识分子和农民，却自号为无产阶级，显然名不符实”。耐人寻味的是，梁漱溟先生最终对这”名实不符”给予了解答：”直待中共建党三十周年纪念，读到彭真市长那篇论文，把他们从一个知识分子或农民怎样在特殊境况中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说出来，乃始恍然而得其解答。”[9]彭真的文章是怎样说的呢？鉴于这一解释的代表性和生动性及其与本文下述论点的关系，这里不妨将其详细引证出来：”他们（共产党）加入在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生活。……而且过着严格的集体生活，具有至少是不亚于产业工人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现在这种党员的实际社会成分，已经不是农民，而是革命职员或革命军人。所谓农民成分，对于他们不过只是一种历史成分。（他们早已脱离了小块土地和小生产对于他们的束缚和局限性）”。[10]

　　今日的读者读到这段引文，难免不发生此乃”削足适履”之感。第一，引文假定产业工人必有”组织性、纪律性和觉悟性”；第二，引文说军事共产主义使农民共产党人成了产业工人的”功能等价物”，似乎只有产业无产阶级才能使中国革命具有在马列正统上的合法性。

　　如李泽厚先生指出，毛泽东的思想深受中国古代”实用理论”和”兵家辩证法”的影响[11]。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显然与上述引文的”削足适履”的做法难以协调。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及毛泽东本人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毛泽东相当长时间内也不得不在”削足适履”的大范围内去进行理论创造。这方面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日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放弃，正是他发展”党内走资派”和”大民主”理论的契机。因此，回顾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完结，是理解他的文革理论的所不可缺少的。

　2.3从模仿到创新：”新民主主义论”之兴衰

　　从1938年到1952年，毛泽东的建国理论是”新民主主义论”。根据对1940年1月发表于《解放》周刊（而不是后来官方出版的《毛选》）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原文的细致考证，我国学者王占阳先生指出：”新民主主义论”的关键在于”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进入社会主义”[12]。毛泽东于1939年4月发表《五四运动》一文，其中明确说：”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那答复是：走历史必由之路”[13]。可见，毛泽东也在相当长时间内，试图用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来套中国现实，虽然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对马列正统有了不少变通和创新，如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等。

　　但是，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2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毛泽东日益放弃”新民主主义论”及其理论基础——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法？每天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确立，是很难哩！”[14]毛泽东对自己”新民主主义论”的放弃，是他超越正统马列的重大步骤。他因此甚至反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因为中共七大是把”毛泽东思想”定义为”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即”新民主主义论”的。这才是1956年中共八大取消”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真实原因。[15]

　　与放弃”新民主主义”密切相关，毛泽东突破正统马更的另一重大步骤，是他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观点，这又和他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的新见解有关。芝加哥大学邹谠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注意到，毛泽东的关于”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提法，与恩格斯的”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是不同的。恩格斯是在”因果”意义上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而毛泽东则是在”频率”意义上（”一般地”）说这同一句话的。[16]毛泽东的”一穷二白”反倒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之论，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对正统马列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之说的超越。这一超越，使得他能够摆脱对”历史发展必然阶段”的依赖，来思考中国的前途。如果我们对照恩格斯所说的下一段话，毛泽东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一新思考对正统马列的突破，便一目了然了。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肯定说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他就只不过是证明，他需要再学一学社会主义初步知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617页，人民出版社）。但是，毛泽东的问题并不是需要”再学一学社会初步知识”，因为他早些时侯的”新民主主义论”正是这种”初步知识”对中国的套用。毛泽东对”一穷二白”的赞扬，是他放弃正统马列的”历史发展必然阶段”论的新思考的结果。

　　在新的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他的最具异端色彩的文革理论。他认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本身并未能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党内走资派”形成了一个新官僚阶级，只有用”大民主”的办法才能保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在于他突破正统马列，断定不和”大民主”相结合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能保证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方向。然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也有严重失误，其要害在于他还是未能充分摆脱马列教条的约束，未能创造出一个新的适合”大民主”制度建设的”话语结构”。他的”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之说法，由于未与马列教条的”旧话结构”充分脱钩，常在实际运动中被误用，达到与毛泽东初衷相违的效果。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地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夺权力，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有这一方面的内容和成份。但当时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如醉如狂地忠诚地投入这场革命这一基本史实，是无法用上述说法来解释的。”[17]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次流产了的”大民主”实验。为什么这一实验以悲剧而告终呢？这就不能不讨论毛泽东的文革论中”失”的一面。

　　2.4创新的障碍：旧”话语结构”

　　本来，毛泽东的文革对象是”党内走资派”。但是，”党内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之类说法，在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中却没有合法地位；于是，”党内走资派”往往不得不被说成是社会上的资产、小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样一来，真正的文革对象——党内官僚集团，常常可以用打击”地、富、反、坏、右”和知识分子的办法，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据王绍光的研究，文革的头50天内，各级领导往往把它当”第二次反右运动”来搞。湖北省省长张体学的一番话道出了湖北省委的秘密：”我们已抛出一个三家村，再抛出几个人就主动了，省委就没问题了”。[18]由此可见”旧话语结构”对文革误导之一斑。

　　美国学者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C.Kraus)颇有见地地指出，文革中的”资产阶级”一词可被用做三种指谓：”第一，它可指解放前资产阶级残余；第二，它可指人的政治态度、行为或”阶级立场”；第三，也是最棘手的，它可指党内官僚集团。[19]第三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文革对象。但是，由于毛泽东未能彻底与正统马列的”语话结构”脱钩，从而给各派力量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资产阶级”一词的含义，留下了充分的空间，并最终使各派斗争的结果完全违背了他发动文革的本意。

　　毛泽东未彻底超越马列正统的另一个表现，是他的文革理论过分依赖于”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以之作为”党内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基础。我们知道，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认为”按劳分配”仍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张春桥早在1958年就用”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批评当时”供给制”结束后的新工资制，而毛泽东亲自为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张春桥的文章写了编者按。[20]但是，单从”资产阶级法权”角度来看”党内走资派”是很狭隘的。这种看法只注意了收入分配上的差别，而未注意更根本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或官僚集团对生产过程和生产资料的控制。更关键的是，只从分配着眼的”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是”向后看”的理论，它严重妨碍了文革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建设性创新，结果导致”破字当头，立却不在其中”。[21]

　　总之，由于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未能彻底摆脱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再加上”资产阶级法权”论又妨碍正面的经济制度创新，”文化大革命”最终以悲剧告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中不包含对正统马列的重大超越，更不意味着”大民主”——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是可望而不及的。”大民主”是毛泽东的未竞事业，是他的政治遗产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部分。辩证地扬弃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是建设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高度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必要条件。为此，我们必须对正统马列主义在西方主流现代性中的位置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毛泽东与正统马列的关系，实即中国实践与西方主流现代性的关系。只有对这一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我们才可能创造出一套新的”话语”，来刻画和把握中国的现在与未来。

三、西方现代性的矛盾：”规律”与”解放”

　　本文认为，西方主流现代性具有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追求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它要求人必须按照”规律”和”理性”来解放。正统马列是西方现代性矛盾的一个突出体现，而并不是对这矛盾的解决。

　　”规律”与”解放”这一矛盾的起源，可追溯到17世纪笛卡尔等思想家对启蒙精神的误导。过去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现代”世界诞生的精神标志是以笛卡尔和伽利略为代表的17世纪的科学理性。但是，近十几年来西方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新研究成果中有两部著作特别值得在此一提，因为它们简洁鲜明地点破了西方现代性的问题。

　　第一本著作名为《宇宙政治：被隐藏的现代性纲领》，其作者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图明（Stephen Toulmin）。他从一个简单、但常被人忽视的事实入手，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16世纪的哥白尼并没有受到在他100年后的伽利略所受的教会迫害呢？这一事实，生动地说明，”科学、理性”的17世纪并不如人们原来想像的那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恰恰相反，17世纪是一个”反文艺复兴”的时代，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理性（reasonable）的宽容精神被代之以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理性”(rationality)和”规律”被误解和混同为”绝对确定性”。为什么对”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在17世纪欧洲知识界蔚然成风呢？这就必须谈到1610年5月14日轰动全欧洲的事件：法国王亨利四世及其朋友蒙太尼(Michel de Montaigne)的宗教宽容政策不能奏效。随后三十年宗教战争席卷欧洲。笛卡尔不仅作为亨利四世所创立的学校的学生参加了祭亨利四世之心的仪式，而且亲身参加了宗教战争。[22]他孜孜以求的就是建立一套象几何学一样确定的理论体系，以解决各教派纷争。可见，启蒙精神对科学和理性的追求，本并一定导致以”绝对确定性”为科学和理性的准绳，如文艺复兴人道主义中也不乏达·芬奇这样的科学巨匠，而将科学和理性与绝对确定性等同起来，则是17世纪宗教政治对启蒙精神的误导。它开始用”规律”来束缚”人的解放”的手脚。

　　第二本著作名为《现代的合法性》，其作者是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23]他指出，基督教以其创世论和末世论，提出了一个古希腊人不知道的问题：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和构型。在中世纪结束后，”现代”思想家虽然放弃了基督教对这一”世界历史作为整体的意义”的问题的答案，但却不得不回答这一基督教的问题，以显示”现代”思想也有能力回答一切基督教关心的问题。因而，”现代”思想走向了一条以”规律”和”理性”重新占领(reoccupy)基督教创世与末世论的概念体系的歧途。[24]。本来，认识到自身限度的”理性”没有必要非以”普遍真理”自居不可，照样可以促进”人的解放”；但为了和基督教抗衡，为了说明自身有能力回答一切基督教的问题，现代思想夸大了”理性”、”普遍真理”、”规律”的作用，反倒成了”人的解放”的障碍了。

　　由此可见，17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思想陷入了”规律与解放”的两难困境。这是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根本内在矛盾。整个19世纪德国哲学就是想解决这一矛盾。即主体与客体、规律与解放的矛盾。正如尼采所说，”德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菜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是迄今为止浪漫主义和寻找家园的最基本形式。”[25]。与尼采的说法类似，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意即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客体与主体”、”规律与解放”之间的矛盾。但是，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这一矛盾的集中表现，而并未解决这一矛盾：它一方面最强烈地要求”人的解放”，另一方面又最坚定地捍卫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的”规律”。虽然马克思本人一再宣称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乃使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自缚手脚。这至少可以追朔到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失误。

四、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构想：经济、 政治“大民主”的制度化

　　综上两节所述，毛泽东试图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论去克服西方主流现代性的矛盾。他在文革中倡导的“大民主”，就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一次大实践。尽管这次实践以悲剧告终了（部分原因是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本身未彻底超越正统马列教条），但其经验教训却为我们建立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 、经体制体提供了丰厚的借鉴。本节将通过对毛泽东的“大民主”的辩证扬弃，构想二 十一世纪中国的“经济民主”与“ 政治民主”的体制。

　　什么是“大民主”呢？应该说，这一概念的发明权不属于毛泽东，而属于中国的民主党派人士。1956年反右斗争开始之后，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觉得开小型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还不够，提出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毛泽东本不同意。但他说：“有几位司局长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39］1957年5月19日，北京一些高校中开始贴出大字报，毛泽东对之十分首肯，他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 ? 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40］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对“大民主”就更是肯定了，他认为“我们旧的一套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同苏联差不多。”他认为“大民主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41］

　　可见，“大民主”一词是毛泽东从民主党派人士那里借用来的。它不是指小型的单位座谈会，而是指整个制度的民主化。但是，如本文第二节所分析，毛泽东的“党内走资派”理论和“资产阶级法权”论本身有严重缺陷，故“大民主”在实践中被扭曲了，文革后期中国社会为专制压抑的空气所弥漫 。

　　今天，以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建国”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教训为基础，以西方学界对西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反省为借鉴，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毛泽东的“大民主”理论，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构想出如下“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前景。

　　第一，毛泽东所谓“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就再来一次”，应制度化为定期的国家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直接选举（可从县长、省长、县人大、省人大做起）。应使中国的选举比目前西方国家的具有更大的透明度和代表性，力避金钱和私人大资本对民主过程的干预。美国在1974年后，法律规定总统候选人竞选经费由公共财政支出；1992年美国大选中限制个人捐款最高数额的呼声激烈。这些做法可供中国参考使用。巴西规定每个公民必须投票的法律，也可供中国借鉴。

　　毛泽东本人之所以未把“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直接民主选举，是和民国初期的选举给他留下的坏印象有关的。毛泽东多次谈到曹锟贿选的恶劣性（见林克等著《历史的真实》，第231页）。因此，毛泽东1967年2月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文化结构》，集贤社，香港，1988年，第280页）。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实际上和新古典经济学大师帕累托（ V. Pareto) 对选举的不信任是一致的。在帕累托以及和他同时期的意大利政治家莫斯卡 (G. Mosca) 看来，选举永远是走形式，社会永远是由“权力精英” (Power elite) 或“统治阶级” (Political class) 所统治的。有趣的是，列宁对选举的不信任，是受他同时代的帕累托和莫斯卡的影响而产生的 ( 见 Albert Hirschman,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 14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但是，毛泽东未能认识到，选举并不必然是贿选。选举本身并不一定是资产阶级的。例如，古希腊城邦有选举，1787年美国宪法规定了全国选举，但这时工业资本主义尚未出现。后来，资产阶级的确用金钱破坏了选举的民主性。但这不等于说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把选举搞得真正具有民主性。连美国1974年选举法还规定个人捐款不得超过一千美元；中国若发展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大民主”选举，一定能比美国做得更好。

　　第二，现代科技已提供了比“大字报”更有效力的民主手段——电视。“电子民主”的出现，使政党在欧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下降。因为电视带来的信息的迅速和普及，使选民可以深入了解具体问题，而不必再靠候选人的政党身份去推测候选人的政策取向。18世纪以来，代议制民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非政党的个人化的的候选人为特征，如美国宪法的起草人麦迪逊和杰佛逊均反对政党；第二 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政党政治；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侯选人的政 党身份又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个人化”的候选人又正占据主导地位。［42］因此，今天中国的民主化没有必要再走 政党政治的老路，完全可以利用遍布全国的电视网络，直接进行“个人化”的选举。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在于如下两个因素：（一）它避免了以“反对党”为民主化第一步必然带来的现执政党的紧张冲突；（二）中国共产党1943年以来实现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具有二重性，它一方面加强了党的控制力，另一方又使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溶为一体。这与苏联共产党与政府平行因而有更强的独立的本党利益，是很不相同的。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能允许“个人化”选举的实行，并推出有个人魅力的候选人。

　　第三，应使“造反有理”制度人制度化，同时建立“不可侵犯权” (immunization rights) 和“不稳定权” (destabilization rights) 。毛泽东的大失误，是没有建立“不可侵犯权”，没有给予个人不受政府和其他个人与集团非法干预的制度化保障。［43］实际上，只有有了“不可侵犯权”，个人才能更积极地投入毛泽东所喜欢的经常的大民主社会实验。与“不可侵犯权”相辅相成的是“不稳定权”，它的目的是保证任何个人或集体的特权不得长久控制社会的物质与文化资源。“不稳定权”在目前美国宪法中的初步体现是所谓“平等的保护” (equal protection) ，它使得当某些法律将某些社会集团（如黑人、妇女）置于严重不利地位时，司法重审 (judicial review ）可以推翻现有法律，而司法重构是在社会运动的压力下做出决定的。这就使得“造反有理”得以制度化了，避免了盲动性。

　　受到毛泽东思想影响的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安格 (Roberto Unger) 教授及其领导的“批判法运动”，一直致力于将“大民主”制度化的理论探讨。安格主张，西方法律目前的“权利”体系有一大弊病，即“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的基本权利与不受限制私人财产权被混同在一起，都被称做“不可侵犯权”。在他的新型的制度化的“大民主”权利体中，包括四项权利。第一是“不可侵犯权”，包括“言论自由”、“ 政治参与权”等，但不包括绝对的、超乎民主之上的绝对的私人生产资料所有权；第二是“市场权”，这与今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项分散经营决策权、承包权等相似；第三是“不稳定权”，这是“造反有理”的制度化，其存在的理由是任何组织一经建立都有僵化保守的自然倾向，必须不断受到挑战才能具有“开放性”；第四是“团结权” (Solidarity right) ，这是对经典合同法中关于“相互预期”和“信任”的进一步发展。［44］本文作者认为，安格教授受毛泽东思想启发而建立的四项权利体系理论，对于中国今后使“社会主义大民主”制度化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四，中国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应是“经济民主”，而非“绝对的财产权”。原因有二 ：（1）西方目前主流产权理论强调产权功能在于稳定经济行为者的预期，但实际上，“经济民主”比产权在更深层次上稳定预期。例如，我国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一直是沿着产权思路改革的（即通过延长承包期，从15年不变到30年不变），但近年来不少农村家庭自愿将承包地交回村集体以便务工。他的预期并未因此而不稳，因为村民委员会对务工、务农的协调安排，实际是以“经济民主”的方式为农民建立了比土地承包期更深层次的稳定预期；（2）“财产权”其实并非一个权利，而是一束权利 (bundle of rights) ，如“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资产管理权”、“转让权”、“托管权”等等。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一束权都正在被分解和被重组的过程中，问题是如何使这种分解和重组更向“经济民主”的方向发展。中国国营企业在改革中与集体、乡镇企业合资联营（往往由后者出土地，前者出技术）的倾向，就是对原来的“国有产权束”的分离与重组之一例［45］。它比苏东的“私有化”浪潮更能促进“经济民主”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的“鞍钢宪法”将展现出新的生命力［46］。

　　第五，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应是文化上“推陈出新”的时代。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地重新阐释，以应对现代的问题。不错，毛泽东曾发动“批要批孔”。但正如尼采对柏拉图和基督教的猛烈批判，并不妨碍柏拉图、基督教和尼采今日均成为西方文化传统的经典一样；毛泽东对孔子的批判，并不妨碍我们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以壮大今日之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事实上，毛泽东本人的确身体力行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例如，他在考虑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曾阅读柳宗元的“封建论”和王夫之、章太炎的有关论著。这当然绝不意味着毛泽东与柳宗元的看法完全相同，而只意味着历史经验对于今日创新可以有所启发。

　　更有象征意义的是，据毛泽东多年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的可靠回忆，毛泽东十分欣赏六代禅宗大师慧能，经常把《六祖坛经》带在身边。慧能打破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勇于创新，把外来的佛教中国化，甚至可以“喝佛骂祖”。这与毛泽东津东与正统马列主义的关系，颇有相通之处。［47］本文作者认为，毛泽东与正统马列的关系应使我们认识到：劳动人民争取自由、平等、民主的解放事业，不应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直接划等号；前者远比后者根本；前者可以从后者正确的部分涉取营养；但后者的错误决不应该使前者自缚手脚。否则，我们就是搞暄宾夺主，就要犯阻碍劳动人民解放事业的严重错误。

　　总之，毛泽东的文革理论，特别是他的“大民主”理论之得失，为我们构想21世纪中国的蓝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借鉴。纵观当今世界，西方主流现代性的“规律与解放”的内在矛盾仍继续困扰着人类。福柯去世前曾与 ? 贝马斯计划在美国这个“中立地带”辩论“现代性”问题［48］，便是这一矛盾悬而未决的明证。如果21世纪的中国能以“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建立起毛泽东所孜孜以求而未得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开放性制度”，那么，中国就真的以自身的实践对西方主流现代性进行了重构，从而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注释
[1]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24 页。
[2]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王山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64 页。
[3] 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第 1 页。
[4] 李锐，同上注，第 233 页。
[5]Andre Malraux, Anti-Memoirs (New York, P.373, 1968).
[6] 转引自王绍光，《理性与疯狂》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19 页。
[7]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第 67 页。
[8] 转引自李泽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三联书店， 1988 年，第 36 页。
[9] 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 869-870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0] 转引自梁漱溟，同上注，第 870 页。
[11] 同 [8] 注，第 49 页。
[12] 王占阳，《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43 页。
[13] 同上注注第 143 页。
[1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 ? 的回顾》 ( 上卷 ) ，第 65 页， 1991 年。
[15] 这一结论是王占阳先生根据大量考证做出的。同 [12] 注，第 637 页。但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1 页记载，不提“毛泽东思想”是因苏联反对。
[16] 邹谠，《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74 页。
[17] 李泽厚，同 [8] 注，第 85 页。
[18] 王绍光，同 [6] 注，第 38 页。
[19]Richard 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89-142.
[20] 邹谠，同 [16] 注，第 85 页。
[21]当然，文革中也有不少正面制度建设的萌芽，如1970年的财政分权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等等。但总的来说，”破”大于”立”。
[22]Stephen Toulmin,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1990, p.56.
[23]Blumenberg在中文世界中不如哈贝马斯那样为人所知。但实际上，Blumenberg是比哈贝马斯更具原创性的当代德国思想家。可参见哈贝马斯本人对Blumenberg的讨论，载Ju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MIT Press, 1992, pp. 206-224
.[24]Hans Blumenberg, 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 MIT Press, 1983.
[25]引自Jane Bennett, Unthinking Faith and Enlightenment.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
[26]William Lazonick, Competitive Advantage on the Shop Floor,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7]哈佛大学法学院Roberto Unger教授曾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发现用于解释具体历史现象时，它”既过宽，又过窄”。见Roberto Unger, Social Theory,198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101-109。如果只用”工资劳动”来定义”资本主义”，则中国宋代就可算”资本主义”，但若加上”工业资产阶级”的限制，则英国也不能算作”资本主义”了。
[28]Ellen Wood 的The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ism (Verso, 1991)一书生动地记述了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于英国何时形成”资本主义”的辩论。其中观点之一竟然是说英国1970年代才达到”资本主义”！这一辩论表明，”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薄弱环节。
[29]Mao Zedong, 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30]引自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78页。
[31]引自王力，同[7]注，第136页。
[32]同[9]注，第848页。
[33]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p.16, Blackwell, 1990.
[34]实际上，毛泽东的错误也并不简单。研究庐山会议的中外学者均承认，在庐山会议之前的郑州会议和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已在强调纠正”浮夸风”。后来庐山会议忽然转而”反右”，与彭德怀历史上与毛泽东的纠葛和彭刚从苏联访问回来，不无关系。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地全然不顾”客观约束”的”唯意志论”者。
[35]见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35.
[36]F. A. Hayek,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Liberty press, 1952.
[37]F. A. 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The University of Chicogo Press, Vol. 3, p.113, 1979.
[38]F. A. Hayek, The Fatal Conceit, Vol.1, pp.115-119, The University of Chicoyo Press, 1988.
[39]引自王地久，《谁主沉浮－－毛泽东的民主与法制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10页。
[40]同上注，第212页。
[41]引自王力，同[7]注，第103页，这是毛泽东73岁生日(1966年12月26日)时的重要谈话。毛泽东从不过生日，这次过1966年生日是意味深长的。
[42]Bernard Manin, “The Metamorphos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Economyand Society, Vol.23, No.2, May 1994
[43]毛泽东历来倒是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戴晴女士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中记载，毛泽东事先是不知道王实味被杀的，事后他又多次追究贺龙的责任。问题在于，”不可侵犯权”在毛泽东那里没有制度化。
[44]”平等的保护”是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一节的重要内容。Roberto Unger 将它扩展为更通用”不稳定权”。见Roberto Unger, 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45]费孝通先生形象地将这种国有产权束的分离与重组叫做”一厂两制”。同[1]注，第409页
[46]参见拙作《鞍钢宪法与后福特主义》。
[47]林克，徐涛，吴旭君，着《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第250页
[48]Michael Kelly, ed. Critique and Power: Recasting the Foucault/Habermas Debate, MIT Press, 1994.

郎咸平：中国的错误在于迷信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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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中国的错误在于迷信市场化

作者：郎咸平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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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

十月十九日下午，我在北京做了一场演讲，以下是演讲和提问的全部内容。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今天很高兴能够在北京和各位谈一谈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形式。我相信最近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还是国际金融海啸的问题，尤其是关切国际金融海啸会对我们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在我展开演讲之前，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你认为以美国为首的欧美集团，它为什么要救市。再思考第二个问题，你认为我们去年的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的本质是什么？和欧美各国的救市之间有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如果各位记忆犹新的话，大家应该理解，当我们的政府出手救股市的时候，我们很多专家学者做出相反的意见，他们的观点很明确，那就是让市场来解决这一切，政府不应该干涉。那么请各位想一想，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哪个国家？应该是美国跟欧洲，难道他们不晓得市场化的重要吗？还需要我们来提醒他们吗？

　　既然他们比我们更了解市场化的重要，而且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它就是以市场化为最基本的基础展开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发展，难道它不比我们更理解市场化吗？那么请问你为什么一个注重市场化的国家，一个真正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还要出手救市，而且救市的金额竟然高达七千亿美金，美国每一个老百姓为了这次救市的行动一年出两三千美金，那么这是不可想象的数字。那么在美国救市的当前我们国内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基于市场化陈腐的观念，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你认为我们中国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吗？你是不是认为政府退出就有市场，如果你认为政府退出就有市场的话，那么你就把市场看得太简单了，市场是需要一个政府，是需要全体国民细心培育，细心构建的，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细心培育过一个市场，这种未经培育的市场，只要政府一退出非常有可能是大欺小，强欺弱，什么叫做细心培育的市场？那就是市场的基础是什么，市场的基础叫做法制化的游戏规则，你有没有？我们这么多年推广市场化的结果，我们缺乏法制化的游戏规则，我们把一切困难，一切解决不了的问题推向市场，包括教改、医改、房改，最后的结果房改之后住不起房，教改的时候都上不起学，医改的时候看不起病，因为你把市场看得太简单了，在08年的10月19号这一天我想提出一个新思维，就是从十年以前开始，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工商链条的新时代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过去五千年的历史是存活在农耕时代，在十年之前已经转化成工商链条时代，从五六年之前，我们进入了国际工商链条时代，这一切的进步使得市场化本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什么叫做工商链条时代这个概念，那就是当一个部门产生问题的时候，它不会停下来，只有农耕时代才会停下来，工商时代，一个部门受到影响，工商链条时代的真正意义在于当一个部门产生危机的时候它会冲击到其他的部门，产生连锁反应，也就是骨牌效应，使得整个经济受到收紧，在这个时刻需要政府的出手，这就是欧美各国为什么要救市的原因。

　　请大家想一想，欧美各国的危机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次债危机，什么叫做次债危机？我看到很多媒体的报道分析的不太对，我希望跟大家谈一谈，为什么会有次债危机，在很久很久以前，以美国为例，资本主义为轴心的这么一个国家，它的市场是怎么运作的？尤其是金融市场怎么运作的，有一批人他想借钱买房子，首先他会通过中介，中介收集材料，收入证明，税收证明等等，经过第一关中介的审核之后，如果中介认为可以了，他就交给银行，银行拿到这些材料进行第二次的审核，看看过不过关，如果过关的话，那么就由银行借出一百万给这些想购物者，这就是房贷。那么银行借出一百万，他的资金就少了一百万，下一步怎么做呢？基本上我们中国的银行就此打住了，银行把钱借出去就借出去了，但是美国不是的，美国有一个庞大的金融市场，它通过金融市场把债券吸收掉，消化掉，下一步就是这些银行把这一百万再去卖掉，卖给谁呢？可以卖给其他银行，也可以卖给房地美，把这一百万卖给了它，这两家可以说是美国政府的事业单位，下一步怎么做呢？就把这些一百万债权切成一千块一张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卖给社会大众，美国有一个庞大的金融市场，通过这种运作形成证券化，老百姓会买，中国政府也买，欧洲政府也买。也就是说通过全世界市场的吸收吸收这一百万美金的房贷，本来这个链条是非常好的链条，因为这个链条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灵魂。

　　那么我想请各位来想一想，你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灵魂是什么？简单的市场化？自由经济、小政府吗？错了，那都是表面现象，资本主义的真正灵魂叫做信托责任，一个没有信托责任的资本主义就会沦为19世纪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那就一定是大欺小，强欺弱的邪恶的资本主义，我个人觉得20世纪的资本主义和19世纪的之所以不同就是在于通过法制化的建设，法制化的游戏规则巩固了资本主义的灵魂，叫做信托责任，这就是19世纪跟20世纪的最大不同。

　　那么我相信各位都理解，这么多年来，我们强调过信托责任吗？比如说国企改革，当国家把国企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信托责任是什么，你有没有对国家民族是什么样的责任，想到了吗？没有，你是想到的自己。你不觉得我们很多国企老总就是这个心态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学习到了资本主义的表面，叫做市场化，叫做自由竞争，你没有学到资本主义的灵魂。信托责任，你没有想到信托责任多么的重要对于资本主义的危机，这次奶粉事件，信托责任缺乏，大家为了赚钱什么手段都会做。

　　那么我前面讲的整个链条，从借款人到中介，到银行，到房地美，到所有债券持有者贯穿这条线的是什么，信托责任的执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灵魂。如何保障信托责任的执行呢？要经过严谨的法制化的游戏规则，保证信托责任，让你不敢不保证有信托责任，因此维系整个线条的贯通，这就是资本市场真正的灵魂。那么次债危机是怎么回事儿呢？次债危机的本质和奶粉事件是一样的，由于这么多年来美国社会太富裕了，人心变得更贪婪了，大家都想赚更多的钱，所以就创造出新的借款阶级，叫做次债，什么叫次级债呢？本来这批人本来他的信用是不应该借到钱的，他们应该是在具有信托链条之下是排斥在外的，可是他贪婪，希望借更多的中介费，希望赚到更多的手续费，所以让这批信用不好的人也能够进入到借贷市场来买房子。

　　这批人的信用不好，当他们去中介的时候，如果中介能够发挥你的信托责任，严格审核的话都不会有问题，可以维持它的完整性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发现中介也变得贪婪了，伪造一些收入证明，伪造资料，一起骗银行，这句话我在内地讲大家都听习惯了，因为大家干惯了，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结果这一批人中介拿一些造假的资料给银行，去骗银行的钱，银行拿到这些假资料虽然经过非常认真的分析，可是知道这是假的，你再分析也是没有用的，因此拿出一百万美金给这些借款人，这些人在严谨的符合信托责任的链条之下，借贷链条之下，他应该是拿不到贷款的，现在拿到了。

　　你把这个债权卖给房地美跟房地美，他拿到一百万具有三聚氰胺成分的切成一千块钱的债券，卖给中国大众，每一个人买到次级债的债券之后每一个里面都含有三聚氰胺的成分，那么你对我们国家的食品工业是什么态度，你立刻丧失了信心，当这个事件一爆炸之后，整个美国国民和我们中国老百姓一样，对整个链条，也就是资本主义丧失了信心，他发现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为了赚钱害小孩子，为了手续费他们也可以造假，他们是不可以理解的，因此我们对食品工业产生了信心危机，他们对资本主义产生了信心危机，太可怕了。当我们对食品工业产生信心危机的时候我们就不喝牛奶了。

　　信心开始崩溃，对于金融体系而言，维系金融体系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信心，当你对银行失去信心是什么结果，你存五百块到银行里面，你一旦对这种信用体系丧失信心，你会立刻把钱提出来，只要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想法把钱提出来，那么银行就崩溃了。也就是说信贷金融体系，大家会对它有信心，大家看到了信托责任贯穿了整个链条，只要社会大众一旦丧失信心的结果，金融体系立刻崩溃。如果大家都不去买牛奶的话牛奶工业立刻崩溃。就在这个时刻一个全新的思维出来了，一个放弃市场化的行为出来了，因为市场化解决不了三聚氰胺的问题。那么请各位来宾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如何处理信心危机所产生的金融危机？我一开始讲课就告诉各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工商链条的新时代，只要这种信心危机产生了金融危机，一旦出现问题，它就不是停留在金融这个层面上了，他下一步就冲击到美国老百姓的信心，冲击到消费，冲击到生产，制造失业，消费减少，形成恶性循环。

　　美联储开始思考出一套应付现代工商链条的新思维，而这种新思维完全的否定了市场，那就是政府应该救市，而救市的目的，我希望通过今天的演讲告诉在座各位，政府救市的目的就是依靠设立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这句话是我自己提出来的新思维。怎么样设立防火墙呢？就是在金融一产生危机的时刻，立刻设立防火墙，以注入大量的资金帮助银行，缺钱给你钱，拿不出钱给你钱，你产生危机国有化做任何事情，什么目的呢？就是立刻在金融部门解决金融问题，缺什么给你什么，叫做设立防火墙。而你一旦设立防火墙的直接效果就是斩断了供应商链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一个崭新的思维，我也希望通过今天演讲之后，我们国内的专家学者不要再纠缠市场化了，那是农耕时代的事儿了，今天的政府应该吸收新观念，就是工商链条连锁反应的新观念，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随时随地紧盯着链条，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这是欧美政府的做法。

　　而且欧美各国这一次联手行动，美国通过七千美元的救市方案，每一个老百姓出两三千美元，欧洲总共提了两万亿美元救市方案，全世界一起调低利息，让这些金融机构可以拿到更便宜的钱，不要增加金融机构的负担。同时美国政府还配合其他的措施，包括减税等等。当你斩断工商链条的时刻，请每一位来宾想一想，还记不记得当时全球股票市场是什么反映，这个太重要了，而且看到很多国内媒体的报道都讲的不对，为什么美国提供七千亿美金，全球同时减息，提供钱给这些受到伤害的金融机构，这样救市斩断工商链条的做法，设立防火墙的做法，请问你全世界的股票市场是什么反映？全球市场几乎崩溃，全球股市大跌，我记得美国一个礼拜好像跌了20％几，而且美国的股票市场从年初跌到现在已经蒸发了8.5万亿美元的市值，这是什么概念？那就是2005年、06年、07年中国GDP的总和，全白干了，等于三年前白干了，就是这么厉害。一个礼拜之内，也就是说救市方案通过之后一个礼拜之内，全球市场几乎全线崩溃。当然了中国市场更可恨的，当别人跌的时候我们比别人跌的更多，别人涨的时候我们比别人涨的更少，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二场再告诉你们，卖个关子。

　　为什么？你不是说斩断工商链条吗？帮助金融机构设立防火墙吗？他们也帮了，怎么回事儿，怎么股价大跌呢？答案我已经告诉你了，那就是欧美各国的老百姓因为三聚氰胺的事件对资本主义产生严重的信心危机，他们再也不相信别人了。因为金融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金融系统的运作一定是维持在信心上，如果你信心一旦崩溃金融系统完全崩溃，你只要对股票市场完全丧失信心，股票市场一定崩溃，债券市场是一样的，你丧失信心，债券市场崩溃。那么三聚氰胺的效果使得美国、欧洲老百姓对于资本主义本身产生信心危机，大家再也不相信别人了。讲得更可笑一点，当这些银行拿到政府的救济款之后，按道理他应该把这个钱借出去，比如说借给企业进行短期融资，那么企业为什么需要短期融资呢？比如说他发薪水，买原材料，一些小型的支出，他都要看短期融资来应付，在现代化的工商链条时代，企业和银行之间往来非常的密切，也就是说它的短期融资都是通过金融市场来操作的。这就是工商链条的特性，企业跟银行是绑在一起的，大家都是绑在一起的，只要一个人出了问题全体出问题，这就是现代工商链条。

　　银行不借钱给你了，短期融资想都别想了，怕借了不还，你买原材料怎么办，你给工人薪水怎么办，那是你的事情，不管，怕你不还。那么这个危机有多大呢？我们不太关心这种事儿，请各位想一想，如果这种信心危机导致银行不放贷短期融资，你知道是什么结果吗？如果他们停止所有的短期融资和短期拆借，那么美国的企业再也借不到短期融资了，因此他就发不出薪水了，因此就买不起原材料了，因此平常日常支出全部停顿，银行的运作，银行由于资金进出过大，他们常常会产生资金周转不灵的问题，借不到钱银行立刻陷入危机，这种现象一旦发生我会告诉各位，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全球市场可以在一两个礼拜之内全线崩溃，我是说工业、商业、金融也全线崩溃，只要银行停止短期融资的借贷，事情就严重到这个地步。这就是为什么全球股票市场大跌，因为全球股票市场大跌就表示着全球老百姓对资本主义的信心丧失，而且结果就是实体经济的全线崩溃。

　　那么同样类比拿回中国来，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老百姓对于牛奶产生严重的信心危机，而且结果是很可能全面抵制牛奶，甚至抵制相关食品，只要你抵制与牛奶有关的相关食品行业一定全线崩溃，就是这么严重。那么请大家再想一想，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为什么我对政府的评价是比较正面的？你有没有想到是谁平息了这场信息危机？是谁最后出面了？政府出面了，政府用政府的公信力对所有的牛奶进行检验，对所有牛奶产品进行检验，然后政府用政府的公信力告诉你这几家是有问题的，这几家是没有问题的，老百姓放心吧。那么我们老百姓对于政府的检验结果基本放心，如果不是政府做检验的，又是什么奶品工厂自己做检验的你是不放心的，因为你已经丧失信心了。这个时刻所以你今天中午还敢去喝牛奶，还敢喝奶茶，你之所以还敢买的缘故因为政府告诉你有些有问题的奶品下价了，政府用国家信用来弥补你对食品行业信心的丧失，也就是说政府对食品行业注入了国家信用，这个太重要了。

　　想一想欧美各国，当全体老百姓对资本主义丧失信心之后，由英国首相布朗为首的各国政要发起了什么行动？以避免全球食品经济的崩溃，发起什么行动？国有化启动了，立刻进行国有化，你们不是有信心危机吗？政府出面，你借吧，你借出去给这个企业当短期融资，借给银行短期拆借，如果他们不还政府还，不用担心了吧，银行说真的吗？政府说保证，银行放心了。虽然银行对于资本主义是没有信心的，但是他们对于政府还是有信心的。好，短期融资开始活动了，借给企业，短期拆借借给银行，如果你不还政府还，不但如此政府还直接入市购买企业所发行的短期票据，不但如此政府还提炼了如何解决企业问题的各种方案，政府不但帮助金融业，而且还帮助制造业，帮助企业，帮助服务业，政府全线介入，什么目的？就是对于资本主义注入了政府信用，和我们做的是一样的。当你注入政府信用之后，老百姓的信心恢复了，他的信心恢复不是对资本主义的信心恢复，而是对于政府会还钱信心恢复了。信心一旦恢复存在银行的钱就不会提出来了，放在股票市场上的钱也不会撤资了，银行也开始活动了，借钱给企业，借钱给银行，开始正常运行，这个时刻还记得吧，10月中旬之前全球股价是怎么样的反映的呢？全面大涨，全面大涨的现实意义就是我们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暂时止血了，暂时避免了全球实体经济的崩溃，因为信心恢复了，而信心恢复的重要源动力是国家信用的建立。

　　那么讲到这儿大家应该慢慢理解了，这就是整个金融危机的来源，那么美国政府会不会出头处理问题呢？会处理的，那是以后的事。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成功的设立了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请各位想一想，政府信用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如果政府信用一旦失败怎么解决？我告诉各位，这是全世界的最后一招儿了，没有新招儿了，如果这一招儿都没有效的话就怎么样了？就彻底玩完了，冬天会真的来临了，你们在座每位来宾，全中国的老百姓，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希望这一招儿能够奏效，至少这一招儿在2008年10月19号看起来，暂时止血了，很多媒体问我话，说郎教授，美国经济或者世界经济什么时候复苏？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生病，得了肺炎一下子就垮了，你要治疗这种大病，它是像抽丝一样的，一点一点的拔，而且原来这个人生病了，本来他体质就不好，他是虚胖的，得了肺炎，给他吃这么多的抗生素，不把他搞死就不错了，等他好起来像抽丝一样，慢慢来，所以各位来宾还得等着，情况不会迅速好转，最乐观的情况是慢慢好转。最不乐观的情况会持续恶化，因为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发现美国不但有次级债，好像还有次次级债，什么叫次次级债呢？就是原先不应该借钱给他的人，他们也顺利取得了贷款，三聚氰胺使得整个链条受到了污染。那么这个金额是多少呢？我不是很肯定，按照我的资料所显示应该是一万亿美元左右。这个三聚氰胺目前没有开始爆发，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这种借款前几年好像不用付利息，当付利息的时候发不出利息，这是什么时刻呢？可能在一两年之后。所以我们不能够对国际危机掉以轻心，情况目前是暂时止血了。如果股价全线大跌跟全线涨的话它的意义不一样，我相信各位也会知道如何解读这种现象。

　　那么这种所谓的国际金融危机我用一个我自己发明的工商链条的概念来给各位做解释，这个工商链条的概念别的地方没有的，这是我自己动思出来的，至少这种工商链条的理念我也希望能够受到我们政府单位的注意。我们以后要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整治经济，而不要把解决不了的问题推向市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因为市场是需要细心培育，细心构建的，其基础就是法制化游戏规则，我们根本没有。所以到最后推向市场的结果还是失败的，甚至市场的存在会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恶性循环局面。

　　讲到这儿下面一个话题，我就把它带回国内，如果你把我前面的课都听懂的话，请每一位来宾细心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去年所谓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的本质意义是什么？想一想。你认为楼市泡沫、股市泡沫是因为我们经济过热吗？或者你认为楼市泡沫、股市泡沫像我们很多内地的专家学者所说的什么流动性过剩吗？什么叫流动性过剩呢？那就是手上的钱太多了，买股市股市泡沫，买楼市楼市泡沫，所谓流动性过剩这个解释的话就解释清楚了，如果我是这种水平的，我解释这个现象的话五分钟就讲完了。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推行现在的宏观调控，把流动性收回，就这么简单，政府提高利率，这就是社会流动性。我先不回答问题，我想请每一位来宾思考一下，股市泡沫跟楼市泡沫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你把我前面的演讲听懂之后，我现在告诉你，有没有可能它们是第二张骨牌？有没有可能它们只是整条工商链条爆破之后的一个结果而已？想一想，这是一个新思维，我过去从来没有这么讲过课。我几乎每次提新观念的时候都是在清华提的，股市泡沫、楼市泡沫的本质会不会是第二张、第三张骨牌，有没有想到第一张骨牌是什么？真正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国际工商链条如果你听懂的话，国际金融危机它如何冲击中国？

　　首先想一想它是不是第二张骨牌？我清楚的告诉你，是的，第一张骨牌是什么？那就是06年开始的我国制造业危机，这个观点我在去年就讲过了，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我把会发生制造业危机的路径写的非常清楚，这篇文章的点击率非常之高，也感谢全国老百姓的爱护，点击率超过一亿次，就像我人生一样很轰动，但是不受重视。看起来好像很受欢迎，实际上没什么用，讲的没什么人听。当然由于我去年讲对了，今年现象发生之后，制造业大量倒闭之后，坦率的告诉各位，没有任何的喜悦感，因为这是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全线衰退，请各位回忆一下为什么有楼市泡沫，股市泡沫，按照今天的观点我想用工商链条的概念来和各位做解释，也就是说这是第二张骨牌，第一张骨牌就是05年、06年开始整个中国制造业的衰退。而由于制造业所面临的投资、经商环境在这两三年迅速的恶化，因此很多企业家把应该投资在制造业的钱不投资了，拿出来去干嘛呢？去炒楼、炒股去了，所以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的形成它的本质因素往回推的话是来源于制造业的衰退。而制造业衰退的下张骨牌就是股市泡沫和楼市泡沫，请各位来宾想一想，如果当时政府肯听我的建议设立防火墙，直接向欧美政府一样设立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怎么设立？那就是直接帮助制造业，当然现在只是一个假想情况了，如果在两年之前能够帮助制造业，让他们的投资营销环境改善，那么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制造业的资金打入楼市和股市，就不会形成这么多的泡沫，不会把这么多的中产阶级靠倒。

　　因此也不会发生股市崩盘，因此也不会发生信心危机，也不会发生消费的减少，不会发生进一步对制造业生产方面的冲击，也不会进一步的发生所谓的失业，更不会发生下一步的消费节制，制造业资金你真的设立防火墙之后，真正解决制造业的问题，没有产生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的话，可能还是2000多点左右的，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受到损失。所以这一切追本穷源的结果，包括股市跟楼市的崩溃，包括泡沫，一步一步往前推，你发现我们的错误在于什么，在于迷信市场化了，太多的专家学者误导政府，其实市场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带来不少的问题。对比下来你会发现，我们缺乏对于现代工商链条的理解，如果当时彻底的斩断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所以你们会问我为什么这几个礼拜欧美股价大涨，他们跌一天我们跌三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经济体系的问题不但有制造业危机产生的工商链条全线产生骨牌效应的事实，我们同时还要承担着国外的金融危机，他们只有金融危机，而我们呢？不但有制造业危机，还有金融危机。当然金融危机还没有正式开始冲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股票市场比别人的市场表现的差。

　　那么我把我们的工商链条讲清楚了，下面一个课题也是我们关切的，国际工商链条它们的金融危机和我们以制造业为主的链条之间如何相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我们这么多年来的经济成长开始思考。我们这么多年来的经济怎么成长的？我们不是靠三驾马车，不是靠消费、投资跟出口，不是这么简单的。我们基本上只靠出口，以及投资，消费是不太起作用的。我们以国家GDP为例，拿我们国家的GDP和欧美各国相比，欧美各国，包括日本等国GDP的组成是以消费为主的，他们消费占70％，我觉得这个比较正常，比如说我想喝矿泉水就生产矿泉水，这是很正常的，所以70％的GDP的比重比较正常。请来宾猜一下我们是多少？我们只有35％，我们只有欧美各国的一半，那我们GDP都是什么东西？你们一出去就看得到，我们的GDP基本都是钢筋水泥，修桥、铺路、盖房子，这叫做固定资产投资，那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有多少呢？56％左右，欧美各国呢？20％左右甚至还不到，是我们的一半不到。因此我们真正推动经济发展的是GDP 工程，房地产、钢筋、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去推动经济发展的。

　　还有一个出口，我们这么多年来允许资源被浪费，允许环境被破坏，允许劳动被剥削的前提之下，使得我们中国的产能过剩的现象极其可怕。由于我们这种成本太低，也就是违法成本太低，包括对环境的违法，对劳动者工资的违法，以及环境的违法，资源的违法等等，成本太低，所以我们形成一个严重的产能过剩的情况。我们的生产是远远高出35％的消费。各位知道我们的产能过剩到多严重吗？中国的产能过剩占GDP的比重高达35％，和消费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你在外面所看到的工厂，其中一半都是我们消费不了的，都是产能过剩，很好笑的，就是我们的消费是35％，我们的产能过剩也是35％左右，但是我们消费不了的。怎么办呢？这么多年来我们就靠着四个字来把产能过剩这一块给消化掉了，叫做什么？叫做出口创汇。

　　那么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各国为什么能够吸收掉我们中国35％的过剩产能呢？因为他们通过这个链条来消费的，这个链条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链条就是资金借贷的链条，也就是说美国为首的欧美各国利用借贷来消费，比如说刚才讲的借钱买房子，他可以用信用卡，他可以消费贷款，他利用各种借贷的方式，借了庞大的消费能力，他们超出自己生产高达7％左右，美国。那么这个比例以借贷为主，以负债为主的消费迅速成长，因此把中国35％的过剩产能完全被吸收掉了。所以我们中国靠着这种过剩的产能和欧美这种工商链条的紧密挂钩，它们不断的印钞票，不断的负债，不断的消费，我们中国不断的制造，不断的生产，给他们消费，因此我们的产能过剩被它们完成吸收掉，我们在这个层面上讲跟他们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而目前我们还是不太清楚的。因此中国的工商链条跟他们怎么对接呢？就通过他们的负债消费吸收了我的这个链条里面过剩的产能，因此两条链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请各位来宾再想一想，假设这种情况，如果他们的防火墙失败了怎么办？如果他们的防火墙一旦失败，金融危机的下一步，就是信心危机，信心危机的下一步那就是消费减少，再下一步生产受到影响，再下一步失业，再下一步消费减少，形成恶性循环。那么这个消费减少就直接冲击到我们35％的过剩产能。只要它的防火墙一断链，整个工商链条一受冲击的结果会通过消费打击到我们35％的食品经济，因此中国就会遭到直接的冲击，而且冲击它的力道之大，可以占到我们 GDP的35％，多可怕。

　　而且就算是不冲击，就算是防火墙成功，只要美国改变负债消费的模式，因为他们的负债加入太多的三聚氰胺，其未来的结果和我们的牛奶一样，由于我们牛奶有过三聚氢胺的历史，我相信大家对中国奶制品的消费一定会下降，能不买就尽量不买，过去喝牛奶的现在喝可乐也可以，由于你对三聚氢胺感觉到敏感，所以你对中国奶制品的消费一定会下跌，想一想欧美各国，他们也是三聚氰胺的问题，他们的负债当中加入了三聚氰胺的元素抑制他们对负债，会和我们的牛奶一样，会减少。如果他们对负债减少的结果那就是负债消费的减少，就算是防火墙依然完善，依然阻住了金融危机，只要三聚氰胺的效果在美国一发酵，美国老百姓和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是一样的，我们就不敢买那么多的奶制品，他们就不敢借那么多的钱去消费。如果美国老百姓一旦不敢借那么多钱去消费，我想请问你，你又如何来吸收我们中国35％的过剩产能呢？这个时刻也会对我国的实体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因此结论很清楚了，美国防火墙失败会通过消费的减少直接冲击中国的工商链条，如果防火墙不失败，防火墙成功的话也会通过三聚氰胺的效果使得美国老百姓不敢负债消费，也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而真正的连接口就是35％的 GDP。 你们听完我这个演讲之后，你可以理解到，这些35％的GDP是什么呢？就是制造业，只要负债消费一旦改变，或者是防火墙一旦破裂，回头来又是冲击到我们哪个部门？制造业部门。如果你还是没有设立防火墙，制造业资金再度流窜出来，会冲到哪里，我也不知道。然后造成我们工商链条的解体，所谓解体就是全线冲击，冲击到哪个部门就算哪个部门了。

　我讲到这儿大家都听懂了，心里面有什么想法吗？

　　27％的进口，用35％减到27％，只有8％。出口减到进口，不能光算出口。现在不是提问，我是很感性的呼吁，来宾们你们都听懂了没有？有什么想法，想一想。我前面讲的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会对我国的工商链条，尤其是35％的出口，也就是产能过剩这一块造成重大冲击。它的防火墙破裂这当然会冲击到，就算防火墙不破裂也会因为三聚氢胺的事件也会冲击到，这就是为什么最近我国的很多制造业它订单大幅下降，而且下降速度极快。我们的数据显示应该是 10％到30％之间的下降，这对我国的企业产生重大的冲击。
　　当然我们相信更关切的中国的制造业在这场风波之下如何处理，请各位想一想，我们正是这种成长模式，我们不是三驾马车，所谓三驾马车就是消费、投资以及出口，实际上是两驾马车，一驾马车就是刚才我讲的出口，实际上本质的问题是我国产能过剩，而我国产能所以过剩有一个吸力，有一个推力，吸力就是欧美各国的负债消费把这个给吸收掉了，而推力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制造业破坏环境，两个结果使得我国庞大的产能过剩。虽然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因此在环境资源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你们的木头筷子，各位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为了生产这种毫无附加价值的木头筷子，你知道已经砍了多少森林了吗？我们已经砍了20％的森林，那么请问我们这一代你想留什么给你的子孙？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本身是值得我们深思思考的。通过35％的出口，产能过剩和国际工商链条挂钩，这就是国际工商链条冲击我们的重要管道，目前我们的问题，包括投资房地美跟房地美三千多亿，投资黑石14亿美金，还有最近公布的数据投资另外一个基金，12亿美金，这个基金也要清盘的，发现我们要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水平是有限的。

　　那么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大家关切，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股市泡沫跟楼市泡沫的本质问题，就是制造业的衰退，简单的讲，就是制造业的回光返照，因而形成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暂时的火爆现象。实际上我国的楼市跟股市会随着我国制造业的迅速衰退而同时衰退，当然今天并不是讲楼市和股市的。那么讲完了出口投资，再讲50％几的政府公共支出，叫做固定资产投资，我国GDP当中占到56％左右，这就是你们平常所看到的钢筋、水泥，那么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我们是靠这种固定资产投资来取代消费的不足，因为我们消费只占到35％，而固定资产投资按照全世界的标准来看，应该是20％几，而我们之所以是50％几的缘故就是利用政府投资来取代民间消费的不足。民间消费就是不足，你们可能问我为什么不足？很重要的原因是相对而言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比较缺乏。而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在现代工商链条的时代医改如果成效不好的话就不是简单看不起病这么简单，看不起病仅仅是农耕时代的特性，而现代工商链条会因为你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足，以医改为例，当你看不起病的时刻，下一步就是你不敢消费，为什么不敢消费呢？因为你担心万一哪天你的父母、子女病了怎么办？你得存钱给父母和子女看病，产能过剩，下一步通过欧美各国的负债消费，吸收我们的产能过剩，同时造成出口创汇，那么我们出口减掉进口的比重有多大？

　　我们去年出口减掉进口的贸易顺差几乎全世界排8％，日本以出口为主的国家这么几年也不过是我们的一半，我们这种出口创汇的现象是几乎完全来自于消费严重不足，被迫产生出口创汇，被迫产生出口贸易顺差，每一年8％的顺差使得我们外汇大量积累，2006年10月首先破了一万亿美元大关，07年12月破了 1.5万亿美元大关，08年6月底破了1.8万亿美元大关，现在我正在讲课的时候正在破1.9万亿了，我们的外汇大量积累，主要原因是两驾马车拉动经济的发展是畸形的，是扭曲的。消费不足下一步就是外汇大量积累，下一步人民币汇率大幅增值，再下一步打击了出口制造业。这就是我国出口制造业慢慢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由于这种GDP的扭曲造成一种必然的人民币汇率的上涨，而人民币汇率的上涨就回头打击到了我们的出口制造业，造成大量倒闭。

　　第二个因素，就是成本的上升。成本的上升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切，因为今天中国的通货膨胀不是货币现象的流动性，大家思路太简单，总希望用一些非常简单的经济学的术语解释这个现象，根本不是这个事。那么这种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成本压力是很大的，使得我国的制造业不堪重负。
　　第三个冲击，就是劳动合同法，我自己经常做个表态，我个人对劳动合同法本质意义是相当支持的，我总认为在一个具有信托责任的时代，社会所谓的富裕的群体通过很多方法来补贴弱势群体是应该的。但是问题是你不能够以“双输”为代价，劳动合同法本质意义是重大的，而且是正确的。但是它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第一，缺乏反方论证，第二，缺乏试点而匆忙推出，使得我国的制造业不堪重负，第四，就是错误的宏观调控，我们很多学者对于中国经济的诊断过于简单化，总认为去年、年前的楼市泡沫、股市泡沫、通货膨胀是流动性过剩，也就是说钱太多了，打到股市是股市泡沫，打到楼市是楼市泡沫，买产品通货膨胀。

　　那么当政府吸收这些错误的建议之后，他所推行的宏调本身就是错的，宏观调控的目的就是收回流动性，通过什么方法呢？通过提高利率来收回流动性。那么请各位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前提就是错的呢？有没有可能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流动性过剩，有没有可能几乎全国的学者都是错的。因此误导政府的结果宏观调控是错的。请大家思考这个话题。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指出泡沫的问题，膨胀的问题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我前面讲的制造业过于衰退，它的结果使得大量资金进入股市楼市，造成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因此我根本反对流动性过剩的说法。

　　我记得我在下半年写的八大危机，在这个之后，广州有一家媒体叫做《南方人物周刊》对我做了专访，编辑在编辑语上写一句很耸动的话，他说当全国都公认为去年所谓的泡沫现象，通货膨胀现象是来自于流动性过剩的时候，郎教授不同意，下面的话更有意思了，他说如果郎教授是对的话，那么全国的学者几乎都是错的。那么也就是说按照郎教授的意思，政府所推行的宏观调控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一个落井下石的毒药。也是由于媒体耸动的报道，大家也是看戏，到底是郎先生对，还是其他所有人是对的，我还把这句话抄在一个小纸带上面，我也是做一个赌博，必胜的赌博，到今天为止，最近这几个月，我就变得羞答答的了，不知道为什么呢。我很害羞的不好意思的告诉各位，对不起了，我又是那个唯一的胜利者，他们都失败了，我是唯一正确的。中国经济现象根本不是流动性过剩，胡说八道。

　　那么怎么造成的？请各位想一想，宏观调控的目的是社会流动性，问题流动性本身就是错的，所以在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的打击之下，宏观调控就变成了我去年所谓的新的打击，怎么打击我们的企业呢？通过以下三个管道打击我们的制造业。第一个管道在宏调压力之下，银行从制造业部门大量社会流动性，打给过热的地方政府，第一个管道。

　　第二个管道就是在汇率、成本、劳动合同法以及宏观调控的四大压力之下，民营制造业更干不下去了，它的必然结果就是把应该投资在制造业的钱不投资了，拿出来打到过热的部门去炒楼炒股去了。因而造成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就在这个时刻我们的政府误认为，错误的解读这叫经济过热，实际上就是没有斩断工商链条，在制造业碰到危机的时候没有解决制造业的问题，才使得制造业资金流窜到过热的部门，炒楼炒股，因此第二张骨牌倒下。

　　第三个管道，我简称为海尔现象，什么叫海尔现象？也就是原先在制造业这些企业干不下去了，然后就拿出大笔资金打到过热的部门去做地产开发。所以各位请注意，这三个管道很有意思，第一个管道使得更多的资金从过冷的，最需要钱的民营制造业流到了GDP工程去，第二个管道使得制造业资金从过冷的制造业打入过热部门炒楼炒股，形成虚胖现象，更误导政府是经济过热，实际上根本不是过热。

　　第三个管道使得资金从过冷部门转到过热部门大量的开发商又出来了，买楼的钱多了，做地产的资金也多了，而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最直接的冲击就是坚定了政府认为经济是过热的，这是错的，实际上只跟GDP工程的有关部门是过热的，这个总量只有30％，其他70％的制造业基本过冷。那么这个30％是哪些部门呢？去年是地产、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替他们融资的银行，大型国企，证券公司等等，这几个部门是过热的。与我国民生息息相关的制造业部门呢？基本过冷。

　　所以这种现象就形成了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独一无二的二元经济环境，在这种二元经济环境之下，政府的任何的宏调政策的必然结果就一定通过三个管道使得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就这么简单。从而造成宏调的失败，经过一个人大力呼吁的结果，政府宏调的结果也有一些改变，也要给政府一些正面的评价。而且到这个时刻，两年之后发现郎咸平讲的是对的，但是如果早就帮助制造业的话还不仅仅如此。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它是二元经济情况。

　　那么二元经济几乎完全主导了股市的股价和楼价，而这也是为什么我对股价的判断总是这么精确，各位记忆犹新的话应该知道我去年11月在北京清华上课的时候，我讲过年底开始国家开始跌，到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还在凤凰卫视的《镪镪三人行》提出我的观点，当时大家又是一片幻想，说是有奥运行情，奥运之前股价大涨，我相信我是全世界少数几个人非常明确的指出，呼吁全国股民不要相信奥运行情，我讲的很具体，不要有幻想，中国没有奥运行情，股价必跌，有这种胆识是不容易的，讲错了怎么办呢，但是我是不会错的。因为全世界的奥运主办国的股价在奥运之前都是上升的，奥运之后才会跌，郎咸平你凭什么这么大胆？你讲的话不但给我们内地学者完全不一样，同时和国际经验也完全不同，你为什么敢笃定中国完全负责没有奥运行情？原因就在二元经济，因为股价跟楼价的价格走动一定是取决于基本链，而我们过去的错误在哪里呢？我们只看到表面现象10％的经济成长证明我国的经济是健康的，因此为什么股价、楼价不反映这种旺盛的经济成长呢？搞错了，它所反映的不是每一年10％的成长，而是什么呢？而是二元经济的本质问题。在清华学习你们很幸运，我跟你们接触的是最多的。

　　请各位想一想，政府包括证监会，总认为它的股改是成功的，05年开始我就极力的批判证监会，我说这种股改是错的，根本不该推行，我讲话都是很绝对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我从来不模棱两可。所以当时我就说股改是错的，那么证监会怎么回应呢？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也回应了一下，当然他也不会听我的了，我说箭在弦上也得撤下，他也不撤。听完这次演讲其实还有副作用，回家以后保证你后悔，肯定会说今天不该听演讲，怎么不听呢？以前不听他的演讲什么都搞不懂，觉得日子挺好的，现在什么都搞懂了再也睡不着了，因为那个家伙讲的都是对的，我连点幻想都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时刻，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学术讨论，不需要变成像演讲一样，非常注重实效性，我们稍微洒脱一点，我想跟大家沟通一下资本主义的问题，为什么股改是失败的？那么我今天就想通过这个机会和你谈一谈在英国撒切尔夫人时代，他们推出过股改，你相不相信我们做股改的时候从来不研究别人是怎么做股改的，闭门造车，他们是谁帮他们设计的呢？是罗斯查尔德家族帮他们设计的，今年有一本畅销书叫做《货币战争》，千万别看，大部分是胡说八道，但是有部分是对的，罗斯查尔德家族是对的，而且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面无数次谈到这个家族，大概是400多次，这个家族伟大到什么地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叫英国股改的计划，他们是资本主义皇冠民族，替英国资本主义的政府制定了一个股改计划，我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股改计划和我们中国社会主义股改一对比，我保证你哄堂大笑，罗斯查尔德家族所拟定的股改叫做股改三定律，定律一，股改的公司一定必须得负有信托职业经理人经营，因为这才是资本主义的灵魂。

　　对比中国，我们中国也有很多职业经理人，他们缺乏对国家民族以及老百姓的信托责任，你能不能相信在08年上半年，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在股价如此大跌的时候一样抛售，这种心态我完全不理解，信托责任在哪里，不是说法律规范你可以做你就一定要做，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法律说你可以做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的良心你该不该做，在估价大跌的时候谁想到了股民？你们上市公司哪一个人为了股民的利益而做思考，没有，为什么？因为股改的第一条定律你就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的职业经理人不应该讲全部了，大部分缺乏信托责任。而英国股改的第一条，职业经理人必须具有信托责任，第一条就以后完全显示出了差距，第一条如果能够彻底执行的话上半年股改的问题不会出现。

　　第二条，请看看帝国主义政府怎么做的，只有好公司才能股改，坏公司不能股改，英国政府是什么观念呢？他们认为一公司进行股改的话和好公司进行股改的话不一样，因为股改本身是政府的信用，坏公司股改的结果是老百姓会受到损失，老百姓一旦受到损失回过头来骂政府，英国政府为了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一直不鼓励坏公司股改，股改是政府的信用，对于中国来讲任何公司都可以股改，包括坏公司，这一点你会发现巨大的差距。

　　第三条是最重要的，也是我在05年一直呼吁证监会的，这种以市场化为主导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第三条是什么？为了保护中小股民，因此股改后的公司英国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在必要的时候具有一票否决权。这个话05年我就说过，但是不听，只要是我讲的话他就一定不听，不是我讲的对不对，因为我没有讲错，我讲的结果就是不听。那么我们呢？政府完全退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继续留在股市，为了中小股民的利益还保有一股黄金股，对这些股改后的公司，如果它的政策伤害中小股民的话，英国政府具有一票否决权，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那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呢？完全退出，你该干啥干啥。为什么？靠市场解决问题。罗斯查尔德三定律做一个对比，定律一，必须具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经营，定律二，好公司才能股改，定律三，英国政府具有一票否决权。任何一条在中国实施的话股改都不至于是今天这种模样，假设中国的上市公司都具有罗斯查尔德定义率品德的话，没有这么多问题，如果中国上市公司只是好公司进行股改的话也没有这么多的问题，如果两样都不是，第三项如果我们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的话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最近发生的事情，一票否决就是了。现在做亡羊补牢的工作，为什么做亡羊补牢的工作呢？学习不好，原先的制度设计就是错的，最后谁负上沉重的代价呢？在座的各位，这是一个政策的错误。

　　所以今天我用信托责任来贯穿整场演讲，你会发现罗斯查尔德三定律里面强调的信托责任，你想一想英国政府它是不是一个对中小股民具有信托责任的政府，在想一想英国政府在这次金融海啸当中是不是全世界第一个领先国有化银行的国家，为什么？这是对全国老百姓的信托责任，他们想做什么，他们用国家的信用来弥补老百姓对资本主义信心的丧失。所以英国已经是没落的国家了，可是英国政府这种品质一直是放在这里的，那么这种以信托责任为主导的品质，我认为才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我相信各位学员一定有一句话，为什么这种品质只存在英国人的制度里面的？为什么英国人血里面流着信托责任的血呢？

　　在16世纪，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16世纪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个故事，我认为这个故事的发生应该是现代信托责任的起源。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各位一句话，在16世纪左右的时光是欧洲国家发现新大陆的时代了，而且发现新大陆的目的是找中国，中国在他们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民族，所以他们就是要找中国，怎么找呢？比如说马可波罗从意大利从东走找中国，他找到了中国，那么另外一个人叫做哥伦布，葡萄牙人，从西走找到中国，他们相信如果地球是圆的话，从哪儿走都可以找得到，但是没有找到中国，找到了美国，请各位学员想一想，如果地球是圆的话，往东走可以走到中国，往西走也可以走到中国，你们如果用一点创造力的话，你们会想怎么没有人往南走，怎么没有人往北走的，按照当时的水平就应该有人向北走，向南走，你们有没有人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没想过，我希望大家要多加一点创造力，我们的教育体系，中国的教育体系它不是培养创造力的体系，它培养什么？培养解题高手，我们不是培养创造力，如果像小朋友，具有创造力的小朋友，基本上第一被淘汰的，我有一个学生的小男孩儿聪明的不得了，一岁就会讲话，一岁半就会唱心太软给我听了，然后一岁的时候帮他妈妈抹地，聪明得不得了，我说你这个小宝贝将来一定是第一批被淘汰的，因为我们的小学老师最讨厌这种人，我们小学老师喜欢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上课以后乖乖听讲，双手背在后面听课是我们老师最喜欢的，这种人普遍缺乏创造力。

　　你们只要顺利的读完本科就充分证明你们是一群没有创造力的人才。所以像你们这种水平的人，肯定想马可波罗走东，哥伦布走西，我这个人的幻想力也是不行的，我也缺乏创造力，我不但缺乏创造力，还缺乏解题能力，而且我现在还缺钱，什么都缺，还好在美国呆了几年创造力培养了一点，我就顺着这个思路想，有没有人走南，有人走的，碰到南极大陆冻死了，也有人走北，1533年就发现有人走北，当时有250个伦敦商人，一个人好像出了25英镑，然后雇了一个职业经理人，搞了三艘船，旗舰，最大的一艘船叫做莫斯科威号，往北走找中国，只要打着找中国的旗号招摇撞骗筹资什么产业基金一点问题没有。当时也搞了一个私募，这个私募就是250的伦敦商人一个人出了25英镑找中国，这个是船，信托责任就开始了，这个时刻就发明出了信托责任，信托责任现在的英文是很难的，当时信托责任第一句话TRUST，英文翻译叫做信任。

　　我们这么多人拿了这么多钱，我就相信你了，你带领三艘船往北走找到中国，我们会相信你找到中国的，结果三艘船就走了，如果放在我们今天中国你敢不敢？拿出一大笔钱，你去吧，去了就不回来了。那么这个时刻TRUST，信任就开始了，因为他走了就走了，结果没有想这个船长往北航行走到挪威那一带，突然碰到暴风雨，要是一般人的话早就回英国去了，他没有回英国，他奋力带领所有的水手们与风浪挑战几天几夜之后，两艘船沉没了，就剩下莫斯科威号了，一般来讲你已经够哥们了，没有逃走就不错了，而且冒着大风浪，就凭这一点可以拿一等功了，通常人应该可以回来了，不，这个人的心中就开始流出了英国传统信托责任的血，继续向北航行，结果到北极碰到了一群北极熊，怎么办呢？向右转，碰到荒凉的平原，带领两百个水手下船了，跑到很远的地方，终于碰到了一群人，这群人是欧洲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山贼，叫做恐怖大王艾文，恐怖大王艾文看到这群英国人很激动，这两拨人，英国人是天生的商人，看到恐怖大王艾文之后，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保密，而是如何的做生意，这个英国的船长说喝一杯二锅头吧，九族反报纸后咱们做生意好不好，然后那个恐怖大王说好，他说你有什么，我有羽毛笔，我有衣服，我有毯子，我有铅笔，跟你们换好不好，艾文喜欢的不得了，说我们有貂皮，是我们这里最不值钱的，我都不好意思提，结果船长说要要要，对方都觉得自己掏了便宜，换了一船的貂皮，然后他就把貂皮请当地的人，上了莫斯科威号，中国没有找到，然后把貂皮卖了，赚到了钱还给股东了，当时是250个伦敦商人感动的痛哭流涕。

　　从此以后这位船长如果他还要再次出航的话，他就一定能够取得最高的市盈率，也就是说他如果要买一艘船出航的话，我相信会有几十倍的钱流到他的手中，这就是市盈率的由来，因为信托责任才能保障最高的市盈率，从此以后恐怖大王艾文就跟英国搭上了线，他觉得他们很够义气，英国人掏到便宜之后开始在这个地方设立了殖民地，后来取了一个名字，什么名字呢？想了半天，这个名字就叫做莫斯科，这是真的故事。所以要是没有我们中国的话美国跟俄国都不会出现的，所以莫斯科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这种信托责任从这个时代开始孕育了几代的英国人，就像英国人到了2008年，在金融海啸风波之下，在这里我要给英国首相最高的评价，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利用政府的力量来保护全国老百姓的利益，因此他首先想到了国有化，首先想到利用政府的信用弥补资本市场信用的缺失，各位同学要知道，英国政府带头所推行的国有化本身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英国贫民大众的全体利益为主导，等他这次把银行国有化之后，你知不知道他过纪念会搞什么？搞股改，再搞股改就不像我们这种水平的股改了，我们是坑害股民的股改，他们还会按照郎教授给你讲的课，按照罗斯查尔德的三定律，曾经收回国有的银行，通过股改三定律还给社会大众，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政府？这是一个知道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政府，等英国政府把这些公司经营好之后再还给你们，而且用股改三定律的方法，也就是以信托责任为基础的方法还给社会大众。亚洲只有一个国家这方面是最具有信托责任的，他们做法是一样的，很多国有的企业通过这种方法还给社会大众，取之于社会大众，还之于社会大众，是谁？新加坡。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股票市场这么差，你可以讲出千万种理由，但是我们建立股票市场的时候，我们上市公司上市的时刻，甚至我们国企改革的时刻，我们从来没有强调过资本主义的本质，说不定你今天听我讲课是第一次，觉得还有信托责任这一说，没有听过，为什么没听过？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资本主义的灵魂。

　　我刚才讲股票市场，那么我们的股改一开始就是错的，所以最近证监会做了很多亡羊补牢的措施，也印证了我对它的批评是错的，很多媒体采访我，郎教授你对于证监会最近出台的措施股改方面，你有什么看法吗？我说我根本不想讲。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一开始就是错的，现在再怎么做都无法弥补当时的错误，而且犯的错误既然可以不负责任，我感到更是匪夷所思，老百姓买单就算了吗？不可以。

　　那么既然股改是失败的，为什么2006年开始股价大涨呢？其真正原因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也就是说在当时这么多冲击之下，当制造业面临危机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设立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所个制造业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形成了股市泡沫，也就是形成了06年开始的股价大涨，这就是郎教授的二元经济理论。如果说你是我在清华总裁班的学生，你在股票市场还赔钱的话你这辈子就没希望了，我在很多班讲过这个话题，而且我讲的非常具体，你们不听我也没有办法，07年的5 月30号，政府提高印花税，股指由六千多点跌到三千多点，那么其后从5月30号一直到11月半年之间，股指由三千多点又拉回六千多点，这个时刻你们并没赚钱，你知道为什么吗？当时你自作聪明，你认为大盘股涨的过凶，你不敢买，你买了二线蓝筹，你只要买了二线蓝筹基本都没涨，因为从去年6月份到11月份的半年之间真正拉动股指的都是什么股票？大盘股，也就是当时所谓的二八现象，或者是三七现象，当时的大盘股是什么股票吗？地产、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企其他的融资银行，还有证券公司等等。

　　这不就是二元经济当中过热的部门吗，从去年5月底到11月的股票市场真正反映了二元经济的本质，那么为什么到了11月份我在清华总裁班讲课呼吁各位学员要抛售，原因在于两个，第一，二元经济当中过热的部门它是涨幅过快，必定要回调，过冷部门的数据显示持续恶化，甚至到达崩溃的边缘，那么对于整个经济体系而言，如果是这种结论它持续恶化，下一步就是股票市场的大跌。那么到了今年3月为什么我会在广州开记者会呼吁政府救市，因为我已经对我们很多学者看不下去了，我认为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他们讲市场化，政府就要出来在股市泡沫、楼市泡沫之后赶快设立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然政府也相应有一个呼吁，开始救市，当时救到3900多点，但是还是扛不住，为什么扛不住？因为整个股市受二元经济所拉动了，二元经济大部分的部门持续的萧条，持续的破产，到了6月底广东、浙江、江苏的破产企业超过30％，再也扛不住了，只要制造业持续衰退，中国的基础持续衰退，其必然结果就是股价不断下跌，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年5月份我在凤凰卫视的《镪镪三人行》我讲的这么具体，中国没有奥运行情，股民不要有幻想，因为股价必跌，原因在哪里呢？就是我前面告诉各位的二元经济的现状。目前制造业持续恶化，前两天倒闭的何俊，我相信还会有很多的企业会倒闭，当然我希望不会，我也不想做预测。那么09年我不做教授了， 09年开始我就要转行了，我要做明星去了，人生最大的目标也改变了。做制造业的同学我送你一句话，今天一定会比明天更好。

　　我今天所讲的所有题目只有四个字，信托责任，今天我们中国股市的现象或者中国制造业的现状，甚至美国金融危机的现象，归结在一起，和我们整个信托责任的关系重大。中国制造业走到这个地步，你说下一步要怎么走，如果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又是两个小时的演讲了，所以不讲了。反正这个制造业就是这么一回事了。目前制造业我希望政府能够出来救市，也就是说当制造业发生危机的时候，政府要出来设立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如果没有斩断，这也是为什么在3月份我呼吁政府出来斩断股市的工商链条，设立防火墙，再不成功，还要再往下切断，也就是说你切的越早，这个社会伤害越小，如果在两年之前能听我一句话，切断工商链条的话就没有后续的问题了，制造业也能够被保住，如果3月份以前，能够切断工商链条的话股民就不会受这么大的损失了，就不会有信心危机了，没有信心危机就不会影响到制造，不会影响到下一步人民的失业问题，所以第二关防火墙也是没有设立成功。下一步怎么办呢？继续设立防火墙，斩断工商链条，那么我们具体怎么做呢？我的回答是政府都不急你急什么。我只提一个理念的问题，我今天演讲的就是希望把工商链条这个概念，通过今天这个演讲告诉政府，告诉企业，告诉全国老百姓，也就是今天已经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工商链条的时代，整个工商链条的运作取决于整个信托责任的贯穿。

　　美国过去工商链条运作的很好，因为他们信托责任贯穿的很好，而信托责任的缺失使得美国这种工商链条产生了三聚氰胺的事件，也就是三聚氰胺的结果使得我们对中国的食品制造业产生严重的信心危机，我们在信心危机之下国有化就成为下一步的主导，通过国有化或者政府的力量重建老百姓的信心，这一点非常重要，三聚氰胺在我们国家目前没有产生那么大的祸患也是由于我们对政府的信心，请各位想一想，政府的信心已经给予我们极大的安全感，像我们银行过去40％的坏帐，这种银行在美国早就破产了，为什么在中国还相信它呢？因为它是政府的银行，因为它有政府在后面的资助，所以你还是敢去存钱，同理可证，西方国家目前为了重获老百姓的信心，他们的做法就是把银行国有化重建老百姓的信心，利用政府的力量来强化老百姓对于银行体系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当他们做国有化的时候我们在干嘛？我们在做私有化，这一点我要请政府当局稍微好好的检讨一下，多多学习别人，国有化不是目的，到最后他们一定会进行罗斯查尔德三定律的股改，那么请问我们私有化的目的是什么？你发现我们没有目的的，我们私有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私有化。

　　我们迷信私有化，我们迷信市场化。所以在工商链条时代我们提出新观念，国有化也好，私有化也好，它的目的必须明确。那就是为了全体老百姓的利益而决定什么时候国有化，什么时候私有化，那么至于未来的经济情况怎么走，我在这儿做一个总结，你们去年所看到的楼市泡沫跟股市泡沫本身就是中国的现代工商链条时代了，已经崩溃，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在制造业危机的时候设下防火墙，使得整条工商链条产生重大的冲击，冲击到了股市、楼市，冲击到了信心，冲击到了消费，冲击到了生产，冲击到了失业产生了连锁反应，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完全放弃过去市场化的观念，因为中国不存在市场，因为市场是需要政府细心培育，细心构建的。而细心构建的基础是什么？那就是通过严刑峻法的力量让每一个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这才是市场化的基础，这种严刑峻法保证每个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这就是过去为什么没有次债危机，因为这种由严刑峻法所产生的责任贯穿到整个的工商链条，可是他们也发生了三聚氰胺事件，那就是次债危机，这种次债危机使得欧美各个老百姓对资本主义产生了信心危机，那么欧美各国的做法就是利用政府的信用，像我们政府一样加入这个系统里面，来挽救这个系统，但是国有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国有化，而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到最后一定会通过股改而取之于民，还之于民，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我并不是反对私有化，也不反对国有化，目的是我们的目的不明确。

　　那么我相信听了这一次，从现在开始以后几场演讲，我都会不断的呼吁，让大家了解到未来我们何去何从，要走什么样的路，假如通过这次的冲击能够让我们的政府理解工商链条时代的特性，也就是以严刑峻法构建的法制化游戏规则才是市场化的基础的话，那么这种冲击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正面的冲击。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市场，通过严刑峻法的法制化游戏规则细心培育构建起市场之后，我们再根据现代工商链条的特性随时注意链条的崩溃，随时设立防火墙，随时斩断工商链条，那么这就是政府未来应该有的行政担当。而这正是欧美各国正在做的事。当然你可以好奇，那么欧美的工商链条和我们如何挂钩呢？那就是通过35％的GDP 挂钩了，也就是我们国家消费只有35％，可是我们的产能是一倍，这种生产过剩通过欧美各国这种工商链条的特性，也就是通过负债消费的方式帮我们消费掉了。

　　这两条链条怎么挂钩呢？一旦它们的防火墙破裂，工商链条崩溃之后，会由消费冲击到我们的出口，如果他们防火墙成功呢？保护了工商链条呢？也可能由于三聚氰胺的事件使得欧美各国老百姓不太敢再以负债的方式消费。只要这种以负债消费形态，因为三聚氰胺而改变之后，也会回过头来打击到我们的35％的出口。现在我们不要简单的作壁上观，在这个时刻呼吁我们的企业、政府密切注意这种形式的发展，因为我个人非常的担忧，而我们的制造业在冲击还没有真正来临之前，我们制造业的投资营商环境已经因为四个因素逐渐的恶化，包括汇率、劳动合同法、宏观调控，那么未来的危机是什么，未来的危机是国际金融危机，不然就是负债消费心态的改变，这就是我们今天演讲的主题。就是宏观调控形式，至于你们关切的制造业怎么办，那是下一个题。谢谢各位！

　　提问：

　　郎教授您好，我首先有一点，我对像您这样的专家是非常的尊敬，您今天所谈的观点，在GDP增长中的一部分内容跟昨天的有些专家的观点，有些是相悖的。确实很多的专家或者是半瓶子醋的这种专家误导了像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的。对于目前来说市场里按照您的观点来说，市场不能挽救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政策里，尽管我们政府也是在进行亡羊补牢的这么一个过程，未来能出台什么措施，我想问一个观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政府的这些努力，这种政策里到底还打破得了吗？

　　我：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你让我难以回答。你如果关切政府为目前政策走向的话，你已经感觉到你已经在朝这方面转变了，也就是说政府更关心企业，政府的宏调，这个本身的意义是极其重大的，虽然是微调，实际效果不明显，但是各位想一想，从过去从以收回流动性为主的宏调，突然转变成为辅助企业的做法，这本身是一大突破。而且我相信政府包括国家领导人也到了广东、浙江、江苏去做考察，结果我不清楚，但是各种出台的措施会发现我们已经对于防火墙本身认识逐步在加强了，因此我们这个演讲的目的是教育政府，让你知道你应该怎么做。所以各位要理解一件事儿，真正的爱国者不是取悦领导的人，我们国家这种太多了，喜欢恶意的取悦领导，到最后反而误导了政府，让我们的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今天我这个演讲最重大的意义在于提出一些最新的思维，帮助政府解决问题，很多人说郎教授你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不是的，当我提批评的时候有人报道，当我提出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人报道，我讲的已经够具体了，我只提出一个理念，政府至于怎么斩断工商链条，那是政府该办的事，所以提出一个理念性的一个观点，希望这个观点能够影响到政府。我相信在未来的时光里面，我相信这种理念会得到印证的，政府也会支持的，因为我讲的是对的。

　　提问：我非常支持您提出的信托作为资本主义最核心的一个部分，非常谢谢您把整个产业链解释的非常清楚，但是我自己有一点矛盾，您讲到我们的产能过剩，35％的 GDP，最后像北美这样的负债消费，由于两个原因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冲击，那么同时我们国内的问题又是因为在制造业上面，我们出现了问题，然后这个资金流向了泡沫的房地产和股市，产生了这个方面的泡沫。那么现在政府应该出面是要加强在制造业上面，让我们的制造业能够健康的成长。那么我就在想，一个更健康成长的一个制造业产生了40％过剩的产能，50％过剩的产能，再在全球经济这样一个情况下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没有太想明白，这是第一个问题。

　　我：我再讲具体一点，因为我没有讲到这个题目，政府帮助制造业是优化现存的制造业，尤其是以内销为主的现存优化制造业，而不是增加制造业。举一个例子，今天中国制造业的问题我们很多学者提出这个观点，正好趁此经济危机做产业转型，胡说八道，他根本不理解中国的制造业，中国制造业98％以上是不可能转型的，你做陶瓷的怎么转型？你做运动鞋的怎么转型？根本转不了型，我们98％以上的制造业没有可能转型。那么这种所谓的粗放型的制造业，或者是低端的制造业，在这种四大冲击之下，包括汇率、劳动合同法等等，它首当其冲。再加上未来可能有的欧美金融危机的冲击，它就岌岌可危。你要怎么帮助它，不是简单给它钱的问题，它现在已经亏本了，你给它钱它不一定还得起，还不起还有一个金融危机，我今天呼吁政府的做法，就是我下一个演讲题目，一年以后的演讲题目，不是给更多的钱，不是给税务的优惠，是如何利用政府的力量，大型企业的力量，让我们这些制造业从过去粗放型的制造业进入整条产业链的高效整合。

　　那么今天我讲的不是产业链，我讲的是工商链条时代的连锁反应，有一个思维，叫做产业链是怎么回事儿，产业链本身它是包括七大块，中国是制造，我们中国人总是感觉特别良好，常常吹嘘自己是制造业大国，请各位想一想，我们真的是制造业大国吗？那么我们实在是感觉太良好了，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根本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美国只是把整条产业链当中价值最差的一部分放在中国了，制造，让你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那么有价值的部分不在中国。

　　所以我以巴比娃娃为例，巴比娃娃的出厂家是10美元，卖到商场是10美元，10美元减到一美元是怎么挣出来的，是整个产业里面六大环节挣出来的，包括订单处理、产品运输、批发经营等等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出九美元的产值，他们利润率是多少呢？最高时候曾经到达40％，而我们制造这个环节不但破坏环境，浪费资源，还剥削劳工，利润率还奇低，05年是10％，07年就是2％，08年就是负的，人家是40％，我们接近零，还是负的。那么这种叫做什么？叫做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我们分到最差的一块制造，自己还扬扬得意，还是制造业大国，美国分到什么？美国分到六，因此我们辛辛苦苦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我们只要创造出一百万美元的产值，我们就通过6＋1的放大替美国创造九百万的产值，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因此我们这么多年的经济增长我们取得了 GDP，而美国取得了几乎所有的利润。表面上看起来我们GDP很正常，每年10％，实际上是接近零利润，而美国闷不吭声，只要我们生产一个巴比娃娃，他们就赚到40％美金，我们一块钱的产值赚到几分钱，他就可以赚三块六毛钱，所以中国经济越高速增长，美国越富裕。而且真正能够让我们老百姓富裕的不是 GDP，是什么？是利润，只有我们企业家赚到更多的钱，他才会富裕，他才会给员工更多的薪水，员工才会富裕，因此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是否富裕我清楚的告诉各位学员不取决于GDP，以后大家不要再被10％的GDP所迷惑，这个和你无关，真正有关的是我们企业的利润率是多少，很可惜我们接近零，美国非常高，所以他们老百姓越来越富裕，而我们的GDP越来越高。

　　所以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们这种现存的制造业，包括35％的内销跟35％的外销出口，将来都会遭到重大的转变，重大的冲击，而我们政府该做的事情就是走向 6＋1的产业链的高效整合，而且高效整合的目的就是优化这些制造业，而不是增加制造业。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Agriculture Can Not Be Completely Subjected to Free Market: To Be Translated

Last modified on 2008-10-09 21:28:46 GMT. 0 comments. Top.

温铁军：不能把农业完全交给市场

作者：温铁军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嘉宾：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主持人：邵颖波——财经时报总编辑

来源：搜狐财经

　　邵颖波：各位网友，这里是搜狐改革开放30年30人的高端访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财经时报的总编辑邵颖波，今天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温铁军温老师。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在搜狐对话了。30年，我们都要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谈话是这样安排的，我大体想请温老实把中国30年农村改革的重要结点梳理一下，我作为一个外行，不研究农村，我有两个问题，也想今天通过谈话的过程，请你解释出来。

　　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始于农村，这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我一直不太了解这个，前两天我看到周老师（周其仁）也谈话讲到了，他说邓小平做对了。之前也有很多人做过类似的探讨和实践，大家都想冲破这个体制。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家都在讲各种辉煌的成就，所有辉煌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

　　通过今天的问答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我们30年辉煌的成就，看上去最先投入改革的农民，这个群体为什么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享受到这个成果？他们好像在很多方面，无论从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方面，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的幸福指数等等，似乎看起来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否定农村改革成就的意思，但是好象这也似乎是一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我希望在谈话的过程中解决掉。因为您刚刚从尼泊尔考察回来，也希望您谈谈您的感受。在这30年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能否比较轻松的来谈，但是这个问题当然不太轻松。这可能跟前面几场的讨论不太一样，因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再过几十年，仍然是最沉重的一个话题。

　　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

　　温铁军：为了让网友们有兴趣，我不妨从最近我刚刚从尼泊尔做的调查谈起。把这个作为话题切入。我是7月11号到22号，大概10天左右，去做了尼泊尔农村土地改革的调查。这是一个世界上刚刚诞生的民主共和国，刚刚把国王赶走。又是一个共产党联合的左翼的趋势。政治上的事情不多说了。总之，各种各样的力量都在介入。我在那里的一个多星期，组阁不成功，总统、副总统竞选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分歧。尼泊尔是一个80%是农民的国家。又是占人口大约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无地农民。全国是2700多万人口，农村占的比重大约是2000万以上。400、500万户，有100万户是农民。从尼共准备按照毛泽东的农民革命道路，发动农村革命，到农村去，打了十年，打出了三个师的农民解放军，现在这个部队放下武装，他不会放弃当年推进农民革命的初衷。他这次应该说要实现的是中国人民60年前实现的事情。因此，一个民族民主运动形成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务，是兑现你对老老百姓的承诺，就是对农民的承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让我又有机会采访了地主、农民，中农、雇农、佃农，跟他们在一起。走了大概三个村，不同类型，感受非常深刻。中国也好，尼泊尔也好，或者印度也好，其他也好。只要是发展中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都有三农问题，只不过看你如何解决而已。

　　说到这里，就可以把它先作为一个引子，告诉大家我这个话题刚刚开头，我还会组织一个小的调查队继续做调查，因为这是一个历史难得的机会。中国已经找不到了，地主、富农、贫农、雇农已经找不到了。尼泊尔已经找到了，他是从小就被送到地主家里去干活的。我们叫半拉子，过去北方农区管小长工叫半拉子，这种半拉子一直在地主家里干，一直干到壮汉。这种人在尼泊尔都可以找到。

　　千百年来农民“均田免赋”的梦想终于实现

　　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农村改革的过程，不妨往前延伸一段。与其只看三十年改革，不如看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这是农民打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又叫国内革命战争，或者是叫三次内战，或者是叫独立战争。你可以把它和美国内战比。我们这三次土地战争也是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战争。中国真真正在二十世纪上半页，更具有历史感的，就是三次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农民追求的目的千百年来就是“均田免赋”四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历届领导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毛泽东1949年完成了土改，邓小平1978年完成了大包干。1996到1998年推进第二轮承包，提出三十年不变。政策上从第一轮土改到大包干，到第二轮承包，变成三十年不变，这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做的事情。进入当代以后，胡温新政，不仅强调三十年不变今后不再变了，形成了2003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从2004年到2006年完成了农村梦想的第二个，就是免赋。自1978年推进这一轮的农村改革以来，我们终于完成了均田免赋的梦想。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战争，到现在我们农业的大政方针，这是国家在稳定条件下能够有所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走出三农的困境需要两个“反哺”

　　一般人一谈现在农村比较落后，主要问题就是没有把土地私有化，他们大概不太了解什么叫私有化。而且大多数城里人在谈论土地私有化的时候，隐含一点，如果你把土地私有化了，我就可以去买。现在的文件也主张扭转，这些法律都是主张扭转的。但是请别忘了，农地上的扭转是顺畅的，农地上的权属关系是正当的。同权不同利，同是所有权，政府也是所有权，集体也是所有权，没有同利，凭什么你强制？政府给开发商的权利叫使用权，集体给我的权利也叫使用权，凭什么你的使用权比我的使用权要大？我们却要把同权不同利的问题扩展到整个农权问题上来说事。你忘记了这一百多年来怎么经历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后来中国主要的一把手们如何稳定社会，稳定乡村。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革命以后形成的这一套相对稳定的制度，才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多人口的国家，真正完成了工业化。更为主要的是，中华民族在被打了一百多年以后，当他不得不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在搞工业化的时候，他怎么站起来，怎么完成工业化，怎么能够凭着中国十几亿老百姓的艰苦奋斗，大家忘我的牺牲，凭着这种奋斗过程，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他怎么复兴？这其实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大，但是不妨说得稍微远一旦，归结到一点，其实是2005年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他当时提出的一个判断。他说我们改革之前，可以叫做工业化的初期阶段，那个时候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现在应该是两个反哺，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他做的阶段性的划分，我们应该归纳。我们怎么看待历史？历史就是当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国家为竞争基础的工业化的时候，早期是工业化的代价，由三农来承担了。到了当代，就得是两个反哺，新农村建设，在总结三十年改革的时候，不仅应该看到当年农民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还要看到当代的新农村建设。这三个重要的创造，应该叫做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创造。这么看我们就知道了，其实中国三农问题产生了工业化，因为农村承担了工业化的代价。现在要想化解三农的困境，我们要两个反哺。现在我们就能够客观的看待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农村作为一个群体的问题。

　　邵颖波：因为我们上次谈话也谈到过反哺的问题。您感觉这几年，城市反哺农村也好，还是工业反哺农业也好。这件事应该谁来做？我觉得靠市场工业不大可能。包括国际上粮价涨跌，在粮食买卖的过程中，农民始终是得利最少了。通过市场经济自身是不行。这个东西谁来完成？或者是由谁来完成？

　　不能把农业完全交给市场

　　温铁军：全世界正常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完全把农业交给市场。是因为农业不是一个纯粹可以放的市场领域。它具有相当重大的战略意义，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家战略的。它不是一个完全可以交给市场的。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产生共识了。中国具有所有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共性，又这么短期内完成工业化，又完成资本扩张，更需要占领更多的资源，同时要推进城市化。农业的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在中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已经到了仅够维持生存尚且不足的地步了。靠农业完成生存，至少在国内三分之一的地区已经不太可能了。这种情况下，让它进市场，连资源条件都不足，怎么能够靠市场解决问题呢？当然不太可能了。

　　再看靠农业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国家有几个？全世界找不到几个。如果说靠大农业能够产生农业规模效应的。有，不超过十个。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只有不超过10个国家。就是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都是西方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所占领的别的民族的资源。如果说美国是农业现代化，你要先说清楚，这是欧洲殖民后裔的农业现代化。而原来美国的土著现在被圈着。欧洲因为自己的资源有限，掠夺了其他的四大大陆，占领了这些资源，屠杀了他们的人口。只说他推进了市场经济，不说他的掠夺，这不太全面。回到欧洲来看，到现在为止，欧洲有多少国家实现了农民经济？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的生产在欧洲，是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不是的。我常去欧洲。欧洲现在根本不是工业化。只有美国、加拿大是这样。你看看东亚，和中国国情相似的是东亚国家，日本、韩国、越南这些东亚地区。

　　所以现在成功让农民有收入的国家，东亚只有日、韩、台是高度反哺。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拿钱，日韩农民的收入60%以上是来源于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第二个，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可以以合作社进入金融、保险、加工、购销、超市、餐饮、旅游、饭店，我们现在农民处处受限，不能进入的领域，只要合作社进入，政府一律开绿灯。条件只有一个，把你收入50%以上分配给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越是分散的小农经济，资源有限，越要靠政府优惠，除了财政的直接补贴，要帮助农民形成组织，这个组织就要把政府不给任何部门的优惠都要给农民。比如说银行问为什么不给我免税，要给农民免税？政府回答很简单，因为他是农民，尽管日本金融界、保险界都对这种保护有意见，但是日本政府就是这样保护，保护了一百年。在日本非常有意思，日本严禁外部主体进入农业。和我们现在的政策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鼓励外部有实力的人进入农业，捞一把再走。日本完全不是这样。这样才保护了日本的农业。你说优惠反哺，我们对于三农问题要给实惠。

　　邵颖波：说到家就是政府来干？

　　温铁军：说到家就是农民干，但是政府得给农民钱。当我们讲到今天的三农政策，讲到反哺的时候，我们要有看得着的政策反哺。更主要的是如何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农民有收入的领域。获取了收入以后，政府给予免税的优惠。才能够反哺到每一个参加者的身上。农民才能稳定，农业才不至于衰败。

　　邵颖波：我从您的讲话中，也感觉到，我们说得多，做得少。做的责任肯定在政府身上。我记得前两年您自己干过的事就是帮农民卖大米。

　　温铁军：那个时候我们先走一步，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卖得挺好，到处都来订货了。

　　邵颖波：当时我们报道这个新闻，我曾经想给您打电话，温老师这样研究三农根本问题的人，也要做这些具体的事，我们认为这些事不是您这样的学者应该来承担责任，只是有一颗爱农民的心在那里。如果从三十年的角度来看，有若干个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我觉得大家讲免赋税，是三千年的梦想，这样说一点不过分。但是我仍然觉得不够。政府做得还是不够。像刚才您讲的反哺，可能并不是资金的投入，而是政策、法律和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如果你真的要把外面的资本限制住。地产的这些开发商们，如果他不是把土地这样便宜的掠走，转一圈就走。现在的无地农民也是很惨的，这些并不需要政府来管理，而是需要做好制度设计和监管。我个人认为农村不够强大。我们偶尔会想到，农业问题，去年和今年的经济形势，为什么国家的经济市场有比较陡然的变化，可能还是因为农村不稳定，底子不够。你是一个农业大国，有这么多的农民在这里，国家那么多东西投入在工业和第三产业上。汇率涨了，原材料涨了，通胀涨了，我们受的影响就比其他国家大。这是我觉得可能跟农村的不够强大也是有关联的。我们在想，这三十年变化很多，包括大量的农民流动，如果农村够强大的话，这些城里面的制造业出现问题了，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大包干并不是农村改革的初衷

　　温铁军：农民没有形成一个集体谈判的能力。农民形成集体谈判的能力，很多问题要好很多。社会代价要小很多。你越是让他没有集体谈判的能力，他越是变成分散的个体行为。往往会造成社会代价很大。我们现在出的一些社会性的事件。其实，每次都会发现，多少万人参加，这些人跟这个事情毫不相关。他因为参加，就是因为他长期作为一个个体，无法形成一个表达利益的途径。偶尔有这种引子，他就把它当作了一个表达的机会，而这个表达往往是负面的。越是不发达国最大弱势群体的组织，就越会导致社会代价、社会成本非常高。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道理，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当务之急，我个人认为，农业农村的组织化程度，是改革三十年来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问题。不只是大包干就完了，这一点，当年搞大包干的时候，当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大包干的工作以后，当时我们所在的单位，叫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叫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当时我们的领导和我们讨论，大包干是目的吗？不是。当时管一号文件的副主任说大包干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手段。大包干以后能不能建立农村经济体制的要求，取决于农民有没有适合市场发育的主体。如果一家一户就是市场的主体，历史上已经几千年了，你能够说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几千年了吗？今天的人们有很多说法，但是当年是很认真的在讨论大包干之后应该如何推进农村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当时提出要办实验区，提出分地区，不同的资源环境条件，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有选择的办一批农村改革实验区。分散角色风险，分区突破。来实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那个阶段人们是比较客观、严肃、认真的看待大包干的问题。谁都没有说大包干就是目的。当时我们这些人中间比较著名的理论家，现在是北大的教授，他当时一个口号式的观点，使得所有人听了以后都为之一振，大包干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的问题更多。所以我们才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后来到这些年，似乎把大包干变成一个意识形态了。连20年前的水平都达不到，20年前都不认为这个东西到此为止。我认为84年大包干，05年就讨论，如何进一步开通城乡，那个时候在考虑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因此我们回顾改革三十年，大包干、农民按人以户为单位分的地，这并不是改革者的初衷，改革者的初衷是要在农民重新恢复了家庭自主经营权之后，如何进行组织创新和自主创新来提升农民的自主谈判地位，来维护农村的可维护的契约关系，这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这需要很多路走。如果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东西简单化、庸俗化，就无法推进改革。90年代以来，我们把某些提法固定了、教条化了以后，农村出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我曾经经常问大家，为什么八十年代没有三农问题？再进一步的推出一个问题，请问所有现在在中国存在的八千个集体经济的强村，真正的秘密是什么？他的秘密只有一个，自己把自己的资源资本化了。八十年代之所以不出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每年解决1700万以上的农民就业。到十年以后，城镇翻了十倍，乡镇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98年的时候，当时总结农村改革的时候，提出农村改革三大创造，家庭承包是其一，乡镇企业是第二，农村城镇化是第三。那个时候农村收入和城市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就是因为农村自主把土地、劳动力、资金这三要素在自己内部变成发展的源泉了。所以八十年代没有三农。这中间出了什么毛病？你把农民自己占有的资源用于工业化的道路挡住了。第一，所有的土地国家所有。97年的时候，国家土地管理局，我跟他们一起下乡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必须把农民的土地变为国有，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土地的同权不同利，他强调我的所有权大于你。所有权是不一样的。今天剩下的8000个强村，都是仍然维持着本村把自己本村的资源变成了资源。内部把收入分配了，就变成了强村。发达国家80%的工业用地全都不是被政府征占，只要政府征占，就不能发展。80年代有几个点，三要素留在农村，90年代流出农村。你要把三要素抽走了，就是娘被霸占，爹跑了，儿子本来就不孝。一方面在促进三要素流出，一方面说要加强它，这不是让人感觉很荒谬的说法吗？所以，80年代的经验是宝贵的。90年代农村出问题的原因就是三要素流出了。政府现在加大力度解决农村资金问题，现在开始往回送资金了，要求金融部门必须保证农村的金融需求。

　　邵颖波：我听他们说了一句话，林毅夫到世界银行当行长去了，这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标志。

　　温铁军：但是林毅夫确实是1999年，当时我当面听他讲，要解决内需问题，就需要靠加强对农村的投入。早在2002年末，胡锦涛总书记准备解决三农问题的时候，三农村建设的基本内涵已经有了。到2005年提出两个反哺。财政的新增收入主要用在县以下，投入到农村。第二个投入，国家支农资金要用在村以下，不是给部门、不是给公司，是给农民。修条路，挖个田，这些钱要投到村以下。第一条基本上做到了，温家宝这一段时间大张旗鼓的推进这个事情。第二条基本没有做到，因为部门利益太强，哪个部门都不同意，所以国家支农资金现在还是十几个部委分盘子，分了以后以自己部门名义下达。第一项相当一部分送到农村去了，现在每年增加几百个亿，总量是四五千亿。方方面面的投入下去了。这还是比较到位的。第二个要解决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解决农民的需求问题。这些相差很远，有一些起到相反的作用。部门得到这个资金，自己丢了一部分，吃喝玩乐一部分，为了说我这个资金下去了，要你这个地方配套，你不是要修路吗？配套35%，到了村里面，村里面负债，于是乡镇负债因为政府面的投入而相应增加。方方面面还有很多。所以，只有农民联合起来，真正有了集体谈判的能力了，事才能解决。

　　邵颖波：我听过他们讲一个案例。财政拿了一笔钱要求下面配套，配好几次，他的钱始终不出去。把底下搜得是一根一根肋骨拔掉了。

　　温铁军：最少的是给百分之十几。

　　新农村政策是中国稳定增长的国家战略

　　邵颖波：新农村正式实施已经几年了？

　　温铁军：2005年提出，2006年实施，现在已经有两年了。

　　邵颖波：您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温铁军：我的评价是，新农村政策总体上是一个国家战略。用新农村建设国家主导投入来扩大资产值，来增加乡镇或者是县级城关镇的基本需求。以此来维持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不使中国在国际经济发生危机的压力下，出现大的波动。它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国家战略。我把它叫做打造第二资产值，以国家为农村基本建设大规模的投入，带动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

　　邵颖波：我也希望最后变成您说的这样一个新农村建设。农村这么多年来，经常是有一些新口号，到农村去，一两年之内他们还没有认为这是新的。在谈三十年的时候，好多人还是为了看以后。三十年以后国家层面，宏观经济，今年、明年，以后若干年，工业怎么样，我们今天都要谈。未来您觉得中国农村重要的趋势是什么？

　　农村问题中国可以参照日韩模式

　　温铁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发展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可比的是另外一个发展中人口很多的国家印度。所以我们不能说，当讨论未来前景的时候，拿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来作为中国的参照。我们将来是不是可以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不要那么比，那么比不可能有前景。第一，我们要比，比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这个圈里面，没有成功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可参照、可借鉴的经验，摸石头过河，摸到这里一片黑暗。接着，我们另外一个可比的就是东亚的同属于小农经济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中国自己、中国台湾、越南这些国家和地区。唯一的可借鉴的就是日韩台的综合农村模式加上国家投入的新工业，这些是稳定农村进而稳定国家的战略。在六十年代，韩国和日本，包括中国台湾，开始推进他的不同名目建设的时候，中国也在推进农民改变。那些国家相对小，人口总量只及中国一个小省或者是大省的一半。所以他们能够在十年到二十年这么一个阶段里面，基本上完成农村的公共建设，使得农民三通到村，人家是三通到户。农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于是内需上来了，经济稳定了。

　　日本韩国都非常有意思，在东南亚地区，无论是印度尼西亚还是泰国，一场金融危机打得爬下来好几年恢复不过来。现在都很难说恢复。但是日本90年代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急，到现在十几年来，但是日本现在有经济下降吗？有就业下降吗？有收入下降吗？都没有。就是因为他早年搞的这一套使得日本区域经济综合发展。地方经济、城镇经济、中小企业是日本经济非常重要的一条腿，撑着日本不出现下滑。因此，尽管他可以零增长，但是日本不出现社会矛盾，大多数情况下日本是平稳的。就是因为他内需始终平稳，人民生活水平始终不下降。东亚可比的就是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一定是以极大的关注和投入去发展地方、发展农村。而不是少数几个点。某一个大城市已经超前现代化，可以跟美国、北美相比，几个外国元首来看，跟我们一样了。不是这样的。

　　邵颖波：今年的形势骤然变化，跟你说的是一个意思。

　　温铁军：农村问题我们可以参照的是日韩模式，按照日韩模式来重整农村的经济基础，我们有可能使农村相对稳定，国家的发展逐渐向好。

　　邵颖波：我认识一个人，像您一样努力的，应该算是您的学生吧，是瑞安的。

　　温铁军：不是我的学生，他是副市长。

　　邵颖波：他也一直在按照这个。日韩和台湾的，他们都在做。他跟我讲过，他跟您汇报过，而且他的创新在这个领域引起一点故事。我曾经跟他聊的时候，他认为他有一套完整的设计。另外，他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他认为瑞安这个地方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可能比较利于他们搞创新性的研究。其实农村的问题还是相当的难。

　　温铁军：根本问题不在于农民的问题，而在于现在部门和资本下乡以后形成的资本结构，要想让政府调控现有利益集团博弈的格局是很难的。曾经在瑞安搞三农一体，我也曾经支持了，但是也捏了一把汗，必须从上面搞大部制，所有的部门集合成一个大的门类，你才能打掉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做过一次节目。当时是直播，我说话比较谨慎。主持人问我你怎么看现在中央的新农村政策？我说的是任重道远。因为以往的很多问题太复杂，重要内容就是条块分割。现在当务之急不是农民有什么，当务之急是部门有什么。

　　邵颖波：一谈三农问题，不管怎么样笑脸进来，都是很严肃的出去。

　　温铁军：我从来没有悲观过。

　　邵颖波：我开始提出两个问题，您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差不多解答了。没有让您说的尼泊尔之行的感受，尼泊尔再重复之前六十年中国的感受，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什么？他们可以从中国借鉴什么？

　　温铁军：当我们研究解放前土改的时候，中国在很多地区因为人口膨胀，资源有限，并不存在大地主，中国有大地主的地方很少。大部分村里面只有一点中农、富农，或者是小土地出租。现在在尼泊尔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因为他是一个山谷，他的土地可耕地有限，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中部的丘陵地区，所以，搞土改本身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不平均分配，老百姓连基本温饱都做不到。我们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上，人均耕地资源有限，如果不平均分配的话，老百姓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做不到。如果不是东亚模式的平均分配，很难做到保证基本分配。这是一个感受，觉得历史再现了。第二个感受，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南亚的地缘政治范围。如果我们还是认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说法是成立的。我们看到南亚的发展困境，在于他照办殖民主义留下的上层建筑的时候，一定会反作用于一片小农经济的基础，使得农村很难再有所发展。尽管那些人会像英国人一样喝下午茶，但是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改制，是百无一用的。同理，他们提出的南亚模式，叫做设定一个上限，超过上限的部分由政府赎买。我跟地主聊的时候，我问他你担心不担心土改，他说我不担心，我家里现在五口人，政府设定的上限，我把土地重新登记到五口人的名下，不到上限。比如说他有十来个佃户，他们给他种地，他只是分到子女的名下而已。今天在尼泊尔，当金融议会政治的时候，反对的右翼政党提出土改必须合法，你们原来搞土地革命的时候，从地主手里拿下的土地必须还给地主。要求按南亚的殖民者留下的上层建筑中派生出来的设计上限的模式来进行土改，这是没有哪一个南亚国家能够成功的根本。你以为你科学、合法了，但是其实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次他们又要调整所谓的合法、科学的土改，这个时候我觉得值得我们注意观察，看看他这种科学的合法的土改是怎么样的。我们不能对人说三道四，我们只是研究人员，我们看看、观察观察到底是怎么样。

　　邵颖波：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研究三农问题能够研究到土改上。我们都跑欧洲和日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改革模仿对象，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到一个雪山小王国去。您的想法很有意思。

　　温铁军：我更关注发展中国家。

　　邵颖波：好几天没有聊农村问题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温铁军：好。谢谢。

(to be translatated) Historical rural land reform in China

Last modified on 2008-10-06 10:47:53 GMT. 3 comments. Top.

http://www.cnstock.com/jryw/2008-09/08/content_3649461.htm

中国目前已经迈入统一地权的历史性门槛。

　　9月中旬，记者从可靠渠道获悉，《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已经正式列入将于10月份举行的中央重要会议的立法规划，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将会出现转折性变革。据悉，在此次会议上确定的关于修改土地制度的核心就在改革征地制度上。

　　“从决策层面上来讲，大家已经对这次土地改革充满信心，而此次改革也将对中国的房地产、城镇化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统一地权”起步

　　“土地改革之路依然很漫长，但是它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上述知情人士说。

　　据他透露，在今年10月的这次重要会议上，立法热点将是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流转为重点的《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而此次修改将主要依据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28号文件，在这个《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强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

　　“可以看出，早在4年前，国务院就已经为土地相关法律的修改和制定做了铺垫，而此次土地法律的修改也将在28号文件之下进行，这是个底线。”上述人士对记者说。

　　据他透露，此次土地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在保持关于现行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建立起城市与农村不同的土地拥有统一使用权的体系，要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确保为法定不动产，其转让过程也要按照不动产进行转让，而由此也将形成全国统一的土地使用权法律体系，将体现平等性、有偿性、期限性。

　　在实行的具体方式上，此次改革可能将遵循“总体保障、分期实现”的原则，就是将通过法律的修改来实现农民住房和农村建设用地的商品化，将用分重点、分区域、分期的方式来进行三步走，而在此基础上，耕地政策仍然保持现有法律不变。

　　难在利益平衡

　　据记者了解，“统一地权论”最早的提出者是知名经济学者武建东，他21年前在国务院的房改办工作，按照他的说法，那时的主要工作是解决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盖房子缺钱的问题。

　　“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将城镇和村级住宅一体化流通，也没有考虑到土地市场的重要，现在看来，一体化土地改革是一个绕不开的节点。”武建东对记者说。

　　一个原因是，我国目前已经进入高速的现代化阶段，而此时所需要的建设用地量比以往翻倍增长。来自国土资源部的信息表明，我国现在能利用的建设性土地大约在500万平方公里，而其中农村、园地、林地等面积占到近70%，广阔的农村集体用地将是新增的国有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但如何转化一直是一个难题。

　　“在过去，有的地方政府以廉价的征地方式解决建设开发使用，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如何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来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此次改革中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央党校研究室专家曹新对记者表示。

　　在武建东看来，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的直接流转和买卖来解决。据他分析，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两个使用主体，一是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这种建设用地的使用已经远远超出我国目前的土地管理系统的监管，正成为我国农村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种转化过程被称之为土地流转；另一个是城市化建设对郊区土地的征用，而这也是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城市采取的一种模式，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这被称之为买卖。

　　据国土部门的统计显示，目前农民的住房面积在200多亿平方米(约合0.3亿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面积是4亿亩，按照武建东的说法就是将这两块内容直接转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200多亿平方米的住宅如果按照村镇的平均800元的成本造价计算，价值是20万亿元人民币，而4亿亩的农村建设用地的价值也在10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如果实现了这一计划，那么农民的财产将体现真正价值，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将重新构架。”武建东说。

　　曹新在日前对全国百强县昆山的调研中发现，在这个外资和民营经济都异常发达的地方，有不少农民以村级为单位与企业签订了土地使用协议，一些农民选择了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企业，分享企业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在年终的时候可以享受企业的分红；另一些农民则选择了一次性补偿。

　　在曹新看来，推行地权统一的最大阻力还来自于地方政府。他分析，在过去，一些县级市没有独自收税的权力，在上缴国家利税后才能留取一部分资金做财政用，但这些钱远不够维持开销，因此对农民进行征地，再卖给企业一直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地权统一了，农民的土地直接进入市场了，那也就等于绕过了地方政府，这必将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

　　重庆试点之鉴

　　在此前，重庆的农地流转试点已经展开一年多。早在去年年初，试点就在重庆九龙区展开，而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据记者了解，目前重庆在探索土地流转方面有三种方式，分别是在不改变其农业用地的性质下，对经营方式进行调整；集中配置宅基地等非农业用地资源，来释放更多的非农用地；如果可由农业用地改为城市用地，为征地动迁的农民将获得现金＋股份补偿。

　　重庆九龙坡区农业系统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在该区进行农地流转试点中，采取的主要是“住房换宅基地、社保换承包地”模式，而经过这一模式，就可将农地转换成城市建设用地，而当地政府则向农民提供新建设的集中居住区以及一次性的资金补贴。而农民退出的承包地将由各村的土地流转服务站统一管理和经营，在此方面所产生的收益80%归退出农民所有，20%将用于退出者的社保投入。

　　此外，九龙坡区政府还在去年出台了《九龙坡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试行办法》，建立了土地流转风险保障、土地承包仲裁等相关制度，各镇设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各村设立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站，承担土地流转供求登记，代表村民协商价格、签订合同等职能。

　　记者从重庆九龙坡区农林水利局了解到，目前在九龙坡区成立镇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10个，镇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10个，村设立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站92个。通过这些机构的运作，目前该区流转土地面积4.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0.3%，而目前这一串儿数字还在不断变大。

　　“这些机构将会为农民出让土地的一系列过程服务，包括从转让意向到最后的法律纠纷都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解决。”水利局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但农地流转试点也非一帆风顺。

　　一位参与此次课题调研的专家告诉记者，在重庆等地进行的土地流转过程中，关于土地租金和房屋赔偿金的定价上，农民并没有话语权，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过程，“很多流转依然不属于市场行为，和官方征用土地区别并不是很大。”

　　据该专家说，在重庆九龙坡进行的农地流转中，农民的土地租金是按照农民的种粮收入的标准来计算的，一般每亩在1000元到1500元之间，而房屋的拆迁补偿标准大都在200元每平方米左右，“这个定价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土地的价值每年都在增高，而农民却不能参与土地升值的收益分配。”

　　一个现实是，有些农民在参与流转加入社保之后，每个月大概只能拿到300多元，生活水平还比原先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这说明，重庆模式并不能完全作为地权统一过程中的标本，它还有很多有待于完善的地方。”上述参与调研的专家说。(中国经营报)

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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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李昌平

2008-10-06 　新浪网 新民网　

原文：http://news.sina.com.cn/pl/2008-10-06/154116403277.shtml

　　锦涛同志今天去了安徽小岗村，肯定了小岗村当年“求温饱”——“分田单干”的历史贡献，对小岗村前年以来“奔小康”——“重走合作路”一字未提。全国人民都知道小岗村“重走合作路”了，锦涛同志不知道？安徽的同志和锦涛同志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

　　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再次讨论农村改革，从锦涛同志的在小岗村的讲话中可知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了——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党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

　　菲律宾衰落与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南北韩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国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菲律宾与日韩台：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结局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

　　但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应该说上述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多大的一个弯路啊！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及我国台湾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日韩和我国台湾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地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过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不是被迫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减少，但没有出现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但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局稳定。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我国台湾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化”。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我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和我国台湾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如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

中国农业和农村究竟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国主流话语是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员创造的，和30-40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这样的话语50-60年代在我国台湾也出现过，但台湾及时发现了问题，及时阻止和纠正了错误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

　　笔者认为中国错误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第一个后果是：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可能，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中国高速发展30年了，农民人数并没有减少，小农也没有现代化，农村也没有现代化。这样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个后果：中国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左右，只有这5%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全面小康是不可能的。

　　后果之三：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国的日韩等“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和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而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纠正一系列错误的农业政策：

　　立即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带小农”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服务小农的错误政策，归还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并优先扶持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日韩等农业资本集团在中国建“农业园区”、利用中国廉价土地和劳力生产同质农产品抢占中国传统市场的做法，大力扶持中国农民组织和企业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日韩和欧洲市场份额；

　　立即纠正鼓励跨国集团并购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外国农产品抢占中国市场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主力军。扶持中国企业并购外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外国市场，并确保不丧失参与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

　　立即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保障农民土地所有者地位——让农民拥有分享土地“农转非”资本化收益的权利。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
通讯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篮筹名座E-2-802室（100020）

土地股份制——沉没前的最后一块木板 (to be trans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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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股份制——沉没前的最后一块木板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710/26102.html
张宏良

土地资源是一个民族最后的资源，如同溺水者沉没前最后一块木板。然而，目前悄然兴起的所谓“成渝模式”的土地股份制改革，正在葬送中华民族最后的资源，撤去溺水者生还的最后一块木板。所谓土地股份制，既不是把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的私有化，也不是归集体所有的公有化，而是把土地向大股东强行集中的一种形式。其特点就是把农民各自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以入股方式交给大股东支配，如同城市股份公司中散户投资者的命运一样，农民除了得到一串表示股权的阿拉伯数字之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作为补偿，政府取消他们的农民身份，和他们那些九十年代买断工龄下岗的工人老大哥一样，成为下岗农民，之所以说是下岗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是因为中国户籍管理的属地原则决定了丧失土地的农民仍然只能留在原地，无论进入任何一个城市都只能是外来民工的身份，无权享有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也就是说，土地股份制改革后的农民，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一部分人口：既不是享有社会福利的城市居民，也不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同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民，中国历史上的流民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自由迁徙和落户，而中国的身份证制度如同封建时代罪犯脸上的金印，无论农民走到哪里都标记着永远是农村人，成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人口。

与九十年代城市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一样，土地股份制改革实际上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土地强行兼并的方式形成大土地私有制。本来，现代股份制是人类历史上经济领域里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它通过资本的高度社会化使社会公众成为投资主体，形成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当初关于社会占有制的设想，并且还创造了一种共赢的经济模式，奠定了人类将来进入大同世界的经济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由私有化——国家化——社会化的资本发展过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目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伟大变革，人类21世纪的文明和福祉的发展，都将会从这里开始并且正在形成社会历史发展潮流。可是反观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却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不是消除资本的私人性质，变私人占有制为社会占有制，而是完全相反，把已经国有化集体化的财产重新集中到私人手中，土地股份制改革就是典型，先通过所谓家庭承包把规模经营的集体经济变成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然后再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变成大规模的私人经济。可见中国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产权改革与世界发展潮流完全相反，世界所有制演变的逻辑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中国所有制演变的逻辑是私有化——公有化——私有化。第一阶段中国与世界发展是同步的，是在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第二步中国与世界发展是背离的，悖逆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由于悖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很难找到理论上的合法性，所以就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最初提出中国特色，主要是和传统社会主义相区别；后来强调中国特色，主要是和世界发展潮流相区别；无论是早期呼吁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后来呼吁顺应世界潮流，统统被称为极左思潮而加以坚决否定。可以说，把现代社会创造的诸如社会主义等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把人类历史上诸如公平正义等优秀的文化成果，统统打上极左的烙印加以彻底否定，把悖逆世界发展潮流的少数人对社会公众的掠夺称为改革，是目前中国生态濒临崩溃、社会矛盾丛生、道德伦理丧失的主要根源。

可见，目前中国已经到了应该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的时候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胡锦涛总书记这段话概括了改革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方向，改革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定着21世纪中国的命运，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盛衰，所以必须要保证改革的正确历史方向，绝不能重演十九世纪洋务运动改革的悲剧！反思改革，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回归真正的改革，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改革的历史，人类一天不能停止发展，就一天不能停止改革，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除非是极端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分子，无论持有任何观点和立场的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否定改革，改革和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两个辉煌乐章。但是，绝不能把一切打破现状的变化都称之为改革，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凡是顺应世界大潮的变革就是改革就是革命，就有出路有前途，就要坚持要拥护；相反，凡是悖逆世界大潮的变化就是复辟就是反动，就没有出路没有前途，就要反对要批判。本来，在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走向资本社会化、劳动合作化的上个世纪末，中国由集体经济强行退回到分散的小农经济，已经是一个历史倒退，在农民开始自发地再次走上合作化道路的今天，再次强行堵塞中国农民的合作化道路，强行通过土地兼并把小农经济变成大私有制经济，则完全是历史的大倒退，是曾经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对当初农民土改的历史清算，是要否定当年土改运动的第二次土改，当初第一次土改是农民对地主的剥夺，目前的第二次土改则是对农民的剥夺。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守住的最后底线，是中华民族必须守住的最后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突破，中央六中全会举起的公平正义的大旗就会被砍倒，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就会落空，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就会被彻底堵塞，中国就会被推上动乱之路和亡国之路。

第一，土地股份制将会彻底扼杀目前中国农民正在发展的股份合作制，彻底葬送中国农民在产权领域的伟大创造，是背叛劳动背叛文明背叛进步背叛公平正义的历史反动。股份合作制是中国农民继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历史创举，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员工持股制度遥想呼应，开辟了劳动和资本可以平等入股的崭新时代。中国农民的股份合作制和西方国家的员工持股制度的共同本质特点，就是在资方按照出资额多少获取股权的同时，允许劳动者按照劳动贡献大小获取相应股权，把劳动者分散的股权集中起来，由公司内部的员工持股会统一管理，一旦员工持股会的股份达到控股水平，公司便成为工人真正当家作主的企业。可以说，承认劳动入股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劳动者获得的最伟大胜利，资本和劳动在企业内部的融合，将有可能彻底结束数百年来资本和劳动的尖锐对立，推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和劳动直接融合的时代。就这一点并且仅仅就这一点来将，现代股份制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的伟大革命。可是，在劳动入股权获得世界范围内伟大胜利的今天，在劳动者应该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却拒不承认劳动入股的权利；在全世界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百分之百承认劳动入股权的同时，中国所有股份公司却是百分之百只承认资本入股的权利。为什么？回答永远都是一句话，这些都是极左思潮的蛊惑人心。在中国改革精英那里，所谓极左思潮已经成为他们拒绝包括劳动入股权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唯一借口。

特别让人苦笑难耐的是，中国股份制在拒绝劳动入股权的同时，却搞起了一个权力入股制度，即所谓的管理入股和管理层收购，结果形成了中外股份公司相反的发展路线，外国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正在把劳动者作为股东引入股份公司，中国社会主义股份公司却在把当权者作为股东引入股份公司。在组成现代社会的官员、资本家和劳动者三方面力量的组合上，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是把官员排除在股份公司持股者之外，唯独中国是把劳动者排除在股份公司持股者之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劳动者主权，西方发达国家是投资者主权，目前中国则是官僚资本主权。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劳动者在内的社会公众正在成为投资主体，所以它越来越接近于毛泽东时代的劳动者主权，相比之下，中国社会正在人类文明疾速发展过程中逐渐陷入停顿和倒退。最让人担心的就在这里，建立在人类文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会把一个国家变成为强大国家；相反，建立在人类文明停顿和倒退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会把一个国家变成肥大国家；肥大国家不仅没有任何战斗力，甚至越是肥大就越是危险。晚清洋务运动和民国初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曾经先后两次把中国变成了肥大国家，肥大到几乎亡国灭种的地步。为什么同样是经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变成了强大虎狼，中国变成了肥大猪羊？差别在哪里？就差在政治文明上。建立在员工持股制度上的股份制，再次把西方发达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建立在官员持股制度上的股份制，正在把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有人可能会说，土地入股后农民就成为了持股者，和实行股份合作制没有什么区别，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股份合作制中的农民具有劳动者和持股者双重身份，管理上实行一人一票制，拥有双重投票权的农民不会被赶离公司和土地；土地股份制中的农民则丧失了劳动者的合法身份，成为单纯的小额持股者，在一股一票的管理方式下，农民那少得可怜的丁点儿零碎股份，根本不可能拥有任何权力，况且农民并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用来入股的只能是土地使用权，使用权限的时间长短带有很大随意性，完全由当地村镇干部决定，这更加决定了他们不仅不会拥有任何权利，甚至股权转让所得都会微乎其微，这就注定了他们将在更加悲惨的基础上重复九十年代城市下岗工人的悲剧，城市下岗工人至少还有一个房子作为栖身之所，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却不能把房子带离农村,带到他们有可能谋生的地方。

第二，土地股份制的实质是土地私有化市场化，结果将加剧经济殖民化。中国农村土地的占有性质十分复杂，是集体所有、农民经营、官员支配，这种复杂的所有制结构在客观上阻挡了土地的市场化进程，使农村土地成为还没有被市场经济完全淹没的经济孤岛，外资很难进入，所以外资只能通过美国政府压迫中国开放农业，这就是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美国集中攻击中国农业、金融和电讯产业的背景。目前外资进攻中国的路线十分清晰：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集中攻击农业、金融和电讯三大产业；以跨国公司为主力的国际垄断资本，集中攻击中国的装备工业、能源工业、食品工业和商业运输业等。这些产业刀刀都指向中国经济的致命死穴。就农业来讲，所谓开放无非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土地股份化恰恰满足了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要求。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美国全球化战略出神入化的高超水平，一如当年毛泽东同时指挥彼此厮杀的国共两支军队一样，美国今天也在同时指挥着敌我双方的方针政策，美国战略上需要什么，中国经济学界就向决策者端上什么，并且决策者往往是欢天喜地地主动吞下未来的苦果。

目前的土地股份制就是又一个悲剧典型。土地市场化，意味着目前中国的18亿亩耕地突然具有了市场价格，立刻成为浮出市面的惊人巨额财富，即便按照目前国家征用耕地每亩6万元价格计算，中国也会突然冒出超过一百万亿的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5倍！如此辉煌的巨大经济成就，除毛泽东那种谋略深远的政治领袖之外，是任何当政者都很难经受住的巨大诱惑，对于目前中国来讲，GDP的毒瘾超过了任何毒品。从198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改革精英的蛊惑下引进GDP概念那时候起，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找到了麻醉和瘫痪中国这头国际奶牛的有效方法——GDP，1840年以来中国先后两次被西方列强实施麻醉：第一次是英国用鸦片麻醉了中国，把中国放在了西方列强任意宰杀的案板上；目前这第二次是美国用GDP在麻醉中国。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当初英国人自己不吸食鸦片却大规模向中国输出鸦片，今天美国人自己不相信GDP，却成功地把中国人变成了GDP的忠实信徒，直到今天仍然在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麻醉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宰杀，土地市场化将要造成的上百万亿财富，将是比20万亿国有企业资产、60万亿金融资产更加巨大的一块肥肉，必然会引来国际垄断资本的疯狂吞噬，再加上外资贿赂赃款可以通过境外账号支付，对受贿官员十分安全，外资完全可以利用腐败手段控制我们主持土地股份制的官员，财富浩劫将在所难免。到今天我们才明白，西方发达国家强迫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为外资进入中国抢劫资产设置“投资保险”，如果抢劫成功，将是一石四鸟，剥掉中国四张皮：通过购并企业（银行）国有资产剥掉第一张皮，通过进入城市房地产剥掉第二张皮，通过进入证券市场剥掉第三张皮，通过进入农村耕地市场剥掉第四张皮；相反，如果抢劫失败，没有瓜分到中国巨额资产，就用升值后的人民币换回更多美元打道回国，至少不会赔钱。到目前为止，外资对中国的财富抢劫十分成功，前三张皮剥的十分顺利，剥掉农村耕地这最后一张皮的下刀处已经确定：土地市场化。18亿亩耕地开始成为外资瓜分对象，劫掠中华民族最后资源的第三次大瓜分开始了。饱经忧患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再次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古老的民族还能挺过这一关吗？我的眼里已充满了泪水——

第三，土地股份制将会形成历史上最大的流民潮，把农民彻底推向绝路，随时爆发社会大动乱。站在民工的立场上看，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公平的时期，整个城市的所有大楼都是民工建造的，民工却不拥有其中一间房屋，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贫富差距。为什么民工仍然能够忍受？就在于民工的家乡还有一块土地，民工还有一条可以选择的生活退路。家乡的土地成为城市民工的生活退路，城市民工又成为家乡老幼脱贫的希望；前有希望，后有退路，所以再苦再穷再不公平，民工仍然能够忍受。并且城市打工赚钱和家乡种地之间形成了一个经济互补的生态圈，这是民工能够接受历史罕见超低工资的根本原因，是极度脆弱的农村农业没有陷入崩溃的根本原因。

土地股份制将会在两个方面对农民形成毁灭性打击，把农民彻底逼向绝路，一方面，丧失土地断绝活路的亿万农民只能举家前往城市谋生，而天文数字的高额房价又形成了农民无法跨越的城市壁垒，如狼似虎的城市执法大队也铲除了形成贫民窟的条件，农民将完全陷入绝路；另一方面，在城市打工赚钱的民工被切断了回乡娶妻生子的生活退路，只能被迫滞留城市，面对耸入云霄的高价房屋和高价美女，对于一年工资买不了一平米房屋的民工来讲，同样是陷入生活绝境。土地私有化把农民抛向城市，城市高房价又把农民挡在城外，那些希望破灭后路断绝的数亿农民将完全变成绝望盲目的流民，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民大潮，流民大潮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主要力量，所谓农民造反其实大都是流民造反，失去土地的流民既没有生活希望也没有生活退路，甚至连做牛做马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除了为盗为匪就只有造反革命，除此之外剩下的就只有自杀一条路。从历史上来看，流民造反往往具有双重作用：如果能迅速形成统一力量，则具有改朝换代的积极作用；如果不能形成统一力量，结果就是分裂、动乱和内战，虽然最终仍然会形成统一，但是代价极其惨重，往往是白骨盈野、千里血河，能完整活下来的百姓家庭极其罕见，正是从这极其惨烈的历史遭遇中，老百姓才总结出“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切身体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宁可接受集权专制，也不愿意分权内乱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内乱都是在生态环境十分完善的基础上发生的，即使如此，尚且是十室九空，而今在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内乱，后果之惨烈将有可能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内乱。

第四，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将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形成能源粮食双双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通过榨干中国来维持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央政府宣布，一定要守住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可以说，在人类生存方式还没有改变的条件下，18亿亩耕地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只有坚持农村耕地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耕地占有的公有化和计划化，是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后一块孤岛，是最后一块完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配的财产，是中华民族将来应付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的最后一块阵地。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的敌人也懂得这一点，所以便操纵混入中国政府里和学术界的汉奸买办力量，掀起了耕地私有化市场化的浪潮。一旦耕地私有化市场化全面铺开，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会全面崩溃，道理很简单，一亩地用来种麦子和用来开发房地产，其利润相差何止千倍万倍！在利润的推动下，大量耕地将会如同雪崩般地放弃耕作、改变用途。耕地的市场化，将会在两个方面把中国置于死地：一方面，耕地锐减会使粮食越来越依赖进口，粮食从来就是战略物资，前苏联对美关系陷入被动的历史转折点就是从粮食进口开始的，世界出口粮食的主要国家就是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西方发达国家就会既抬高粮价大赚其钱，又卡住我们的脖子迫使我们听话，无论提出什么条件我们都只能答应，把中国完全变成未来地球村里的世界性奴隶。另一方面，耕地市场化增加了农产品的土地成本，就会提高城市食品价格；要维护城市居民利益控制粮食价格，又会造成土地价格暴跌，外资趁机低价收购中国耕地，控制中国农业；当中国的农业和城市食品工业都被外资控制以后，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就还剩下一句空话，甚至连独立国防都很难保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食堂采购都高喊“哈喽”依赖外资的时候，中华民族将依靠什么实现统一和发展？

谈到这里，虽然惊惧的冷汗浃背，却不由得越来越钦佩美国，美国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上兵伐谋”，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攻而拔人之城，不久而毁人之国”，这些在中国早已绝迹的东方智慧之花，居然在太平洋彼岸结出了战略之果。同时也越来越佩服中国的右派，中国右派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右派，总是占尽先机、胜券在握：当左派右派争论改革应该姓资姓社时，右派引领外资悄悄把国有企业瓜分了；当左派为国有企业被瓜分而奔走呼号时，右派又引领外资悄悄把国有银行瓜分了；当左派为国有银行被瓜分而悲愤呐喊时，右派又开始引领外资悄悄扑向了农村18亿亩耕地——

中国的右派不仅最聪明，并且独具中国特色绝无仅有，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右派都是爱国势力，甚至是极端的爱国势力，唯独中国的右派是卖国势力，并且是彻底的卖国势力。

(to be translatated) It will be a terrible misktake for China to invest in Morgan Stanley

Last modified on 2008-09-24 15:32:50 GMT. 0 comments. Top.

Thanks snow for sending this article to us. admin.

中国入资大摩，将酿重大政策失误甚至政治丑闻
作者: 全程(卫.峡.赏.槐) [161826:5442], 01:32:59 09/23/2008: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ww.washeng.net/
http://washeng.net/HuaShan/BBS/shishi/gbcurrent/161826.shtml#2

根据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权基金中国投资公司（简称“中投”）总经理高西庆目前正在美国与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简称“摩根”）首席执行官麦晋桁和摩根中国区主席孙炜女士在美国私下接触，商讨中投投入巨资拯救处于华尔街风暴漩涡之中的摩根。摩根目前正面临着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或美林投资银行被收购的危险境地。

在过去的两年多中，中投公司作为掌管中国国家外汇资金的机构，由于判断失误或外界所称利益输送，在首次出手投资30亿美元于黑石集团（又称百仕通集团）时就失利，所投资金目前已经缩水一半，在中国国内外舆论哗然。中投投资于黑石，当时就是由摩根士丹利和迎娶了中国跳水冠军伏明霞并因诚信问题而黯然下台的香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等牵线搭桥。此后，中投公司又入资摩根士丹利50亿美元，获取后者9.9%的被动股份，市场人士分析，当时摩根就在看跌，吃惊为何中投逆市而行，不料目前那笔投资又损失近半。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中投公司如果再入资摩根士丹利，不会是小数，至少是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否则是杯水车薪。中投公司于摩根私下谈判追加投资的消息，在华尔街和国际金融市场引起轩然大波，不知是否得到中国政府授权。人们不理解，美国政府决定不救助任何投资银行，任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贱卖，美国国内投资者避之犹不及，中东和东南亚的主权基金都远远观望，不知为何单单中投公司和中国方面会逆市而上，超出投资逻辑和一般常识。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人们认为，有几条理由决定中国和中国的公司在此时此刻不宜入资救助摩根士丹利乃至美国金融机构：

一、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贱卖，证明了不顾自有资金实力善于冒险获利的独立投资银行模式已经失败。仅存的摩根和高盛，除了其自身可能存在的巨大隐患外，必然会步其后尘，价值下降。

二、无论是中投单独相对控股还是中投拿钱由第三方控股，入资摩根士丹利，将会使中投和中国成为摩根士未来的廉价钱柜。因为无论是出于面子还是避免无休止的贬值，中国方面都不得不持续救助。在八十年代，日本人就上过美国人的当。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三、美国政商界一定会借助美国的外资法，一如当初反对中海油在美投资无功而返一样，反对中国拥有在摩根与其投资额相符的控制权，结果就会是，中国买单，美国人经营和得利。

四、中投或者中国其它公司，如果高调逆市投入巨资，挽救走下坡路的摩根士丹利，并且借水与她人救火，会在国际上产生出中国投资能力低下的商业尺度，长期消极影响中国对外投资个案的估价标准。

五、中国如果隔岸救火，不仅强化中国老百姓目前脑子里关于美国人用中国人钱养活的思想，并且永远把中国政府绑扎在必须全力救国内市的战车上，酿成重大和长期的政治隐患。正如最近似乎是在提醒中国政府不要在美国救市的纽约时报重头文章所指出，“中国一万八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一万亿投入了美国的各类证券中。按照一艘航空母舰价值50亿美元而计算，一万亿美元可以购买200艘航空母舰。中国政府把国家储蓄的一大部分投资于每年仅有美元3%收益率的资产中，在计入通胀和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后，不仅不是收益，而是10%左右的年亏损。”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六、中国如果入资，将会使得中国失去在国际事务中运用任何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灵活主动权，并使得中国政府被国际金融和经济界戴上政府干预主义的标签。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近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华尔街一向都不加思索就开始夸大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斯蒂格利茨在文章最后不无感叹地写道，“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一些人，都把他们的才智用在了如何逃避条规和标准的管束上，而这些条规本是为了确保经济效率和银行系统的安全而设计的。不幸的是，这些人做得太成功了，而我们所有人，包括屋主、普通工人、投资人和纳税人，却在为他们付出代价”。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实际上，如果中投公司或中国入资摩根士丹利，最大的直接得益者将是摩根士丹利的管理层，包括麦晋恒和孙炜等。实际上在上次中投公司投入50亿美元在摩根士丹利之前，华尔街日报已经报道说，摩根士丹利董事会已经准备作出更换首席执行官，让麦晋桁下课的决定。如果中投公司入资，麦晋桁和孙炜等将是华尔街的英雄，其得利将难以估计。此外，摩根士丹利的美国股东也会得益，而这些股东中大部分都是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正在梦寐以求能够解套。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估计主张中投公司入资的观点，会说中投公司先前投资于摩根士丹利的50亿美元已经缩水近半，如果不再补仓，就会血本无归。这可能就是摩根士丹利高层甚或是美国政府某些想借中国之水救美国起火者所压逼中投和胁迫中国的借口之一。那么，连美国政府和美国私营机构，甚至投资者都不救雷曼兄弟和美林，宁愿断臂求存，因为他们知道对于失败了的独立性投资银行经营模式，再去追加投资，无异于被绑上债务战车。此外，主张入资的观点可能还会说目前资产便宜，正是投资良机。那么，为什么美国人自己不扫便宜货？为什么美国人自己在鼓励人民持有现金？为什么美国政府在教育人民此次危机将会是持久性的？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在中投对美国目前的两次重大投资中，都有摩根士丹利的影子。中国国内和国际金融界广泛知悉的消息是，摩根士丹利高层与中投和中国金融界决策人士之间关系非凡，还有说法指出他（她）们之间利益输送，难以揣测，更有传言这种关系是中美金融买办和经济间谍的核心秘密。众所周知，在投资界和投资银行界，所有的资金流动都是有成本和费用的，换言之，每笔投资都是有手续费和好处费的，总是有人在领取，一般至少在1-3%之间。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嫁给美国人的摩根士丹利中国区主席孙炜女士当年与高西庆在美国留学时就是私友，后来在香港短暂工作于香港监管部门与包括梁锦松和梁定邦在内的香港人士建立了友谊。孙炜女士后来投奔在摩根士丹利总裁麦晋桁麾下，以至于麦氏转战到哪里就将年薪数百万美元的孙炜女士带领到哪里，成为国际投行界的佳话。摩根士丹利能够在中国业务中攻城掠地，与这些深层关系密不可分。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麦晋桁也不简单，当年主持建立摩根士丹利与中国建行合资的中金公司，该公司目前由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任首席执行官，由朱镕基的秘书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李剑阁当董事长，每年均有数百万美元的收入。这些中国金融界的大腕还都事业家庭有成，名利双收。高西庆两次结婚生有三个孩子，其中有在美国生活的。孙炜也是三个混血孩子的母亲。李剑阁的孩子由梁定邦早年托美国人资助毕业于美国著名寄宿学校和名牌大学，发展于国际金融界。国内外有舆论说，想比于国内贪官动辄因为几百万元人民币坐牢枪毙，这些游弋于国际巨大投资业务中的金融巨子，举手顿足之间，就囊入数亿美元，且不为人所知。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更有观点指出，中国金融界早已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呼风唤雨，内外勾结，一荣俱荣，左右着中国的政局，成为不只是胡锦涛的班子，乃至是下届中国领导层的巨大隐患。

2008年9月19日

(To be translated) Posts from the Minkaohan forum

Last modified on 2008-09-17 14:34:43 GMT. 1 comment. Top.

Note: the following 5 posts were sent to us by ksjqjy, the host of 民考汉 forum (http://mkh.5d6d.com)

我看了你们翻译发表在你们网站的《不要放纵自己的民族情绪》，跟贴很热闹，请问你们可以翻译一些我的贴子发上去吗？比如？《对维吾尔新文化的展望兼悼维吾尔在线网站》等等？我想知道海外人士对这些贴子的反应。谢谢。

第一贴:
民考汉是最热爱自己的民族的一群人

新疆民考汉论坛 http://mkh.5d6d.com

毫无疑问,民考汉中的大多数是最热爱自己的民族的一群人,
由于自身的经历,民考汉最早,也最经常拿自己的民族和各族比较,尤其是和汉族比较,然后就陷入深深的反思:为什么,我并不比任何人差,不比任何民族的人笨,但是却仍然无法得到尊重?无法体现自己的价值呢?有着良好的能力,受过良好的教育,却依然得不到认可,经过长期的思考,他们得出结论:不是我不行,是因为我的民族还很落后,还很弱小,个人的强大依然无法改变民族的衰弱.

因此,转而开始鞭挞自己民族的劣根,希望通过鞭挞民族劣根性来改变现实,希望能引起一些有血性的维吾尔人的觉醒,希望能刺痛一些已经麻木不仁,保守僵化的人发生转变,由此开始维吾尔民族的自强,民考汉开始成为一群改革者,有时通常发表一些激烈的言论,因此,很不讨人喜欢,但是,从古至今,有哪一个改革者是受到保守的,多数的人群喜欢的呢?无论怎么说,他们的批评都是爱之太深,恨之太切那个类型,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许有些话是说过了头,可是,出发点是一样的.

因此,他们受到维吾尔族主流的排斥,同时也受到汉族主流的排斥:这些家伙能力挺强,可为什么喜欢天天讨论民族问题?整天想改变这个改变那个,他们想干什么?一个群体,被自己的主流群体既妒嫉(妒嫉他们的能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嘴里骂着民考汉,然后第二天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汉语学校去做民考汉)又排斥.(如何被排斥我想就不必说出来了,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

民考汉第一次以艺术形象出现在舞台,是阿不都拉.阿不都热依木演的小品中去相亲的主角:满嘴喷着蒜味,每句话都夹着几个汉语词汇,什么也不懂,问东答西,神经兮兮,整个一个二百五,这样一个大傻形象,居然得到观众强烈认同,可见民考汉在大家心中是什么形象.看完这个小品,我很难平静,这就是民考民眼中的民考汉吗?是小品作者眼中的民考汉吗?我们真是如此丑陋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民考汉中人才济济,思想深邃,收入中等据上,可是为什么会被描写成这个形象呢?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维护本族文化的纯净吗?如果我们民族的艺术家,知识精英的思想只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我真的感到无话可说.甚至懒得为自己辩护,我很悲哀.

因此,民考汉的心理开始失衡,心理开始出现问题,有一些人开始封闭自己,不和外界交流,有一些人则变得更为激进,更为偏激,找不到归属,找不到方向,该向左回到传统吗?或者向右走向汉化西化?

只要文化是开放的,想走向世界,就必然要受到其它文化,其它民族的影响,几百年前的俄罗斯从上到下喜欢法国的一切,就如同前些年中国喜欢美国的一切一样,可是现在的俄罗斯已经不是如此了,中国也看到纽约不光有帝国大厦,也有很多的贫民窟,已经走出了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崇拜和模仿,这是一个模式,维吾尔族也不例外,在找到自信之前,总要有迷惘和阵痛的,不同的是我们的阵痛是由两部分互相有隔阂的人组成的,本民族的主流精英,用维吾尔语思考的知识精英和用汉语思考的知识精英.

我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隔阂,误解,交流,发展,这两个族群最后是会融合的,会统一看法的,毕竟,血浓于水.

就目前来说,需要我们引起重视的是:民考汉从过去的凤毛麟角,到现在因为双语教育的影响,正在变成一个庞大的族群,这个群体在想什么,怎么想问题,对于维吾尔民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是要张开胸膛拥抱他们,给他们一段时间让他们将身上的多种文化融汇贯通呢?还是只要和传统价值观不同就把他们都推出门外呢?

对于民考汉来说,非议最大的,要属宗教意识淡薄这一点了.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确在宗教意识上是一片空白的,这一点在北疆尤其突出,南疆一般宗教意识还是很强的.这一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主要是和成长经历,生活环境有关系.民考汉是一个年轻的群体,大量的民考汉出现只是在八十年代才开始,算起来一般民考汉都在三十多岁,不超过四十五岁,,三十岁以前,多数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没有定形,到了一定岁数,思想上成熟后,大多数人的思想会回归于传统,所以,现在说民考汉的缺乏宗教意识至少还不准确.

再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的宗教界向来有一种,非此即彼的思想,只要不来做礼拜,就不是我们族群,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权威,这一点是不可取的,<<古兰经>>上说,不要判断别人,因为你也要被判断,<<圣经>>中,人们抓住一个行淫的妇人,送到耶稣面前,要求按照<<旧约>>用石头处死妇人,耶稣说:你们中哪一个是没有罪的,就可以用石头砸她,结果,除了耶稣,其他人都走开了.不要轻易给别人定罪,除非你是无罪的.这一点要向回族学习,明朝思想家李贽,史料上对于他的族属不详,可是回族史家通过对其资料中对李贽葬礼的描写中没有使用棺木,而是用白布缠裹,认定李贽是回族思想家,文学家,遇到和自己看法不一样的,不要急着宣布我是正统他是异端,多想想多看看没坏处.

当然,民考汉传统文化根基差,对宗教了解不多,自我封闭,搞小圈子,自身有很多缺点,这些当然是要改变的,但是对主流的维吾尔族兄弟姐妹提一点希望:作为一个维吾尔族(或者新疆其它民族),从小在没有人帮助,没有人指点的情况下(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人会汉语,可是在过去基本上家里是帮不上什么忙的),在汉语学校通过自强不息的精神学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民考汉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的身心,情感,文化,宗教方面的压力,是远远超过他们那个年龄所能承受的压力的,也超过在自己的母语学校学习的同龄人的.这种压力一直要到他们工作,娶妻生子,思想和年龄都很成熟以后才能得到缓解和释放.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对民考汉多一点宽容,多一点耐心,多一点爱护,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因为,考民汉并不遥远,就在你们身边,也许,明天,你的兄弟姐妹也会成为民考汉.

对于民考汉朋友们来说,应该多学习本民族文化,尤其是维吾尔民族传统中豁达,开朗,风趣,机智的性格,多沟通,多接触,敞开胸怀交朋友,注意说话的方式,注意对本民族的批评不要过于苛刻,要面对现实.

第二贴:

维吾尔新文化展望兼悼维吾尔在线网站
新疆民考汉论坛ksmj http://mkh.5d6d.com

维吾尔在线终于被关闭了,这在我的意料当中.即使没有奥运会,随着维吾尔在线论坛内的争论升级,影响扩大,维吾尔在线也会被关闭.我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即便我们从不交往,但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同一个类型的网站,命运是一样的.所以,有很多话要说,但是很乱,不知道说什么好,信手写一些,吧,也许这是我在论坛的最后一个原创贴子了.

维吾尔族的传统文化其实是非常包容,宽容,理性,豁达的,这一点我想所有在新疆生活过的人都是有体会的,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前.维吾尔文化的这种特质还是很明显的.这是新疆几千年历史中保存下来的最优秀的品质.

过去,尽管表层的外象是伊斯兰化的,但是在实际处理事务过程中,维吾尔文化是非常变通,灵活,务实,温和的,即便是乱象纷飞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也都是非常宽厚,豁达,纯朴的,友好的,热情的,诚实的.新疆的伊斯兰教是最温和的,民众也是最热情友好的.新疆人民顽强的保留着祖先传下来的民族传统.

是什么让维吾尔文化改变了呢?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别以为文化大革命只是破坏了内地的传统文化,维吾尔人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下,人们开始慢慢改变,信任远不如从前,关爱也远不如从前.潘多拉的匣子那时候被打开了,只是不很严重.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维吾尔文化的第二次蜕变开始了,随着信息的发达,国际上一些极端的思想开始进入新疆,并且影响日益强大,当然,这是外因,内因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维吾尔人的经济,文化日益被边缘化,毛时代与汉族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完全平等权力的局面不再出现了,因此,这些国际上的极端思想很快被引进并得到发展,维吾尔历史上极端思想真正的被大众文化接受,就起自上世纪九十年代.

所以,我们现在回头看我们的文化,会感到很陌生.现在读<福乐智慧>,<帕尔哈提-西仁>等古典作品,你会感觉我们有了很大的隔阂,人们已经没有了古代维吾尔人的平和,自信,热情,对生命深刻的感悟.缺少了古代维吾尔人那种从容不迫的优雅,缺少了古代维吾尔人无处不在的对和谐,对美的追求.

现在,则进入到了第三个时代,各种思想激烈交锋,极端的日益极端,拒绝对话,开放的日益开放,与保守派的距离越拉越远,对立越来越严重.今后的十年,对维吾尔人非常重要的十年,维吾尔思想界的方向转向何方,将取决于未来十年.所以,政府出于对言论的管制而关闭维吾尔在线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不管维吾尔在线有多少杂音,可他们毕竟和我们民考汉论坛一样,代表着的,是主张开放,主张对话,主张沟通,主张学习西方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维吾尔在线的关闭将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主张沟通对话的渠道被关闭,意味着将有更多的人选择自我封闭,拒绝对话,或者选择地下活动,内地人失去了一个直接了解维吾尔大众思想的窗口,将不得不通过那些在象牙塔里学者的研究报告了解民情.

我个人认为,近十几年来,维吾尔人失去了太多宝贵的传统文化,而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极需的品质,而失去这些宝贵的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现实环境的恶化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对于什么是宝贵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最人性化的文化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进行的思考,交流太少,于是,一些维吾尔文化中最有人情味,最平和,最健康的东西,我们失掉了,于是我们的面目变的日益极端,日益狰狞.我希望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今后将重点放在两个中心上,一个,是恢复我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这一部分东西,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和研究古典维吾尔文学作品找回来.另一个重点,就是加速对西方文化中民主,科学,理性,务实,诚实等优秀文化的介绍才推广.建立我们新型的维吾尔文化.

我知道对于我的提倡,很多人是不屑一顾的,至少有一部分维吾尔在线的人认为民考汉是软骨头,他们认为,真正的勇士,应该战斗,应该革命,应该像切.格瓦拉一样的活着;

可是,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我有我自己的方式,我坚持:你不可能用暴力的手段达到民主的目的,这也是耶稣为什么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转过右脸让他打的原因,这也是中国的先哲们为什么说”唯其不争,天下莫可与之争”的原因,这也是甘地为什么选择非暴力不合作斗争的原因,这不是一种退让,不是因为怕,而是因为不想让自己变的和对手一样的卑劣;这是一种向下看齐的方式.

如果你通过暴力的方式达到了目的,但是自己的人民已经习惯于暴力和血腥,这是什么样的胜利呢?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左脸而你打断别人的一条胳膊,这对你来说很容易,可是,从此你的心里装满了仇恨和暴虐,猜忌,你真正的赢了吗?如果甘地选择了和中国一样的暴力斗争,(他完全有这个能力),那么独立后的印度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场面呢?会有现在的穆斯林总统和印度教总理,锡克教的部长坐在一起管理国家的局面吗?

所以,我请求大家,平和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轻视道德的力量,不要轻视道义的力量,当你在道德上是清白的,在道义上占有了制高点,同时又有强大的耐心和毅力的时候,胜利迟早是你的.不要让乱象,让生活的窘迫迷失了你的双眼,继续坚持自己道德的底线,坚持对和平的追求,坚持科学,民主,理性,宽容,你个人不仅会因为坚持这些优秀品质有所回报,同时也为你的民族做了最大的贡献,一种全新的维吾尔(哈萨克…)文化,会在你们的这种坚持中建立起来,让维吾尔(哈萨克…)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文明的民族行列.
第三贴:

发起成立:”新疆爱心志愿者同盟”序言

新疆民考汉论坛ksmj http://mkh.5d6d.com

一直以来,看到很多网站有爱心,捐款,慈善之类的版块,总想也办一个,可是一直很犹豫,因为,办一个版块很容易,可是真正想做一些好事,是很难的.我很怕设置这样一个版块以后,无人问津,或者被人们视而不见,这会让我感到尴尬.直到前些天,我和衣食住行版的版主希望聊天时,我问她为什么QQ上的名字叫希望,是你的维吾尔语名字叫希望吗?她的回答很出我的意料,:她说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很幸福,希望我们的民族更加强大,希望我们民族的孩子都能上的起学，希望…….(大意如此,原话我查一下再发上来),所以起这个名字.你的妻子不是老师吗?我一直想资助南疆的失学儿童,请你妻子帮我联系一下.

我有点震憾,想做好事的想法我们都有过,希望所有人平安快乐在我们很小很单纯的时候,也想过,可是长大了就忙于生计,自顾不暇了.能将这种想法保持到三十多岁,并要身体力行,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且,我知道,她也和我一样,是拿工资吃饭的,并不是一个有钱人.但是她的这些话给了我信心,我设置了一个爱心版,并发了一个:<<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的心灵如何被感动的?>>的贴子,当天,就有一个论坛名字叫yzt0527的朋友回复说”非常好的帖子,我会珍惜我现在的生活,希望你能多发些同胞的图片,如果需要帮助苦难同胞我会尽微薄之力的!”
我很受鼓舞,看来有爱心的,想做一些事情的,大有人在.

做一些什么好呢?
我想起了前一些日子各大报纸媒体纷纷宣传的,巴楚县色力布亚镇维吾尔族老人阿布力孜.努来克不顾高龄收养汉族残疾女弃婴的事儿,此事震动全国,从王乐泉书记到副总理都接见了他,并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但是,我知道,这种事情还有很多,仅仅是我在的喀什,仅仅是<<喀什日报>>报导过的此类事迹,就不下十起,还有更多是没有报导的.

光我知道的我父母住的那个村子,就有一个收养汉族弃婴的农民,他们捡到一个汉族弃婴,不顾当时多数人的阻拦,收养了那个孩子,可是,果然,那个孩子也有残疾,直到两岁,不会说话,不会站立,直到现在,好像已经八九岁了,还是不会动,那两个可怜的老人,每天轮流背着这个残疾弃婴,去卖瓜仔,或者一些水果,不管三伏天还是三九天,他们每天背着这个孩子去挣钱,可是,我明明看到,他们的腰已经不如以前挺拔了,步子没有以前轻快了,头发已经全白了,可是当有人问他们,后悔吗?他们还是说,不后悔,可是我们唯一担心的,是我们走了之后谁来照顾这个可怜的孩子,然后老泪纵横.哭得那么令人揪心.我平常很少吃瓜子,可是路过他的摊子,还是会经常买一些瓜子.

我想这种事情,一定还有很多,果然,我在百度里打入:维吾尔族 汉族弃婴,残疾,除了喀什的,我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

乌斯曼·亚森老人和他的汉族女儿帕提曼(新疆疏勒镇菜村三组)

http://kingfangzi.blog.hexun.com/3889375_d.html

阿图什市阿扎克乡塔合提云村看望慰问年过七旬的海日泥沙老人及她收养的汉族残疾弃婴小买尔丹

http://www.xjxf.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152

汉族弃婴和维吾尔族父母的情缘(喀什乃则尔巴格乡阿布力孜·苦地劳克老人)

http://blog.sina.com.cn/u/4832fc38010001pq

维吾尔族大妈茹仙古丽得知收养五年的汉族弃婴帕提曼确实是先天愚型儿

http://www.tianshannet.com.cn/GB/channel3/17/200507/01/167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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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些贴子,我的心都碎了,我可怜的善良的维吾尔人民啊,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善良呀,你们知不知道,抛弃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比你们有文化,比你们经济条件要好的人,他们是因为知道孩子有残疾才这么做的呀.他们通过B超,就知道孩子有缺陷,就抛弃了孩子,可是,你们,却要等到收养长大以后,收养到无法割舍以后才能知道.

我只是一个世俗的维吾尔族,可是看到这些人的艰辛我还是想说:真主啊,请你赐福给这些人吧,将来,让他们进天堂吧,因为他们在今世,没有享过一天的福.以阿不力孜.努来克老人为例,一对年近七旬的老人将一个肛门畸形的女孩,从0岁抚养到八九岁,这要受多少苦多少累!!

但是以我的了解,我知道,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后悔的,没有一个是想放弃这些苦孩子的,既然我们没有勇气选择那样的人生,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为他们这些人做点什么呢?
因此,我想到是不是有一些这样的网站和民间团体,在百度里,我看到这样的慈善组织很多,我已经转贴到论坛里了,但是很遗憾,没有新疆的.

因此,我想成立一个类似的同盟,为同胞们做一点什么,但是一个人有什么用呢?我当然也想过能有一天,像电影<<人鬼情未了>>中的情节一样,某一天,像电影中的那个修女一样突然收到一笔匿名的巨额捐款,并且有人告诉我:嘿,按你想的去做吧.可惜,这一天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我只有依托论坛,依靠大家的力量才行,因此,我决定发起成立:新疆爱心志愿者同盟,希望大家支持并宣传.

名称:新疆爱心志愿者同盟

主办:新疆民考汉论坛 http://mkh.5d6d.com

帮助对象: 新疆失学儿童,流浪儿童,收养残疾弃婴的家庭,重大疾病无力救治的家庭.资助残疾人.

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寻找信息,发布信息,宣传推广.可以将此贴转发到全国各地的其它论坛,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事情,尤其是让一些企业家,有钱人知道这些事情,这个论坛,这个爱心组织
,这些全部是志愿的,欢迎加入.

最后用希望的话来结束: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很幸福,希望我们的民族更加强大,希望我们民族的孩子都能上的起学，希望…..

第四贴:

放弃伊斯兰,就可以立地成佛了吗?
新疆民考汉论坛ksmj http://mkh.5d6d.com

当前,论坛里不少人主张维吾尔族或者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应该去阿拉伯化,去伊斯兰化,这样才能进入先进文明的行列,最好是能改信基督教,这样就实现了从落后到先进,从野蛮到文明到宽容的转变,比如斯卡,比如华夏人,针对这样的观点我发了不少回贴,现整理一下发成一个单贴,希望能引起大家的观注.

对于这些问题进行思考,是对的,但是结论不要急着下.

如果您对宗教有一些了解,就应该知道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同源的,也就是说是有共同理论基础的,之所以现在出现不同的面貌,是因为历史进程不同,我多次说过,西方是经过多次宗教革命,社会革命,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工业革命,资本主义革命,数百年欧洲战争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发展,才走到今天的强大,文明,成熟,宽容的,伊斯兰教现在的发展程度大致相当于欧洲宗教改革前的程度,所以,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流血,需要革命,但是,理论上是可以达到现在西方的文明程度的,因为他们的基础是一样.比如说,对于行淫的女人,要用石头砸死,这来源于旧约,过去三个宗教都这么做过,女人是男人的衣服,这是旧约里有的,可是为什么犹太人现在不这么做了,女人的地位也并不低?基督教就更不用说了.因为,他们的历程不同,但是这个例子说明,这些是可以改变的,唯一的不同是,犹太教,基督教为此付出了社会代价,历史代价,而伊斯兰教还没有.

反过来说,如果按某些人说的,通过换一种宗教就想达到文明,成熟,理性,您把事情想的也太简单的,根据列宁:社会主义也可先在落后国家建成的理论,东方建立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这些国家文明强大了吗?

社会的发展进程并不是可以轻易跨越的.

中国的经济强大了,可是人民变得文明,理性,宽容,成熟了吗?可以让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一下子跨入先进行列吗?有这么好的事?要是可以,
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早都这么做了,国父孙中山,蒋介山都是基督徒,他们为什么不提倡,不发动这么做呢?论坛里的有些人,比如华夏人,自己不做,为什么却喜欢鼓动别人去做呢?

是不是太不厚道了?想让别的民族走弯路为自己做试验吗?

其次,我在<<反对信仰投机:我对当前维吾尔族信仰基督教的几点看法 >>贴子中,一再强调了个人是可以选择宗教的,前提是,他对自己的宗教了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自己的宗教一无所知而改信别的宗教,尤其是目前最强势的宗教,难道没有投机的成分,追求时尚的成分在里面吗?

最后要说的是,一个民族的路,最后是由自己选择的,是通过传统文化和自己的历程,经验来选择的,没有人可以代替.拔苗助长是行不通的.

全民改信某一种宗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剧烈的社会革命,是一种历史选择,会发生很多不必要的运动,会被很多势力利用,分化,削弱,付出极为惨烈的代价的,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时间,然而,现在不是中世纪了,我们有时间进行这样一项巨大的工程吗?有这个精力,能力和必要吗?

学习西方是一条路子,这一点要坚持,发展科学文化教育,走世俗化的道路要坚持,但是对于那些鼓动改信宗教,放弃宗教的人,我要说,这不光是一种宗教投机,也是一种懒人的思维,是一种不正视现实和不务实的表现,是一种思想不成熟的表现.或者是别有用心.

任何一个成熟的理性的改革方案或者思想,都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之上的,是有可操作性和可行性的方案,首先在政治上成本是最低的,最务实的,才是一种好的方案,否则会将自己,民族,导入歧途.给自己,给相邻的民族,给世界带来灾难.

第五贴:

反对信仰投机:我对当前维吾尔族信仰基督教的几点看法
新疆民考汉论坛 http://mkh.5d6d.com

受内地基督教快速发展的影响,新疆也出现了很多基督徒,尤其是一些民考汉热衷于此,使我们民考汉在主流群体眼中成为问题人士或者失足青年,下面是我的一些看法.

1.信仰是个人的事,你有选择权.

2.追求真正的信仰,是值得尊敬的.

3.对于自己的信仰,应该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义务了解.

4.伊斯兰教当前存在很多问题,但问题出在人身上,不是教义上.

5.今天因为基督教世界的强大而改信基督教的,明天可能会因为伊斯兰教的强大而改信伊斯兰教,所以,这不是在寻求真正的信仰,而是在进行信仰投机,用信仰来获利.

6.伊斯兰已经成为维吾尔族等多个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部分,放弃伊斯兰可能意味着割裂与本民族的纽带.今天放弃的是宗教,明天可能是民族.

7.青年人对宗教信念有一个逐步深入的探索和体验过程,追逐时尚流行是其天性,不应受到过分苛求.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社会里,而不是神权社会.

8.鼓励和尊重个人的发展,在追求正信的同时,也尊重个体的成长和价值,尊重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总结起来就是:可以追求真正的信仰,追求正信是值得尊敬的,但是,鄙视信仰投机.

(To be translated) Dialogue: Is Russia’s reform more successful?

Last modified on 2008-08-03 18:33:02 GMT. 1 comment. Top.

【改革开放三十年系列访谈之一】对话王小鲁、姚洋：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更成功吗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余力
2008-07-10

http://www.infzm.com/content/14407/

王小鲁：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10年增长是暂时性的，20年是一种惯性，30年了还说中国不成功，有点不顾事实。增长了30年，经济上的改革基本完成，这个跟俄罗斯比肯定是巨大的成就。

●假定俄罗斯不变坏只变好，假定中国不变好只变坏，才能说俄罗斯的改革比中国改革好。

南方周末：在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不同的转轨路径时，西方影响较大的看法是俄罗斯的选择优于中国，你们如何看？

王小鲁：改革是否成功，要看大多数老百姓的评价和切身感受。从目前的结果看，两种改革的优劣一目了然。中国改革，老百姓普遍得益是事实，而俄罗斯在 1990年代，无论GDP还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都大幅度下降，GDP几乎掉到1990年的一半。普京上台后情况在恢复，但至今都没有恢复到改革前的最好水平。不能让人民普遍受益的改革，怎么能说是好的改革？

南方周末：西方观点认为，这是俄罗斯这一代人的选择，他们已经支付了成本，而未来中国还要付成本，而且成本可能大得无法想象。

王小鲁：中国改革的确还没有改完。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展开，还有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将来当然还要继续付出改革成本。但凭什么说中国将来要付的都是成本，俄罗斯未来得到的都是收益？这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主观想象。我们已经看了30年，看到了中国的进步。俄罗斯改革我们也看了近20年，看到了休克疗法带来的灾难。它造成的巨大社会分化、少数寡头垄断资源和干政，将来也要让社会继续付出成本。仅仅用形式上老百姓是不是投了票来衡量是不够的。

姚洋：需要问的是，如果说未来俄罗斯比中国好，如何比中国好，因为什么比中国好？

1990年代中期，我刚回来的时候跟小鲁还讨论过一次，我说不能太早判断哪种转轨更成功。但现在又过了十多年，我觉得可以判断了。中国走过了30年，10 年增长可能是暂时性的（拉美有很多国家经历过10年增长），20年可能是一种惯性，30年了还说中国不成功，我觉得有点不顾事实。

增长了30年，我们的转型基本上也都过了，我觉得经济上的改革基本完成，可能有些小的、技术层面的东西需要完善，但是大的经济框架我们都定下来了，这个跟俄罗斯比肯定是巨大的成就。先说经济改革，我们肯定比他们走得更好，我们不需要有人牺牲，没有牺牲我们还有增长，他牺牲了一代人，预期寿命在下降，现在只有56岁，比我们低16岁。

我们在往上走，他在往下走，非得说俄罗斯是成功的，我们不成功，显然是不顾事实的一个说法。

南方周末：不是否定中国现在的成就，只是说在现阶段还不能下结论。

姚洋：把中国看成静止的，中国不再变了？

王小鲁：假定俄罗斯不向坏的地方变只向好的地方变，而假定中国不能再向好的地方变了，只会向坏的地方变。基于这样一系列不现实的假定，才能得到俄罗斯改革比中国改革好的结论。

中俄两国有没有别的选择

●苏联先进行政治改革和戈尔巴乔夫是分不开的，苏联解体，是他缺乏政治能力的结果。而叶利钦时代搞大爆炸式的改革，完全是政治需要。丘拜斯给他出主意，说要把原体制的政治基础打下去，把原来体系里面得到好处的人从经济上切除掉，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考虑，不是经济考虑。

●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双轨并行，渐进式改革。回过头来说，当时能不能管得更紧一点，不让官倒那么公然渔利？能不能做得更透明一点，更有秩序一点？完全可以！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双轨制的效用。

●现成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已经存在的成功的模式是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实践的东西，并不是理论看起来更好所以就选择市场经济。

南方周末：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改革初始条件的讨论。萨克斯、胡永泰和杨小凯在他们关于转轨和宪政的文章里指出，因为改革前中国工业化程度不高，使我们可以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实现增量，而俄罗斯的高度工业化使他们只能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别无他路。

姚洋：钱颖一、许成钢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也有类似结论。他们认为，苏联的计划经济非常成功，对经济基本上实现了条状管理，而中国的计划经济水平不高，还是块状管理。条状管理的权力比较大，所以从最有效的方式来说，中国注定是渐进改革，而苏联注定是全面激进的改革。

王小鲁：这个分析强调了中国和前苏联改革前的差别，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能不能据此推出结论说前苏联只能有休克疗法这一条路可走？我不这样认为。

南方周末：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学中国，走渐进路线，但没能学下去。

萨克斯他们的解释是，这是初始条件不同决定的。因为苏联工业产值在GDP中比重高，整体经济的利润率相对高，比重较高的工业部门补贴得起较小的农业部门，他们集体农庄的农民收入跟工人相差不大。而1978年中国农业在GDP中占到60％以上，农民收入远低于城里的工人，使得改革后私营企业可以以一个高于农民、低于工人的工资水平大量雇用人员，保证了这些私营企业可以活下来，可以成长，对国营企业形成竞争，这使增量式的改革可以成功。而苏联则改不下去，最后只能用休克疗法。

王小鲁：我不赞成这个观点，初始条件中国和苏联确实不一样，苏联当时工业化程度比中国高，而且农业部门没有那么多人，中国大量的人口还在农业部门，起点低，中国的人均收入、GDP都更低，这些是初始条件。

苏联的工业是高度专业化的，条条管理的，这样一套体系想改成一个竞争的体系相对比较难，要打乱重新组合，是比较痛苦的过程。而中国块块管理扮演的角色比较重，地区和地区之间比较容易展开竞争，改起来痛苦程度小一点，这些我觉得都是对的。但是只能说中国在这样一个初始条件下，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受益更显著，也许可以说改革更容易一点，不能说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而苏联只能走那条路。

他有他的条件，但苏联的改革是不是依照当时的实际条件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则要另当别论。即便他有这一系列的条件，条条管理、专业化分工，工业比重比较高，但是有没有可能采取一个更渐进的方法，不要搞这种一夜之间全部打乱了重来的休克疗法，我认为是有可能的。

说苏联的渐进改革失败才走现在这条路，这是不准确的。1988年我到苏联考察，看到了他当时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中国在1980年代初的改革非常相近：一个是向各加盟共和国放权让利，把一部分投资权转移给加盟共和国；再一个是企业扩大自主权，搞类似于中国初期的三项基金、奖金这些东西增加激励，中国工业改革走的是价格双轨制，他当时也在探索走这条路，比如说企业超产的部分允许5%可以拿到市场上销售，价格自己来决定，由供求关系决定。这些探索当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效益，并非走不下去。

价格双轨制改革实际上使中国受益很大，因为市场价格在边际上起作用，调节了供求，调节了资源配置。如果一夜之间把计划价格全部取消，整个经济体制就陷入瘫痪，中国成功的关键是避免了经济瘫痪，而通过边际增量的改革引进了市场机制。即便不说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单讲国有企业，初期阶段的时候双轨制的方式其实也起了很大作用。

姚洋：为什么苏联后来走这条路没走成呢？

王小鲁：关键是政治原因。1989年就发生政变，然后叶利钦上台，上台以后宣布俄罗斯独立，脱离苏联，首先政治上解体，然后完全接受西方建议的休克疗法，实际上是推翻了前面的渐近主义的试验。

南方周末：试验没有进行下去是一个偶然事件？

王小鲁：是政治原因。

南方周末：休克疗法首先在波兰实行，波兰的改革比较顺利，俄罗斯还派了庞大的观察团去波兰考察。

姚洋：我觉得都有政治上的原因。波兰毕竟是统一的国家，而且规模比较小，国家没有分裂过，而整个苏联经历了大的政治动荡，波兰国内团结工会和政府对抗了那么长时间，过渡的时候相对来说好一点，苏联的政治动荡则伤害太大。

我还是赞同小鲁的看法。钱颖一他们写的文章把条条管理称为U型模式，块块管理称为M型，并说明M型和U型的差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用这之间的差别解释中国和前苏联的不同道路，好像是命运决定的一样，似乎有点太机械了。

南方周末：你基本上不同意这个判断——内在的经济条件不同决定了他们只能选择两条不同的道路。

姚洋：其实苏联选先进行政治改革，显然和戈尔巴乔夫是分不开的，我觉得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自己缺乏政治能力的结果。

王小鲁：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智慧是了不得的。

南方周末：所以初始条件中要加上一条——我们有极具执行能力的政治领导人，当选定目标后，知道用什么方式最好地达到目标？

姚洋：对。我看过美国人写的回忆录上，有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一段，他在党代会上急了，”让你们投票你们就投票”。结果投完了就乱来了，他把自己的权威给转换掉了。

南方周末：胡永泰的解释是，因为学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没有明显成效，为什么中国能成功苏联就不能成功？戈尔巴乔夫认为，阻力来自于官僚体系内，他认为需要先把官僚体系摆平，也就是通过政治改革把阻力消除，结果遇到了更大的阻力，这样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弄乱了。

姚洋：这么解释我觉得能接受。这说明戈尔巴乔夫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他不知道怎么把政治阻力化解，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党内政治阻力也很大。

1978年，万里当安徽省委书记，王郁昭在滁县搞包产到户，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知道了打电话给万里，要求万里阻止，万里回去找邓小平，邓小平说可以试试，当时阻力是不小的。

王小鲁：还有一段争论，我看到报导，杜老（杜润生）讲述的，说农口的一位老干部说包产包户违背社会主义原则，不能推广，万里说这是老百姓的要求，老百姓只不过是希望吃饱肚子而已。然后那位老干部讲包产包户不是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违背了基本的社会主义方向。万里就说社会主义和老百姓你要哪个？前者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老百姓。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阻力都不小，关键是怎么走下来的。

南方周末：一种关于30年前改革的说法是，当时中国的情况糟到不能再糟了，邓小平的决定，看起来是一个特别自然而然的选择，任何一点改变的尝试都会有正效应。从你们的经历和感受来看，其实没那么必然，反而当时的选择非常困难，是吗？

王小鲁：是这样。其实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争论非常多，能不能包产包户，能不能发展乡镇企业，允许不允许私有企业存在，价格能不能放开，多大程度上放开……一系列的争论，后来一步一步走了这么长一条路走过来了。

我觉得要跟苏联比有一个关键的不同点。中国当时的领导人选择了摸着石头过河，通过经验摸索和积累，逐步地解决改革中间遇到的问题，逐步地把体制过渡过来。这套改革的哲学是实践第一的。因为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经验，既没有现成的经验也没有现成的理论——经济学理论都是对市场经济的总结，价格怎么发生作用，供求关系怎么发生变化，这些东西都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了，然后经济学家才来总结市场是怎么工作的。至于从一个计划经济怎么转向市场经济，谁也不知道怎么转，会发生什么。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生活了那么多年的人，我们当时没有任何关于市场经济的切身体验——我那个时候关于市场经济的一点知识是从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课本上看来的，读资本论也是在农村插队时读的，再看南斯拉夫的一点东西——其实没有人亲眼见过真的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我们的上一代人从解放前过来，但那不是典型的市场经济，那些留过洋的人，比如邓小平，看见过市场经济，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过渡，你去问任何西方经济学家都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不过市场经济取得了成功是事实，是人类经验证明了的东西。计划经济在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这也是事实。所以我们知道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但怎么走，还是要靠摸索。

单靠经济学教科书，拿了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照着往下套，根本不能解决问题，改革中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都不能从教科书里找到现成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步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改革的逻辑是惟一有效的。

南方周末：是不是因为有人走在前面，有教训可以看到，所以中国一直坚持渐进主义？

王小鲁：我们其实在1990年代某些改革是加速的，选择渐进是1980年代就定下来的路线。

渐进是因为第一你看不清，第二有些你看得到的措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比如说价格双轨制，当时我们和世行的经济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说这一定是错误的，两套不同的价格体系并存，两套不同的信号会造成整个经济的混乱，最后结果会导致经济崩溃。

我记得当时我们没有更多的理论基础跟他们争论。但事实是，比如说当时的钢材价格600元一吨，市场价格2000元一吨，中国有大量的企业以钢材为原料，假定一夜之间取消钢材的计划价格，钢材的价格一定暴涨，钢铁企业是赚了，但是其他企业会死——成本一下子高了好几倍，但是产品价格涨不起来。这意味着什么？中国能不能承受得起突然间多少企业倒闭，几千万工人失去工作？短时间拿什么养他们？承受不起。如果下游产品价格也涨同样起来，照样不是好事，因为老百姓承受不起。这就是我们当时面临的现实。因为承受不起这样的后果，你只能接受渐进改革，你超产部分可以卖2000元一吨，原来计划以内的还是按600元一吨卖。

当然这中间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回过头来说，当时能不能管得更紧一点，减少中间的寻租行为，不让官倒公然渔利？能不能做得更透明一点，更有秩序一点？完全可以！但是不能否定双轨制的作用。

在中国一夜之间放开价格是不行的，在苏联明显也是这样的情况，而且他可能带来的问题更复杂，因为按照很多经济学家的说法当时他计划比中国彻底，资源配置扭曲比中国还严重，一夜之间价格改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比中国还严重。这些情况我们在中国能够看到，他们为什么看不到？不能因为你走了这条路，就说我必须这么走，没有其他选择。这是没有道理的。你必须看他实践中带来的是什么。

休克疗法其实没有理论。如果说理论模式，只有一句话，就是说不能分两次跳过一条沟，只能一步跳过去。但中国也是在过沟，我们分了多少次跳过去的！

姚洋：可以搭一座桥慢慢走过去。

王小鲁：事实上苏联当时主导改革的集团，把对社会的冲击，对老百姓的负面影响置之度外，根本不考虑。

姚洋：丘拜斯的美国经济顾问后来写过一本书《卖掉俄国》，他明确地说当时为什么要搞大爆炸式的改革，完全是政治需要。当时丘拜斯给叶利钦出主意，说要把原来体系的政治基础打下去，把原来体系里面得到好处的人从经济上切除掉，用私有化让老百姓高兴。他说私有化会一下子创造出一批拥护现在政权的人，这么多人会支持我们。

这完全是一个政治考虑，不是一个经济考虑。叶利钦因为政治需要这么做的。

当时一个明显的说法是我们尽快地走才能造成既成事实让原有政权回不来，越快越好，不惜通过私有化人为地造成一批寡头，让这些人掌握了经济命脉。
南方周末：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是对的，因为人类社会没有同样的经验，所以我们要走一步看一看？

姚洋：对。这个哲学不仅对转轨有借鉴作用，其实对很多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价值，做事情的时候可能都是要抱着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实用主义这个词容易被误解，我把它叫务实主义。美国的哲学就是务实主义的哲学。

做事情都得一步步来，我们要接受所谓的次优的安排，每次只要有一点改进，十年之后就可以做到很好。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达到最优的状态不太可能。比如说腐败问题，我们都痛恨腐败，但建立一个高效又不腐败的政府太难了，香港、新加坡是很罕见的，其他地方的政府都有腐败，程度不同而已。

另外一个我们国家走过来，和通常意义上的实用主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还有实践，实践加上实用主义，实践的务实主义，我们不是说世界变了我们就一定要跟着变，我们还有一个实践的过程，不断地试，允许你犯错误，可以做错，做错了我们再改。

王小鲁：那时候很多人开始在考虑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不同，很多理论上的讨论当时不能发布出来，公开的说法不能说市场经济好，但是你可以说商品经济好，说的就是市场经济，其实都明白，心知肚明。

市场经济为什么好，其实不是因为市场经济这套理论好，不是说这套理论解决了别人都没解决的问题。大家认为市场经济好，是因为人类的近代、现代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市场经济成功了，非市场经济没有这样成功的经历，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一开始看着是成功的，后来越看越不行，最后大家觉得没有出路了，必须改变。怎么变？现成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已经存在的成功的模式是市场经济，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一个实践的东西，并不是理论看起来更好所以就选择市场经济，不是这个道理。

当时的苏联改革，我觉得是模式先行了。我更看重的是实践先行。实践告诉我的东西，和逻辑告诉我的东西，我到底更信哪个，这是第一。

第二，经济学理论讲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什么叫帕累托改进？经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至少有人更好，但是没有人变得更坏，至少有一部分人受益，但是没有人受损。

一个资源重新配置后，有人受益了也有人受损了，你就很难判断这个是不是好的，这个不是帕累托最优。如果说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那就不仅不是帕累托改进，而是社会退步了。俄罗斯改革直接的结果就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

普京为什么那么受俄罗斯老百姓欢迎

●普京上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老百姓恨死那些寡头了，凭什么你一夜变成亿万富翁，最后变成操纵全局。1990年到1998年俄罗斯的GDP掉了57%，通货膨胀率十年累计是2000倍。除了二战，什么灾难也没有这个大。

●普京使俄罗斯稳定下来，他上台以后西方人很反感，但西方有战略眼光的人都会感谢他，否则俄罗斯可能乱了，会成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南方周末：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富人大都经过一个漫长的财富积累过程，俄罗斯的寡头是一夜之间诞生。

王小鲁：对。就是靠运气、靠关系、靠是内部人，切尔诺梅尔金当年是国有全苏天然气公司的董事长，后来成了总理。天然气公司私有化时，授权给自己，把全俄罗斯的天然气都拿到手里，凭什么全俄罗斯老百姓的财产都变成你一个人的了？

1992年俄罗斯全面放弃计划价格，一夜之间搞市场价格，一夜之间推行私有化，当年的价格水平就暴涨16倍，从1992年到1994年大概是600多倍，老百姓怎么活？企业卖掉了，设计的方案看起来很公平，给你一个什么证，值一万卢布，拿这个证买企业的股份，但是同时又在搞休克疗法的价格改革，一夜之间一万卢布买一双皮鞋就没了，这个证当年就变得什么也没有了。同时少数精明的商人开始从老百姓手里廉价收购认股权证，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就把企业买下来。但是他之前并不懂经营，他只知道从老百姓身上找机会发财，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然后再进一步改革，把大石油公司用垃圾价卖给别人，转瞬之间垄断寡头就出来了。

姚洋：看似公平的手段，结果变成严重的不公平。这些寡头们肆无忌惮到后来玩”猎人游戏”，打猎不是打动物，是打人，把死刑犯放到野外当猎物打。

南方周末：这太肮脏！

姚洋：普京上台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老百姓恨死那些人了，凭什么你一夜变成亿万富翁，最后变成操纵全局。现在在监狱里的那个前首富，在议会投票时打电话给议员，说要按他的要求投，条件从30万美元加到50万、80万美元，对方不接受，他说不投你出门就会被杀掉，现在你要钱还是要命？到这种情况还不把他抓起来，这个国家就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了，被这些寡头们控制了。关于对他的处置，西方整体上偏见非常大。

王小鲁：按西方一些人的说法，普京上台后对付寡头们，是倒退，是市场经济的倒退，退回到政府干预，退到国家资本主义。

姚洋：我倒相信这是美国的一个阴谋——如果俄罗斯变成一个寡头统治的国家，显然对美国很有利，他不愿意看到一个正常的俄罗斯，如果说这个国家变得像拉美一样，要容易控制得多，而寡头们比较受西方人支持。

我看到一位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写道，普京做对了。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俄罗斯的危险，有可能变成法西斯的社会，也有可能变成像拉美一样，比较带有正义感的西方人是知道的，俄罗斯这个国家再这样要完蛋了。

王小鲁：如果叶利钦上台算起，1990年到1998年俄罗斯的GDP掉到了57%，几乎没了一半，通货膨胀率十年累计是几千倍。除了二战，什么灾难也没有这个大，大部分老百姓生活水平都下降了。

一般老百姓营养水平下降了，婴儿死亡率上升了。还有一些人失去工作了就冻死在路边，那可能是酒鬼。平均寿命就是这么下降的。

姚洋：我相信，再过10年20年，肯定有人回过头评价俄罗斯转型的长期影响。那个时候出生的孩子肯定比其他时期出生的孩子身体差，就像我们三年饥荒时出生的孩子一样。

普京上台以后西方人很反感，但他的确做了好事情，使得俄罗斯稳定下来，把本来是老百姓的资源从寡头手里夺回来了，也许外界说得对，他自己也积累了财富，但是他毕竟替老百姓夺回来了资源。

当然他碰到了好时候，整个油价在涨，但是如果说没有他，涨价的好处全给寡头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肯定是现在在监狱里面的那家伙当总统了，他几百亿美元的财富，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可以拿这个东西买选票，可以买任何人的生命。如果说被这样一个人控制，俄罗斯会成什么样？我想西方有战略眼光的人都会感谢普京，否则俄罗斯可能乱了，会成为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南方周末：所以，激进改革其实不是这一代俄罗斯人自己的选择？

王小鲁：不是，完全是少数人控制的。叶利钦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制造了寡头，后来发现自己反被寡头控制了，再后来是求着寡头支持他——最后一次选举时，如果没有寡头介入，他根本选不上，最后是寡头借钱让他通过。

1990年代，我在澳大利亚的大学读学位，和一个乌克兰学生共用一个办公室。90年代后期，我在联合国大学做访问学着，和俄罗斯来的一个访问学者常常一起喝酒，他们说起前苏联发生的事就痛恨不已。

中国道路的价值在哪里

●市场和民主是不是终极目标？终级目标应该是让老百姓得到利益，得到改善，得到发展的机会，让整个国家的人民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应该是至高无上的目标。

●中国改革能够走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就是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取向一致，而不是倾向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未来的危险，第一个是增长停止，第二个是社会更不公平，一个是效率上的，一个是公平性上的。有变成拉美化，或者变成民国化，回到民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危险。

姚洋：俄罗斯和东欧发生的事对中国决策层有很大触动。他们得到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必须给老百姓办实事，要有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经济增长社会就会动荡；第二个是要加快改革，我觉得1990年代加快改革可能跟苏东的变化还是有关系的，有关系但不是反过来，是说苏东改革了，我们要加快。

我们整个动真格改革是在1990年代，1980年代很多是在边缘上做一些调整，基本上以农村改革为主。

王小鲁：但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时，按比重来看非国有企业已经超过国有企业了。我通过1980年代改革，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大的非国有部门，国有企业尽管也市场调节了，但是他的绩效不如非国有企业，发展比非国有企业发展慢，结果造成非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长期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变成包袱，所以到了90年代，对一些这样得企业干脆卖掉算了。

姚洋：一开始是有计划要改国有企业的，1984年莫干山会议提出过这个问题，只不过后来把这个事情放下来了，并不是说不改。中国这种转型，在制度方面没有很大的跨越，但是我们的路是独特的道路，是有价值的。

南方周末：最大的价值在哪里？

姚洋：我们走这条路是有价值的，不光对于中国人自己有价值，对于世界也是有价值的。在国内的学者对政府的批评太多，我不是说批评不对，但是一边倒的批评使国外对中国的看法有偏见。友善一点的西方学者往往说中国是奇迹，但是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不问，你总得要说中国在过去30年哪些东西走对了，否则我们不可能走得这么好。关键是我们没有很好总结，怎么走对了，多数是批评，而且在国外出名的华人基本上是批评中国的人。

王小鲁：批评中国容易出名。

姚洋：中国大陆毕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体制下发展起来的，并不是台湾、韩国那样在冷战的时候得到机会发展。中国是作为一种威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对中国非常警觉，怕中国这种模式传到西方去，他也变成威权了。这里有偏见。

从正面总结中国过去的30年，我们做得太不够了、太少了，林毅夫老师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但是他基本上说一个比较优势，不够，没有说明白我们的体制哪个地方是对的。当然我认为不能得出威权体制是好的这个结论，南美的威权体制失败了，为什么中国或者说东亚的威权体制就成功了？

王小鲁：面对改革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俄罗斯当时选择那条路是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中国的这条路有利于老百姓。怎么评价改革的得失？这个改革必须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根本的区别不是激进和渐进的问题，渐进无非是说我要一步步走，要摸索经验，这是一种哲学的差别。

一个基本原则的差别是我把什么东西作为最终目标？对中国来说，凡是成功的改革措施，其实是把对老百姓有好处，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的目的。有些改革措施不那么成功，事后看来是违背了这个目标。在俄罗斯是把某种模式作为改革目标，我要建立一个美国式的市场经济，那是一个理论模式，然后的逻辑是我怎么能尽快建成那种模式，其他的东西都不顾了，老百姓受损害我认为都是必要的成本。

姚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人民的选择是政治选择，他们选择改变过去，老百姓也不明白政治选择之后他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如果老百姓知道这个后果，可能老百姓就不会同意了，当时苏联的那种状态下老百姓对政治方面的体制已经失望了、厌恶了，好比我们1970年代老百姓对”文革”的厌倦。

王小鲁：我觉得当时中国、苏联的人民心态是一致的，老百姓希望变，不希望改革前这种状态再延续下去。

姚洋：俄罗斯老百姓觉得过去是不好的，太黑暗了，大家都想变，关键是这方面有点偶然——叶利钦很会表现，而且他得到西方的支持。但他有一些民族主义的倾向，我俄罗斯就是纯粹的俄罗斯，加盟国我不要，这个对俄罗斯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加在一起，大家就跟着他走了，那个时候需要一个英雄，但没想到他领着俄罗斯走向倒退了。

王小鲁：可以说是苏联人民选择了要改变过去的计划体制。因此投票给叶利钦，因为只有叶利钦最明白地说出来，这个东西我不要了，我要改了。至于怎么改，由叶利钦选择，并不是俄罗斯人民的选择，而叶利钦的选择，或者说叶利钦用的一小批精英的选择，没有经过俄罗斯人民的同意，这些选择是他们自己定的。

姚洋：丘拜斯那个时候大概是42岁，一帮年轻人坐在那里，这些人痛恨过去的政策，希望彻底地和原来的社会主义决裂，你想他们想出来的政策是怎么样的政策？

王小鲁：他们和我们那一代人，当时参与中国改革的年轻人，实际上所有关于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是什么东西的知识、经验都是一样的，知道过去那套东西不好，知道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市场经济，那个东西比计划经济成功，所有的知识就这么多。我们当时也就知道这么多，但我们还是比他们好一点，我们在农村插队那么多年，知道老百姓怎么生活，所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想老百姓会怎么样，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书本上来的。

南方周末：那么多西方学者看到俄罗斯的现实，为什么他们仍认为俄罗斯的改革优于中国？

王小鲁：我可以理解很多人，从国内到海外，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因为他们心目中有两个东西是至高无上的，一个是市场体制，一个是民主政治，这是一个终极的理论目标。从形式上看，俄罗斯两者都有；而中国是有了市场经济，但不太彻底，政府干预较多，从政治体制上说还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模式，因此单纯从理论上推导，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认为俄罗斯改革好于中国改革。

但是问题在于，市场和民主是不是终极目标？我认为这两个东西都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但终极目标应该是让老百姓得到利益，得到改善，得到发展的机会，让整个国家的人民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这应该是这个社会至高无上的目标。你形式上有个民主政治，老百姓投票选总统，但你没有解决如何让总统接受社会监督、代表老百姓的利益，那么你仍然没有真正解决政治体制问题。

姚洋：萨克斯和杨小凯合作的那篇关于宪政的文章我们杂志也登了，我们都很尊重小凯。但就像小鲁说的，他拿许多概念性的东西在套中国现实，中国没有宪政，中国没有自由选举，所以说中国不好。我觉得过于意识形态了，这是许多从国外回来的经济学家的毛病。

王小鲁：其实刚刚姚洋讲到国家在经济中间的角色，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也许还需要一代人的探索。

刚才我们讲叶利钦的政府做了违背老百姓利益的事情，而在中国可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没有深层的改革，过去传统的国家，传统的模式没有彻底的改变，尤其是在改革初期的时候，这样一个改革的政府作出了有利于老百姓的事，但也不说明问题都解决了。

姚洋：我最近在想，中国改革能够走到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中国政府是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就是政府的政策选择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取向一致，而不是倾向于特定的利益集团。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

为什么说我们的政府能比较中性，这与我们的社会结构有关系，我们的社会结构比较平等。

王小鲁：我觉得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基于一个正确的判断，推出一个不大准确的结论。老百姓选举出来的政府可能违背老百姓的利益，这个判断没错，但结论是政府越小越好，是不是小到零最好？我们不可能没有政府，有很多事情是要依靠政府做的，怎么叫越小越好，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实际上并不是越小越好，减少政府过多的干预是好的，但是政府的必要工作还得要，问题不在于政府到底多小最好，而在于政府做的事情能不能反映老百姓的利益和要求。而关于这点我们看到的事实和过去的理论模式不一定吻合，不是说因为是老百姓投票选了你，你做的事情就一定都是对的，不能这么理解。实际上市场经济模式多种多样，现在没有一个惟一对的、惟一好的模式，民主同样如此。

我相信，我们的政治体制是需要改革的，我并不认为现在这样最好，不需要改了。我们必须继续改革。但不意味这样一个有待进一步改革的政府不能做出有利于老百姓的选择。我想我们以后的改革可以从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借鉴许多东西。没有所谓的惟一选择，我们还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走，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我们知道总的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不一定哪个国家的民主模式就可以直接拿来作为终极目标，因为你还得检验你的改革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利益，通过这样的检验来取得我们今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

南方周末：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谜题。这样一个看起来从各个方面都不符合西方口味的体制竟然走得不错，他们很困惑。所以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在中国崩溃和中国威胁两极之间摇摆。对于中国的未来，你们最担忧的是什么？

王小鲁：我有一个担心，改革改到现在，有一个现象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出来了，有些重大的决策可能受到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可能在背后潜藏着对既得利益的照顾或者是认可。反观改革初期，决策非常简单非常透明，万里最开始在安徽搞包产到户的时候没有什么既得利益，只有政治风险。包产到户是老百姓想干，不是中央的发明，不是专家的创造，老百姓在1950年代就尝试，被压下去了，1960年代很多基层干部看到了，说这个东西管用，老百姓能吃饱了，但是中央觉得不行，又压了下去，然后1970年代又搞，最后在改革初期的时候得到认可，变成了一个制度。

当然现在涉及的问题更复杂，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他们的声音有时变得更强大，有的时候老百姓的声音更弱，甚至听不到了。像成品油价格的问题，现在调价了，是好事。但拖了很久。调价之前是什么状态？价格倒挂，靠补贴。为什么不调价？说是怕通货膨胀率上来。但是拿石油利润补贴成品油价格，实际上是拿老百姓的钱补贴，不用油的人补贴用油的人，不开车的人补贴开车的人。而且国际油价这么高，补贴油等于鼓励多耗油。主管部门为什么看不到这一点？

还有很多事情，决策和管理过程不透明，有些事情涉及幕后交易，或者因管理不善和腐败带来对公共利益的损害。我们在改革初期避免了俄罗斯出现的问题，但我们现在仍然面临这样的危险，就是形成垄断寡头，形成某些集团对公共资源的掠夺，变成官商勾结。所以我们需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让政府管理制度化、透明化、决策过程民主化。

姚洋：我也有同样的担忧。关于未来的危险，第一个是增长停止，第二个是社会更不公平，一个是效率上的，一个是公平性上的。危险在于变成拉美化，或者说我们变成民国化，回到民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包括我们的国营企业会变成巨大的官僚资本，国营企业在运营上与私营企业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但在权力上有优势，可以自由调用国家资源。

他们越来越成为封闭的小俱乐部，内部瓜分，但是不允许外面的人进来分享利益。如果这个过程没有改变的话我们俩都有担心。

(To be translated) 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

Last modified on 2008-08-03 03:17:52 GMT. 3 comments. Top.

The following is a blog post from 多维博客 (h/t to Snow). Besides reposting an article originally published on the Study Times (a weekly publication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it has 260 comments, many of them are interesting. Readers may also pick a comment to translate.

能否举出一个例子来驳倒这位高级研究员？

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发表了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的文章，在“知名的马歇尔论坛”舌战群儒，他说“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在场的欧美学者找不出一个例子来驳倒他。

我看到这个命题时，第一个念头就是“亚洲四小龙”，但又一想，不对，这些国家都是先具有了一定水平的现代化之后，才进行民主化转型的。以它们为例，恐怕不妥。

多维博客藏龙卧虎，求教各位，是否能举出适当的国家为例（哪怕只有一例），证明可以先民主化再现代化，或者至少是二者并行？

反思西方民主

张维为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我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讲完之后的讨论很有意思。一个欧洲学者问我：“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我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我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 truth from 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了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我随即客气地请他提供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说：“您可以想一下，
再告诉我”。这时，一个美国学者举手，大声说：“印度”。我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声了。这时刚才提问的那个学者说：“博茨瓦纳？”我问：“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我说，“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170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40岁”。“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另一位学者问。我还是反问：“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也是“没有”。我说：“我2002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400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的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百分之二十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时举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干脆反问：“要不要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10个、20个、还是 30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这个倒霉的伊拉克。

听众一些人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我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 1965年才真正开始的。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这时一个不服气的学者说：“民主本身就是神圣的，崇高的，这是普世价值，中国应该接受”。我说：“民主是普世价值，但西方这种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价值，还很有争议。你们为什么不能更自信一点呢？如果你们的制度那么好，人家迟早都会来向你们学习。但如果以普世价值的名义，强行在世界推广你们的制度，甚至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过份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最新的报道，巴格达市的居民开始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他们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国人以为伊拉克人民都会拿着鲜花去欢迎他们呢。”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一篇评论，谈到西方强行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问题：西方“意识形态挂帅，推行大规模的激进的民主化，无视一个地方的具体情况，把非洲和不甚发达的地方看成是西方体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会。在宽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会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结果往往令人沮丧，甚至是灾难性的”。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施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厮杀：为什么新兴民主国家走向战争》(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20世纪90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1百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去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10万人，成为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多少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保持了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有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的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唯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 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汲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世界在进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垄断和特权，新技术革命又为民主提供了各种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探索自己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作为后来者，中国在自己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应从过去发达国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实践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超越西方那种狭隘的、僵化的民主观，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而又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最终后来居上，建立一个繁荣与和谐的新型民主社会。

(本文作者系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原载《学习时报》2008年1月14日)

翻译：对人民币的高期望

Last modified on 2008-07-12 02:40:08 GMT. 0 comments. Top.

[原贴 Original Post]

总结 Francesco Sisci 的 “看法：八国高峰会到底想要中国的汇率人民币怎样”：

＊他们希望人民币飞速上涨由此减慢中国便宜货进口的速度
＊但是，他们又希望避免接下来因为变的更贵的中国货而导致的国际通货膨胀
＊其外，他们更不希望中国用变强的人民币吃下更多的石油和原材料

你不觉的这些让你想起那个说法么？ “小心你许什么愿，它或许真会实现。”

愚公移山-为中华而博成了多语博客了！

Last modified on 2008-07-12 04:05:44 GMT. 0 comments. Top.

[原贴 Original Post]

嗯，不完全是。我知道有 “翻译服务器错误” (Translator Server Error) 的危险，但是机器翻译实在是个方便的解决语言障碍的工具。现在我们支持12种机器翻译的语言。当然了，我们期望有一天这里将成为真正的多语博客。我们真诚的邀请各位熟悉多种语言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帮我们实现这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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