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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28

“总体战”与国际博弈/毕研韬

Written by guest on Wednesday, April 28th, 2010 at 11:5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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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体战”捍卫国家利益是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但国内至今还有人简单地认为,“总体战”就是指陆、海、空、天、电五维战场的军事博弈;“总体战”只适于战争时期。事实上,“总体战”的本质是国家或民族间的总体力量对决,“总体战”早已是和平时期国际博弈的主要形式。

就战争而言,德国军事家埃里希•冯•鲁登道夫说,“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就和平年代的国际博弈来看,“总体战”不单单是政府的事,它延伸到“参战国”的所有领域,涉及所有组织和个人。当今的国际博弈往往在传媒、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军事、情报等领域同步展开,以整合型传播谋求最大影响力。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从长远来看,我们无法通过杀戮或俘虏来夺取胜利。在20世纪,非军事行动——劝说和激励——是赢得意识形态对抗的重要武器。在21世纪同样如此,甚至更为重要。”为此,美国人致力于提升国家“巧实力”。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希拉里大力推行“全民外交”和“互联网外交”。

美国主流舆论要求工商、慈善、宗教、传媒、教育、文化、NGO乃至普通公民都肩负起外交使命。政治学者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雷认为,当今时代的权力主体不仅有传统的民族国家,还有超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和资本(譬如跨国公司)。相对而言,中国尚未培育出多元化的国际博弈主体,目前的政府单一模式成本高、效益低。

和平时期的国际博弈主要体现为信息博弈。“总体战”原则要求综合考虑传播主体、传播渠道、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传播目标和传播效果。一切以成本最小化、效益最大化为指针。对此,美国前副国务卿夏洛蒂•比尔斯直言不讳:“我会选择任何传播方式,只要它有效。”这和阿道夫•希特勒的格言“我会使用一切手段击败敌人”并无二致。

国际博弈的目标是保障国家利益最大化。无论针对公众还是精英,国际传播的主要目的是影响目标国家的决策者。美国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把外交决策过程中的舆论主体分为四类:普通公众、关注问题的公众、舆论精英和政策精英。要影响目标国家的政策制订,就必须洞悉对方的舆论环境和决策机制,系统考虑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加拿大学者赵月枝指出,“美国的文化统治已经演变成跨国公司文化的统治”;“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帝国已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非政府非商业领域,把这些组织纳入自己的轨道,将其当作可变通的实现自己目标的途径。”换言之,帝国早已把新闻媒体、跨国企业、民间组织都改造成了“前端组织”,建立起了一个无孔不入的“影子国家”。

N渠道外交是当今国际交流的常态。美国前副国务卿凯伦•休斯主张通过“四个E”,即接触(Engage)、交流(Exchange)、教育(Education)和授权(Empower),来开展公共外交、保障国家利益。西方学者坦承,交战国的新闻媒体也往往处于冲突状态。即使在和平年代,每当国家利益冲突加剧时,新闻媒体和公共舆论也会彼此对立。但在双边利益较为一致时,非官方传播主体更容易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理想境界。新闻媒体难以超越国家利益。

“总体战”贯穿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国际交往中。从具体作业看,西方学者认为,信仰、价值观和(或)动机共同塑造态度,而态度影响行为。虽然对外传播的终极目标是影响对方的行为,但这不可强求。传播目标要根据对方的信仰、价值观、动机和态度而定。传播目标因此可分为五个层次:动摇对方、减少对抗、改变态度、强化利我态度、催生利我行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同的传播目标需要不同的传播内容。

每个人都是特定群体、组织中的人,都会程度不同地受信息环境的影响。所以,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我们需要采取多元化诉求策略,需要同时影响特定目标及其周边意见领袖,以防止舆论环境与我方影响相抵触。”总体战”要求通盘考虑传播作业的时间、空间、媒介等要素整合。传播作业强调技战术配合。由相同或不同的传播者,在相同或不同场合下,针对相同或不同的目标,通过相同或不同的媒介,传递相同或不同的信息,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十分明显。

传播理论和传播模式在与时俱进,“善行外交”、“公共外交2.0”、“思想战”等新概念层出不穷。西方的传播作业早已进入运用实验、统计等加以论证的精密科学时代,其结果恰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所说,美国“垄断了一切理由”。对台售武有理、进攻伊拉克有理、出兵阿富汗有理、制裁朝鲜有理、支持达赖喇嘛有理,“发动战争来终止战争”也有理。在国际博弈中,只有有效“合法化”自己的权力、政策和行为,才能保障国家利益最大化。

至于中美关系,专门探讨中国事务的境外博客网站Fool’s Mountain 上常有精辟见解。博主r v认为,中美之间自20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已处于Cold Erosion War状态。他在答复笔者询问时解释说,此处的erosion大致相当于flooding(淹没),所以Cold Erosion War可以勉强译为“冷淹战”。他认为,美国一直在试图“淹没”中国,而中国也在试图“消蚀”美国的影响力。显然,r v所指的“冷淹战”是“冷战”的一种新形式,而“冷淹战”只能是“总体战”。

(©2010 版权所有。印刷媒体转载须经作者同意。毕研韬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三略研究院传播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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