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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e Can Not Be Completely Subjected to Free Market: To Be Translated農業不能完全受自由市場：要翻譯
Last modified on 2008-10-09 21:28:46 GMT. 最後修改於2008年十月9日格林尼治標準時間21時28分46秒。 0 comments 0意見 . 。 Top 頂端 . 。温铁军：不能把农业完全交给市场溫鐵軍：不能把農業完全交給市場
作者：温铁军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作者：溫鐵軍文章發於：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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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嘉賓：溫鐵軍-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教授
主持人：邵颖波——财经时报总编辑主持人：邵穎波-財經時報總編輯
来源：搜狐财经來源：搜狐財經
邵颖波：各位网友，这里是搜狐改革开放30年30人的高端访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财经时报的总编辑邵颖波，今天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温铁军温老师。邵穎波：各位網友，這裡是搜狐改革開放30年30人的高端訪談，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財經時報的總編輯邵穎波，今天的嘉賓是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教授溫鐵軍溫老師。
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在搜狐对话了。30年，我们都要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谈话是这样安排的，我大体想请温老实把中国30年农村改革的重要结点梳理一下，我作为一个外行，不研究农村，我有两个问题，也想今天通过谈话的过程，请你解释出来。我們已經是第二次在搜狐對話了。 30年，我們都要回顧一下，我們今天的談話是這樣安排的，我大體想請溫老實把中國30年農村改革的重要結點梳理一下，我作為一個外行，不研究農村，我有兩個問題，也想今天通過談話的過程，請你解釋出來。
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始于农村，这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我一直不太了解这个，前两天我看到周老师（周其仁）也谈话讲到了，他说邓小平做对了。之前也有很多人做过类似的探讨和实践，大家都想冲破这个体制。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家都在讲各种辉煌的成就，所有辉煌的成就都是建立在农村改革的基础之上，这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第一個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始於農村，這是一個偶然還是必然？我一直不太了解這個，前兩天我看到週老師（周其仁）也談話講到了，他說鄧小平做對了。之前也有很多人做過類似的探討和實踐，大家都想衝破這個體制。中國改革開放30年，大家都在講各種輝煌的成就，所有輝煌的成就都是建立在農村改革的基礎之上，這是一個偶然還是必然？
通过今天的问答还有一个问题，大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我们30年辉煌的成就，看上去最先投入改革的农民，这个群体为什么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享受到这个成果？他们好像在很多方面，无论从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方面，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的幸福指数等等，似乎看起来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没有任何否定农村改革成就的意思，但是好象这也似乎是一个问题。通過今天的問答還有一個問題，大家有一個感性的認識，我們30年輝煌的成就，看上去最先投入改革的農民，這個群體為什麼沒有像人們希望的那樣享受到這個成果？他們好像在很多方面，無論從醫療，衛生，教育，社會福利方面，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的幸福指數等等，似乎看起來有不滿意的地方。我們沒有任何否定農村改革成就的意思，但是好像這也似乎是一個問題。
这两个问题，我希望在谈话的过程中解决掉。因为您刚刚从尼泊尔考察回来，也希望您谈谈您的感受。在这30年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能否比较轻松的来谈，但是这个问题当然不太轻松。这可能跟前面几场的讨论不太一样，因为中国农村的问题，再过几十年，仍然是最沉重的一个话题。這兩個問題，我希望在談話的過程中解決掉。因為您剛剛從尼泊爾考察回來，也希望您談談您的感受。在這30年的過程裡面，我們看能否比較輕鬆的來談，但是這個問題當然不太輕鬆。這可能跟前面幾場的討論不太一樣，因為中國農村的問題，再過幾十年，仍然是最沉重的一個話題。
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農民人口佔多數的發展中國家都有三農問題
温铁军：为了让网友们有兴趣，我不妨从最近我刚刚从尼泊尔做的调查谈起。把这个作为话题切入。我是7月11号到22号，大概10天左右，去做了尼泊尔农村土地改革的调查。这是一个世界上刚刚诞生的民主共和国，刚刚把国王赶走。又是一个共产党联合的左翼的趋势。政治上的事情不多说了。总之，各种各样的力量都在介入。我在那里的一个多星期，组阁不成功，总统、副总统竞选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分歧。尼泊尔是一个80%是农民的国家。又是占人口大约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无地农民。全国是2700多万人口，农村占的比重大约是2000万以上。400、500万户，有100万户是农民。从尼共准备按照毛泽东的农民革命道路，发动农村革命，到农村去，打了十年，打出了三个师的农民解放军，现在这个部队放下武装，他不会放弃当年推进农民革命的初衷。他这次应该说要实现的是中国人民60年前实现的事情。因此，一个民族民主运动形成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务，是兑现你对老老百姓的承诺，就是对农民的承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让我又有机会采访了地主、农民，中农、雇农、佃农，跟他们在一起。走了大概三个村，不同类型，感受非常深刻。中国也好，尼泊尔也好，或者印度也好，其他也好。只要是发展中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都有三农问题，只不过看你如何解决而已。溫鐵軍：為了讓網友們有興趣，我不妨從最近我剛剛從尼泊爾做的調查談起。把這個作為話題切入。我是7月11號到22號，大概10個天左右，去做了尼泊爾農村土地改革的調查。這是一個世界上剛剛誕生的民主共和國，剛剛把國王趕走。又是一個共產黨聯合的左翼的趨勢。政治上的事情不多說了。總之，各種各樣的力量都在介入。我在那裡的一個多星期，組閣不成功，總統，副總統競選的過程中，又發生了分歧。尼泊爾是一個80 ％是農民的國家。又是佔人口大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無地農民。全國是2700多萬人口，農村佔的比重大約是2000萬以上。四十○點○五萬萬戶，有100萬戶是農民。從尼共準備按照毛澤東的農民革命道路，發動農村革命，到農村去，打了十年，打出了三個師的農民解放軍，現在這個部隊放下武裝，他不會放棄當年推進農民革命的初衷。他這次應該說要實現的是中國人民60年前實現的事情。因此，一個民族民主運動形成的民主共和國的第一任務，是兌現你對老老百姓的承諾，就是對農民的承諾。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機會，讓我又有機會採訪了地主，農民，中農，雇農，佃農，跟他們在一起。走了大概三個村，不同類型，感受非常深刻。中國也好，尼泊爾也好，或者印度也好，其他也好。只要是發展中農民人口佔多數的國家，都有三農問題，只不過看你如何解決而已。
说到这里，就可以把它先作为一个引子，告诉大家我这个话题刚刚开头，我还会组织一个小的调查队继续做调查，因为这是一个历史难得的机会。中国已经找不到了，地主、富农、贫农、雇农已经找不到了。尼泊尔已经找到了，他是从小就被送到地主家里去干活的。我们叫半拉子，过去北方农区管小长工叫半拉子，这种半拉子一直在地主家里干，一直干到壮汉。这种人在尼泊尔都可以找到。說到這裡，就可以把它先作為一個引子，告訴大家我這個話題剛剛開頭，我還會組織一個小的調查隊繼續做調查，因為這是一個歷史難得的機會。中國已經找不到了，地主，富農，貧農，雇農已經找不到了。尼泊爾已經找到了，他是從小就被送到地主家裡去幹活的。我們叫半拉子，過去北方農區管小長工叫半拉子，這種半拉子一直在地主家裡幹，一直幹到壯漢。這種人在尼泊爾都可以找到。
千百年来农民“均田免赋”的梦想终于实现千百年來農民“均田免賦”的夢想終於實現
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农村改革的过程，不妨往前延伸一段。与其只看三十年改革，不如看六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这是农民打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又叫国内革命战争，或者是叫三次内战，或者是叫独立战争。你可以把它和美国内战比。我们这三次土地战争也是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战争。中国真真正在二十世纪上半页，更具有历史感的，就是三次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战争。农民追求的目的千百年来就是“均田免赋”四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历届领导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毛泽东1949年完成了土改，邓小平1978年完成了大包干。1996到1998年推进第二轮承包，提出三十年不变。政策上从第一轮土改到大包干，到第二轮承包，变成三十年不变，这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做的事情。进入当代以后，胡温新政，不仅强调三十年不变今后不再变了，形成了2003年出台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从2004年到2006年完成了农村梦想的第二个，就是免赋。自1978年推进这一轮的农村改革以来，我们终于完成了均田免赋的梦想。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战争，到现在我们农业的大政方针，这是国家在稳定条件下能够有所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我們看我們自己的農村改革的過程，不妨往前延伸一段。與其只看三十年改革，不如看六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這是農民打了三次土地革命戰爭，又叫國內革命戰爭，或者是叫三次內戰，或者是叫獨立戰爭。你可以把它和美國內戰比。我們這三次土地戰爭也是爭取民族獨立，民族解放的戰爭。中國真真正在二十世紀上半頁，更具有歷史感的，就是三次農民為主體的土地革命戰爭。農民追求的目的千百年來就是“均田免賦”四個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歷屆領導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毛澤東1949年完成了土改，鄧小平1978年完成了大包乾。 1996年到1998年推進第二輪承包，提出三十年不變。政策上從第一輪土改到大包乾，到第二輪承包，變成三十年不變，這是黨的三代領導集體做的事情。進入當代以後，胡溫新政，不僅強調三十年不變今後不再變了，形成了2003年出台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從2004年到2006年完成了農村夢想的第二個，就是免賦。自1978年推進這一輪的農村改革以來，我們終於完成了均田免賦的夢想。波瀾壯闊的土地革命戰爭，到現在我們農業的大政方針，這是國家在穩定條件下能夠有所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條件。
走出三农的困境需要两个“反哺”走出三農的困境需要兩個“反哺”
一般人一谈现在农村比较落后，主要问题就是没有把土地私有化，他们大概不太了解什么叫私有化。而且大多数城里人在谈论土地私有化的时候，隐含一点，如果你把土地私有化了，我就可以去买。现在的文件也主张扭转，这些法律都是主张扭转的。但是请别忘了，农地上的扭转是顺畅的，农地上的权属关系是正当的。同权不同利，同是所有权，政府也是所有权，集体也是所有权，没有同利，凭什么你强制？政府给开发商的权利叫使用权，集体给我的权利也叫使用权，凭什么你的使用权比我的使用权要大？我们却要把同权不同利的问题扩展到整个农权问题上来说事。你忘记了这一百多年来怎么经历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后来中国主要的一把手们如何稳定社会，稳定乡村。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革命以后形成的这一套相对稳定的制度，才使得中国这样一个多人口的国家，真正完成了工业化。更为主要的是，中华民族在被打了一百多年以后，当他不得不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在搞工业化的时候，他怎么站起来，怎么完成工业化，怎么能够凭着中国十几亿老百姓的艰苦奋斗，大家忘我的牺牲，凭着这种奋斗过程，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民族。他怎么复兴？这其实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话题很大，但是不妨说得稍微远一旦，归结到一点，其实是2005年胡锦涛作为国家主席，他当时提出的一个判断。他说我们改革之前，可以叫做工业化的初期阶段，那个时候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现在应该是两个反哺，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他做的阶段性的划分，我们应该归纳。我们怎么看待历史？历史就是当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国家为竞争基础的工业化的时候，早期是工业化的代价，由三农来承担了。到了当代，就得是两个反哺，新农村建设，在总结三十年改革的时候，不仅应该看到当年农民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还要看到当代的新农村建设。这三个重要的创造，应该叫做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创造。这么看我们就知道了，其实中国三农问题产生了工业化，因为农村承担了工业化的代价。现在要想化解三农的困境，我们要两个反哺。现在我们就能够客观的看待农业作为一个产业，农村作为一个群体的问题。一般人一談現在農村比較落後，主要問題就是沒有把土地私有化，他們大概不太了解什麼叫私有化。而且大多數城裡人在談論土地私有化的時候，隱含一點，如果你把土地私有化了，我就可以去買。現在的文件也主張扭轉，這些法律都是主張扭轉的。但是請別忘了，農地上的扭轉是順暢的，農地上的權屬關係是正當的。同權不同利，同是所有權，政府也是所有權，集體也是所有權，沒有同利，憑什麼你強制？政府給開發商的權利叫使用權，集體給我的權利也叫使用權，憑什麼你的使用權比我的使用權要大？我們卻要把同權不同利的問題擴展到整個農權問題上來說事。你忘記了這一百多年來怎麼經歷了三次土地革命戰爭，後來中國主要的一把手們如何穩定社會，穩定鄉村。中國經歷了大規模的革命以後形成的這一套相對穩定的制度，才使得中國這樣一個多人口的國家，真正完成了工業化。更為主要的是，中華民族在被打了一百多年以後，當他不得不按照西方國家的模式在搞工業化的時候，他怎麼站起來，怎麼完成工業化，怎麼能夠憑著中國十幾億老百姓的艱苦奮鬥，大家忘我的犧牲，憑著這種奮鬥過程，成為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偉大民族。他怎麼復興？這其實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我覺得這個話題很大，但是不妨說得稍微遠一旦，歸結到一點，其實2005年是年胡錦濤作為國家主席，他當時提出的一個判斷。他說我們改革之前，可以叫做工業化的初期階段，那個時候農業支援工業，農村支援城市。現在我們已經到了工業化的中期階段。現在應該是兩個反哺，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他做的階段性的劃分，我們應該歸納。我們怎麼看待歷史？歷史就是當中華民族追求民族國家為競爭基礎的工業化的時候，早期是工業化的代價，由三農來承擔了。到了當代，就得是兩個反哺，新農村建設，在總結三十年改革的時候，不僅應該看到當年農民的農村工業化，城鎮化，還要看到當代的新農村建設。這三個重要的創造，應該叫做黨領導下的農民群眾的創造。這麼看我們就知道了，其實中國三農問題產生了工業化，因為農村承擔了工業化的代價。現在要想化解三農的困境，我們要兩個反哺。現在我們就能夠客觀的看待農業作為一個產業，農村作為一個群體的問題。
邵颖波：因为我们上次谈话也谈到过反哺的问题。您感觉这几年，城市反哺农村也好，还是工业反哺农业也好。这件事应该谁来做？我觉得靠市场工业不大可能。包括国际上粮价涨跌，在粮食买卖的过程中，农民始终是得利最少了。通过市场经济自身是不行。这个东西谁来完成？或者是由谁来完成？邵穎波：因為我們上次談話也談到過反哺的問題。您感覺這幾年，城市反哺農村也好，還是工業反哺農業也好。這件事應該誰來做？我覺得靠市場工業不大可能。包括國際上糧價漲跌，在糧食買賣的過程中，農民始終是得利最少了。通過市場經濟自身是不行。這個東西誰來完成？或者是由誰來完成？
不能把农业完全交给市场不能把農業完全交給市場
温铁军：全世界正常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完全把农业交给市场。是因为农业不是一个纯粹可以放的市场领域。它具有相当重大的战略意义，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关系国家战略的。它不是一个完全可以交给市场的。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产生共识了。中国具有所有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共性，又这么短期内完成工业化，又完成资本扩张，更需要占领更多的资源，同时要推进城市化。农业的资源有限，人均资源在中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已经到了仅够维持生存尚且不足的地步了。靠农业完成生存，至少在国内三分之一的地区已经不太可能了。这种情况下，让它进市场，连资源条件都不足，怎么能够靠市场解决问题呢？当然不太可能了。溫鐵軍：全世界正常的國家，沒有一個是完全把農業交給市場。是因為農業不是一個純粹可以放的市場領域。它具有相當重大的戰略意義，是一個關係國計民生，關係國家戰略的。它不是一個完全可以交給市場的。這一點越來越多的人產生共識了。中國具有所有發展中人口大國的共性，又這麼短期內完成工業化，又完成資本擴張，更需要佔領更多的資源，同時要推進城市化。農業的資源有限，人均資源在中國三分之一的地區已經到了僅夠維持生存尚且不足的地步了。靠農業完成生存，至少在國內三分之一的地區已經不太可能了。這種情況下，讓它進市場，連資源條件都不足，怎麼能夠靠市場解決問題呢？當然不太可能了。
再看靠农业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国家有几个？全世界找不到几个。如果说靠大农业能够产生农业规模效应的。有，不超过十个。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只有不超过10个国家。就是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都是西方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所占领的别的民族的资源。如果说美国是农业现代化，你要先说清楚，这是欧洲殖民后裔的农业现代化。而原来美国的土著现在被圈着。欧洲因为自己的资源有限，掠夺了其他的四大大陆，占领了这些资源，屠杀了他们的人口。只说他推进了市场经济，不说他的掠夺，这不太全面。回到欧洲来看，到现在为止，欧洲有多少国家实现了农民经济？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的生产在欧洲，是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不是的。我常去欧洲。欧洲现在根本不是工业化。只有美国、加拿大是这样。你看看东亚，和中国国情相似的是东亚国家，日本、韩国、越南这些东亚地区。再看靠農業解決農民收入問題的國家有幾個？全世界找不到幾個。如果說靠大農業能夠產生農業規模效應的。有，不超過十個。世界上200多個國家只有不超過10個國家。就是美國，加拿大這些國家。這些國家都是西方在殖民擴張的過程中，所佔領的別的民族的資源。如果說美國是農業現代化，你要先說清楚，這是歐洲殖民後裔的農業現代化。而原來美國的土著現在被圈著。歐洲因為自己的資源有限，掠奪了其他的四大大陸，佔領了這些資源，屠殺了他們的人口。只說他推進了市場經濟，不說他的掠奪，這不太全面。回到歐洲來看，到現在為止，歐洲有多少國家實現了農民經濟？專業化，規模化，產業化的生產在歐洲，是不是我們今天想像的那樣？不是的。我常去歐洲。歐洲現在根本不是工業化。只有美國，加拿大是這樣。你看看東亞，和中國國情相似的是東亞國家，日本，韓國，越南這些東亞地區。
所以现在成功让农民有收入的国家，东亚只有日、韩、台是高度反哺。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拿钱，日韩农民的收入60%以上是来源于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第二个，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可以以合作社进入金融、保险、加工、购销、超市、餐饮、旅游、饭店，我们现在农民处处受限，不能进入的领域，只要合作社进入，政府一律开绿灯。条件只有一个，把你收入50%以上分配给加入合作社的农民。越是分散的小农经济，资源有限，越要靠政府优惠，除了财政的直接补贴，要帮助农民形成组织，这个组织就要把政府不给任何部门的优惠都要给农民。比如说银行问为什么不给我免税，要给农民免税？政府回答很简单，因为他是农民，尽管日本金融界、保险界都对这种保护有意见，但是日本政府就是这样保护，保护了一百年。在日本非常有意思，日本严禁外部主体进入农业。和我们现在的政策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鼓励外部有实力的人进入农业，捞一把再走。日本完全不是这样。这样才保护了日本的农业。你说优惠反哺，我们对于三农问题要给实惠。所以現在成功讓農民有收入的國家，東亞只有日，韓，台是高度反哺。兩個方面：一個是政府拿錢，日韓農民的收入60 ％以上是來源於政府的各種優惠政策。第二個，政府把農民組織起來，農民可以以合作社進入金融，保險，加工，購銷，超市，餐飲，旅遊，飯店，我們現在農民處處受限，不能進入的領域，只要合作社進入，政府一律開綠燈。條件只有一個，把你收入的50 ％以上分配給加入合作社的農民。越是分散的小農經濟，資源有限，越要靠政府優惠，除了財政的直接補貼，要幫助農民形成組織，這個組織就要把政府不給任何部門的優惠都要給農民。比如說銀行問為什麼不給我免稅，要給農民免稅？政府回答很簡單，因為他是農民，儘管日本金融界，保險界都對這種保護有意見，但是日本政府就是這樣保護，保護了一百年。在日本非常有意思，日本嚴禁外部主體進入農業。和我們現在的政策完全不一樣。我們現在鼓勵外部有實力的人進入農業，撈一把再走。日本完全不是這樣。這樣才保護了日本的農業。你說優惠反哺，我們對於三農問題要給實惠。
邵颖波：说到家就是政府来干？邵穎波：說到家就是政府來幹？
温铁军：说到家就是农民干，但是政府得给农民钱。当我们讲到今天的三农政策，讲到反哺的时候，我们要有看得着的政策反哺。更主要的是如何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进入农民有收入的领域。获取了收入以后，政府给予免税的优惠。才能够反哺到每一个参加者的身上。农民才能稳定，农业才不至于衰败。溫鐵軍：說到家就是農民幹，但是政府得給農民錢。當我們講到今天的三農政策，講到反哺的時候，我們要有看得著的政策反哺。更主要的是如何幫助農民組織起來，進入農民有收入的領域。獲取了收入以後，政府給予免稅的優惠。才能夠反哺到每一個參加者的身上。農民才能穩定，農業才不至於衰敗。
邵颖波：我从您的讲话中，也感觉到，我们说得多，做得少。做的责任肯定在政府身上。我记得前两年您自己干过的事就是帮农民卖大米。邵穎波：我從您的講話中，也感覺到，我們說得多，做得少。做的責任肯定在政府身上。我記得前兩年您自己幹過的事就是幫農民賣大米。
温铁军：那个时候我们先走一步，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已经卖得挺好，到处都来订货了。溫鐵軍：那個時候我們先走一步，現在已經沒有問題了，現在已經賣得挺好，到處都來訂貨了。
邵颖波：当时我们报道这个新闻，我曾经想给您打电话，温老师这样研究三农根本问题的人，也要做这些具体的事，我们认为这些事不是您这样的学者应该来承担责任，只是有一颗爱农民的心在那里。如果从三十年的角度来看，有若干个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我觉得大家讲免赋税，是三千年的梦想，这样说一点不过分。但是我仍然觉得不够。政府做得还是不够。像刚才您讲的反哺，可能并不是资金的投入，而是政策、法律和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如果你真的要把外面的资本限制住。地产的这些开发商们，如果他不是把土地这样便宜的掠走，转一圈就走。现在的无地农民也是很惨的，这些并不需要政府来管理，而是需要做好制度设计和监管。我个人认为农村不够强大。我们偶尔会想到，农业问题，去年和今年的经济形势，为什么国家的经济市场有比较陡然的变化，可能还是因为农村不稳定，底子不够。你是一个农业大国，有这么多的农民在这里，国家那么多东西投入在工业和第三产业上。汇率涨了，原材料涨了，通胀涨了，我们受的影响就比其他国家大。这是我觉得可能跟农村的不够强大也是有关联的。我们在想，这三十年变化很多，包括大量的农民流动，如果农村够强大的话，这些城里面的制造业出现问题了，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邵穎波：當時我們報導這個新聞，我曾經想給您打電話，溫老師這樣研究三農根本問題的人，也要做這些具體的事，我們認為這些事不是您這樣的學者應該來承擔責任，只是有一顆愛農民的心在那裡。如果從三十年的角度來看，有若干個突破，而且是歷史性的。我覺得大家講免賦稅，是三千年的夢想，這樣說一點不過分。但是我仍然覺得不夠。政府做得還是不夠。像剛才您講的反哺，可能並不是資金的投入，而是政策，法律和制度設計上的問題。如果你真的要把外面的資本限制住。地產的這些開發商們，如果他不是把土地這樣便宜的掠走，轉一圈就走。現在的無地農民也是很慘的，這些並不需要政府來管理，而是需要做好制度設計和監管。我個人認為農村不夠強大。我們偶爾會想到，農業問題，去年和今年的經濟形勢，為什麼國家的經濟市場有比較陡然的變化，可能還是因為農村不穩定，底子不夠。你是一個農業大國，有這麼多的農民在這裡，國家那麼多東西投入在工業和第三產業上。匯率漲了，原材料漲了，通脹漲了，我們受的影響就比其他國家大。這是我覺得可能跟農村的不夠強大也是有關聯的。我們在想，這三十年變化很多，包括大量的農民流動，如果農村夠強大的話，這些城裡面的製造業出現問題了，也不會有那麼大的影響。
大包干并不是农村改革的初衷大包乾並不是農村改革的初衷
温铁军：农民没有形成一个集体谈判的能力。农民形成集体谈判的能力，很多问题要好很多。社会代价要小很多。你越是让他没有集体谈判的能力，他越是变成分散的个体行为。往往会造成社会代价很大。我们现在出的一些社会性的事件。其实，每次都会发现，多少万人参加，这些人跟这个事情毫不相关。他因为参加，就是因为他长期作为一个个体，无法形成一个表达利益的途径。偶尔有这种引子，他就把它当作了一个表达的机会，而这个表达往往是负面的。越是不发达国最大弱势群体的组织，就越会导致社会代价、社会成本非常高。这是一个哲学上的道理，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当务之急，我个人认为，农业农村的组织化程度，是改革三十年来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的一个问题。不只是大包干就完了，这一点，当年搞大包干的时候，当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大包干的工作以后，当时我们所在的单位，叫中共中央书记处，也叫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当时我们的领导和我们讨论，大包干是目的吗？不是。当时管一号文件的副主任说大包干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是一种手段。大包干以后能不能建立农村经济体制的要求，取决于农民有没有适合市场发育的主体。如果一家一户就是市场的主体，历史上已经几千年了，你能够说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几千年了吗？今天的人们有很多说法，但是当年是很认真的在讨论大包干之后应该如何推进农村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当时提出要办实验区，提出分地区，不同的资源环境条件，不同的社会文化条件，有选择的办一批农村改革实验区。分散角色风险，分区突破。来实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那个阶段人们是比较客观、严肃、认真的看待大包干的问题。谁都没有说大包干就是目的。当时我们这些人中间比较著名的理论家，现在是北大的教授，他当时一个口号式的观点，使得所有人听了以后都为之一振，大包干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的问题更多。所以我们才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后来到这些年，似乎把大包干变成一个意识形态了。连20年前的水平都达不到，20年前都不认为这个东西到此为止。我认为84年大包干，05年就讨论，如何进一步开通城乡，那个时候在考虑如何推进城乡一体化。因此我们回顾改革三十年，大包干、农民按人以户为单位分的地，这并不是改革者的初衷，改革者的初衷是要在农民重新恢复了家庭自主经营权之后，如何进行组织创新和自主创新来提升农民的自主谈判地位，来维护农村的可维护的契约关系，这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这需要很多路走。如果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东西简单化、庸俗化，就无法推进改革。90年代以来，我们把某些提法固定了、教条化了以后，农村出的问题越来越多了。我曾经经常问大家，为什么八十年代没有三农问题？再进一步的推出一个问题，请问所有现在在中国存在的八千个集体经济的强村，真正的秘密是什么？他的秘密只有一个，自己把自己的资源资本化了。八十年代之所以不出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每年解决1700万以上的农民就业。到十年以后，城镇翻了十倍，乡镇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98年的时候，当时总结农村改革的时候，提出农村改革三大创造，家庭承包是其一，乡镇企业是第二，农村城镇化是第三。那个时候农村收入和城市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就是因为农村自主把土地、劳动力、资金这三要素在自己内部变成发展的源泉了。所以八十年代没有三农。这中间出了什么毛病？你把农民自己占有的资源用于工业化的道路挡住了。第一，所有的土地国家所有。97年的时候，国家土地管理局，我跟他们一起下乡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必须把农民的土地变为国有，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土地的同权不同利，他强调我的所有权大于你。所有权是不一样的。今天剩下的8000个强村，都是仍然维持着本村把自己本村的资源变成了资源。内部把收入分配了，就变成了强村。发达国家80%的工业用地全都不是被政府征占，只要政府征占，就不能发展。80年代有几个点，三要素留在农村，90年代流出农村。你要把三要素抽走了，就是娘被霸占，爹跑了，儿子本来就不孝。一方面在促进三要素流出，一方面说要加强它，这不是让人感觉很荒谬的说法吗？所以，80年代的经验是宝贵的。90年代农村出问题的原因就是三要素流出了。政府现在加大力度解决农村资金问题，现在开始往回送资金了，要求金融部门必须保证农村的金融需求。溫鐵軍：農民沒有形成一個集體談判的能力。農民形成集體談判的能力，很多問題要好很多。社會代價要小很多。你越是讓他沒有集體談判的能力，他越是變成分散的個體行為。往往會造成社會代價很大。我們現在出的一些社會性的事件。其實，每次都會發現，多少萬人參加，這些人跟這個事情毫不相關。他因為參加，就是因為他長期作為一個個體，無法形成一個表達利益的途徑。偶爾有這種引子，他就把它當作了一個表達的機會，而這個表達往往是負面的。越是不發達國最大弱勢群體的組織，就越會導致社會代價，社會成本非常高。這是一個哲學上的道理，是一個辯證的關係。當務之急，我個人認為，農業農村的組織化程度，是改革三十年來我們需要認真反思的一個問題。不只是大包乾就完了，這一點，當年搞大包乾的時候，當全國范圍內完成了大包乾的工作以後，當時我們所在的單位，叫中共中央書記處，也叫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當時我們的領導和我們討論，大包乾是目的嗎？不是。當時管一號文件的副主任說大包乾嚴格意義上來說只是一種手段。大包乾以後能不能建立農村經濟體制的要求，取決於農民有沒有適合市場發育的主體。如果一家一戶就是市場的主體，歷史上已經幾千年了，你能夠說中國已經進入市場經濟幾千年了嗎？今天的人們有很多說法，但是當年是很認真的在討論大包乾之後應該如何推進農村的組織建設和制度建設。當時提出要辦實驗區，提出分地區，不同的資源環境條件，不同的社會文化條件，有選擇的辦一批農村改革實驗區。分散角色風險，分區突破。來實現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那個階段人們是比較客觀，嚴肅，認真的看待大包乾的問題。誰都沒有說大包乾就是目的。當時我們這些人中間比較著名的理論家，現在是北大的教授，他當時一個口號式的觀點，使得所有人聽了以後都為之一振，大包乾解決的問題，遠不如它引發的問題更多。所以我們才要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後來到這些年，似乎把大包乾變成一個意識形態了。連20年前的水平都達不到， 20年前都不認為這個東西到此為止。我認為84年大包乾， 05年就討論，如何進一步開通城鄉，那個時候在考慮如何推進城鄉一體化。因此我們回顧改革三十年，大包乾，農民按人以戶為單位分的地，這並不是改革者的初衷，改革者的初衷是要在農民重新恢復了家庭自主經營權之後，如何進行組織創新和自主創新來提升農民的自主談判地位，來維護農村的可維護的契約關係，這才是市場經濟的基礎。這需要很多路走。如果我們把這一系列的東西簡單化，庸俗化，就無法推進改革。 90年代以來，我們把某些提法固定了，教條化了以後，農村出的問題越來越多了。我曾經經常問大家，為什麼八十年代沒有三農問題？再進一步的推出一個問題，請問所有現在在中國存在的八千個集體經濟的強村，真正的秘密是什麼？他的秘密只有一個，自己把自己的資源資本化了。八十年代之所以不出三農問題，在八十年代中後期，每年解決1700萬以上的農民就業。到十年以後，城鎮翻了十倍，鄉鎮工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 98年的時候，當時總結農村改革的時候，提出農村改革三大創造，家庭承包是其一，鄉鎮企業是第二，農村城鎮化是第三。那個時候農村收入和城市收入差距迅速縮小。就是因為農村自主把土地，勞動力，資金這三要素在自己內部變成發展的源泉了。所以八十年代沒有三農。這中間出了什麼毛病？你把農民自己佔有的資源用於工業化的道路擋住了。第一，所有的土地國家所有。 97年的時候，國家土地管理局，我跟他們一起下鄉的時候，他們說我們必須把農民的土地變為國有，這個時候開始出現了土地的同權不同利，他強調我的所有權大於你。所有權是不一樣的。今天剩下的8000個強村，都是仍然維持著本村把自己本村的資源變成了資源。內部把收入分配了，就變成了強村。發達國家80 ％的工業用地全都不是被政府征占，只要政府征占，就不能發展。 80年代有幾個點，三要素留在農村， 90年代流出農村。你要把三要素抽走了，就是娘被霸占，爹跑了，兒子本來就不孝。一方面在促進三要素流出，一方面說要加強它，這不是讓人感覺很荒謬的說法嗎？所以， 80年代的經驗是寶貴的。 90年代農村出問題的原因就是三要素流出了。政府現在加大力度解決農村資金問題，現在開始往回送資金了，要求金融部門必須保證農村的金融需求。
邵颖波：我听他们说了一句话，林毅夫到世界银行当行长去了，这就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标志。邵穎波：我聽他們說了一句話，林毅夫到世界銀行當行長去了，這就是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功標誌。
温铁军：但是林毅夫确实是1999年，当时我当面听他讲，要解决内需问题，就需要靠加强对农村的投入。早在2002年末，胡锦涛总书记准备解决三农问题的时候，三农村建设的基本内涵已经有了。到2005年提出两个反哺。财政的新增收入主要用在县以下，投入到农村。第二个投入，国家支农资金要用在村以下，不是给部门、不是给公司，是给农民。修条路，挖个田，这些钱要投到村以下。第一条基本上做到了，温家宝这一段时间大张旗鼓的推进这个事情。第二条基本没有做到，因为部门利益太强，哪个部门都不同意，所以国家支农资金现在还是十几个部委分盘子，分了以后以自己部门名义下达。第一项相当一部分送到农村去了，现在每年增加几百个亿，总量是四五千亿。方方面面的投入下去了。这还是比较到位的。第二个要解决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解决农民的需求问题。这些相差很远，有一些起到相反的作用。部门得到这个资金，自己丢了一部分，吃喝玩乐一部分，为了说我这个资金下去了，要你这个地方配套，你不是要修路吗？配套35%，到了村里面，村里面负债，于是乡镇负债因为政府面的投入而相应增加。方方面面还有很多。所以，只有农民联合起来，真正有了集体谈判的能力了，事才能解决。溫鐵軍：但是林毅夫確實是1999年，當時我當面聽他講，要解決內需問題，就需要靠加強對農村的投入。早在2002年年末，胡錦濤總書記準備解決三農問題的時候，三農村建設的基本內涵已經有了。到2005年的年提出兩個反哺。財政的新增收入主要用在縣以下，投入到農村。第二個投入，國家支農資金要用在村以下，不是給部門，不是給公司，是給農民。修條路，挖個田，這些錢要投到村以下。第一條基本上做到了，溫家寶這一段時間大張旗鼓的推進這個事情。第二條基本沒有做到，因為部門利益太強，哪個部門都不同意，所以國家支農資金現在還是十幾個部委分盤子，分了以後以自己部門名義下達。第一項相當一部分送到農村去了，現在每年增加幾百個億，總量是四五千億。方方面面的投入下去了。這還是比較到位的。第二個要解決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問題，解決農民的需求問題。這些相差很遠，有一些起到相反的作用。部門得到這個資金，自己丟了一部分，吃喝玩樂一部分，為了說我這個資金下去了，要你這個地方配套，你不是要修路嗎？配套35 ％ ，到了村裡面，村裡面負債，於是鄉鎮負債因為政府面的投入而相應增加。方方面面還有很多。所以，只有農民聯合起來，真正有了集體談判的能力了，事才能解決。
邵颖波：我听过他们讲一个案例。财政拿了一笔钱要求下面配套，配好几次，他的钱始终不出去。把底下搜得是一根一根肋骨拔掉了。邵穎波：我聽過他們講一個案例。財政拿了一筆錢要求下面配套，配好幾次，他的錢始終不出去。把底下搜得是一根一根肋骨拔掉了。
温铁军：最少的是给百分之十几。溫鐵軍：最少的是給百分之十幾。
新农村政策是中国稳定增长的国家战略新農村政策是中國穩定增長的國家戰略
邵颖波：新农村正式实施已经几年了？邵穎波：新農村正式實施已經幾年了？
温铁军：2005年提出，2006年实施，现在已经有两年了。溫鐵軍： 2005年提出， 2006年實施，現在已經有兩年了。
邵颖波：您的评价是怎么样的？邵穎波：您的評價是怎麼樣的？
温铁军：我的评价是，新农村政策总体上是一个国家战略。用新农村建设国家主导投入来扩大资产值，来增加乡镇或者是县级城关镇的基本需求。以此来维持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不使中国在国际经济发生危机的压力下，出现大的波动。它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国家战略。我把它叫做打造第二资产值，以国家为农村基本建设大规模的投入，带动工业建设和经济发展。溫鐵軍：我的評價是，新農村政策總體上是一個國家戰略。用新農村建設國家主導投入來擴大資產值，來增加鄉鎮或者是縣級城關鎮的基本需求。以此來維持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不使中國在國際經濟發生危機的壓力下，出現大的波動。它是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國家戰略。我把它叫做打造第二資產值，以國家為農村基本建設大規模的投入，帶動工業建設和經濟發展。
邵颖波：我也希望最后变成您说的这样一个新农村建设。农村这么多年来，经常是有一些新口号，到农村去，一两年之内他们还没有认为这是新的。在谈三十年的时候，好多人还是为了看以后。三十年以后国家层面，宏观经济，今年、明年，以后若干年，工业怎么样，我们今天都要谈。未来您觉得中国农村重要的趋势是什么？邵穎波：我也希望最後變成您說的這樣一個新農村建設。農村這麼多年來，經常是有一些新口號，到農村去，一兩年之內他們還沒有認為這是新的。在談三十年的時候，好多人還是為了看以後。三十年以後國家層面，宏觀經濟，今年，明年，以後若干年，工業怎麼樣，我們今天都要談。未來您覺得中國農村重要的趨勢是什麼？
农村问题中国可以参照日韩模式農村問題中國可以參照日韓模式
温铁军：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发展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它可比的是另外一个发展中人口很多的国家印度。所以我们不能说，当讨论未来前景的时候，拿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来作为中国的参照。我们将来是不是可以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不要那么比，那么比不可能有前景。第一，我们要比，比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这个圈里面，没有成功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可参照、可借鉴的经验，摸石头过河，摸到这里一片黑暗。接着，我们另外一个可比的就是东亚的同属于小农经济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中国自己、中国台湾、越南这些国家和地区。唯一的可借鉴的就是日韩台的综合农村模式加上国家投入的新工业，这些是稳定农村进而稳定国家的战略。在六十年代，韩国和日本，包括中国台湾，开始推进他的不同名目建设的时候，中国也在推进农民改变。那些国家相对小，人口总量只及中国一个小省或者是大省的一半。所以他们能够在十年到二十年这么一个阶段里面，基本上完成农村的公共建设，使得农民三通到村，人家是三通到户。农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于是内需上来了，经济稳定了。溫鐵軍：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是發展中人口最多的國家。它可比的是另外一個發展中人口很多的國家印度。所以我們不能說，當討論未來前景的時候，拿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美發達國家來作為中國的參照。我們將來是不是可以像歐美發達國家那樣？不要那麼比，那麼比不可能有前景。第一，我們要比，比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大國。這個圈裡面，沒有成功的經驗，對我們來說，可參照，可借鑒的經驗，摸石頭過河，摸到這裡一片黑暗。接著，我們另外一個可比的就是東亞的同屬於小農經濟的國家。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自己，中國台灣，越南這些國家和地區。唯一的可借鑒的就是日韓台的綜合農村模式加上國家投入的新工業，這些是穩定農村進而穩定國家的戰略。在六十年代，韓國和日本，包括中國台灣，開始推進他的不同名目建設的時候，中國也在推進農民改變。那些國家相對小，人口總量只及中國一個小省或者是大省的一半。所以他們能夠在十年到二十年這麼一個階段裡面，基本上完成農村的公共建設，使得農民三通到村，人家是三通到戶。農民的生產生活得到了比較大的改善，於是內需上來了，經濟穩定了。
日本韩国都非常有意思，在东南亚地区，无论是印度尼西亚还是泰国，一场金融危机打得爬下来好几年恢复不过来。现在都很难说恢复。但是日本90年代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急，到现在十几年来，但是日本现在有经济下降吗？有就业下降吗？有收入下降吗？都没有。就是因为他早年搞的这一套使得日本区域经济综合发展。地方经济、城镇经济、中小企业是日本经济非常重要的一条腿，撑着日本不出现下滑。因此，尽管他可以零增长，但是日本不出现社会矛盾，大多数情况下日本是平稳的。就是因为他内需始终平稳，人民生活水平始终不下降。东亚可比的就是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一定是以极大的关注和投入去发展地方、发展农村。而不是少数几个点。某一个大城市已经超前现代化，可以跟美国、北美相比，几个外国元首来看，跟我们一样了。不是这样的。日本韓國都非常有意思，在東南亞地區，無論是印度尼西亞還是泰國，一場金融危機打得爬下來好幾年恢復不過來。現在都很難說恢復。但是日本90年代發生大規模經濟危急，到現在十幾年來，但是日本現在有經濟下降嗎？有就業下降嗎？有收入下降嗎？都沒有。就是因為他早年搞的這一套使得日本區域經濟綜合發展。地方經濟，城鎮經濟，中小企業是日本經濟非常重要的一條腿，撐著日本不出現下滑。因此，儘管他可以零增長，但是日本不出現社會矛盾，大多數情況下日本是平穩的。就是因為他內需始終平穩，人民生活水平始終不下降。東亞可比的就是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一定是以極大的關注和投入去發展地方，發展農村。而不是少數幾個點。某一個大城市已經超前現代化，可以跟美國，北美相比，幾個外國元首來看，跟我們一樣了。不是這樣的。
邵颖波：今年的形势骤然变化，跟你说的是一个意思。邵穎波：今年的形勢驟然變化，跟你說的是一個意思。
温铁军：农村问题我们可以参照的是日韩模式，按照日韩模式来重整农村的经济基础，我们有可能使农村相对稳定，国家的发展逐渐向好。溫鐵軍：農村問題我們可以參照的是日韓模式，按照日韓模式來重整農村的經濟基礎，我們有可能使農村相對穩定，國家的發展逐漸向好。
邵颖波：我认识一个人，像您一样努力的，应该算是您的学生吧，是瑞安的。邵穎波：我認識一個人，像您一樣努力的，應該算是您的學生吧，是瑞安的。
温铁军：不是我的学生，他是副市长。溫鐵軍：不是我的學生，他是副市長。
邵颖波：他也一直在按照这个。日韩和台湾的，他们都在做。他跟我讲过，他跟您汇报过，而且他的创新在这个领域引起一点故事。我曾经跟他聊的时候，他认为他有一套完整的设计。另外，他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他认为瑞安这个地方各方面条件都很好。可能比较利于他们搞创新性的研究。其实农村的问题还是相当的难。邵穎波：他也一直在按照這個。日韓和台灣的，他們都在做。他跟我講過，他跟您匯報過，而且他的創新在這個領域引起一點故事。我曾經跟他聊的時候，他認為他有一套完整的設計。另外，他找到一個比較好的地方。他認為瑞安這個地方各方面條件都很好。可能比較利於他們搞創新性的研究。其實農村的問題還是相當的難。
温铁军：根本问题不在于农民的问题，而在于现在部门和资本下乡以后形成的资本结构，要想让政府调控现有利益集团博弈的格局是很难的。曾经在瑞安搞三农一体，我也曾经支持了，但是也捏了一把汗，必须从上面搞大部制，所有的部门集合成一个大的门类，你才能打掉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我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做过一次节目。当时是直播，我说话比较谨慎。主持人问我你怎么看现在中央的新农村政策？我说的是任重道远。因为以往的很多问题太复杂，重要内容就是条块分割。现在当务之急不是农民有什么，当务之急是部门有什么。溫鐵軍：根本問題不在於農民的問題，而在於現在部門和資本下鄉以後形成的資本結構，要想讓政府調控現有利益集團博弈的格局是很難的。曾經在瑞安搞三農一體，我也曾經支持了，但是也捏了一把汗，必須從上面搞大部制，所有的部門集合成一個大的門類，你才能打掉部門之間的條塊分割。我曾經在中央電視台做過一次節目。當時是直播，我說話比較謹慎。主持人問我你怎麼看現在中央的新農村政策？我說的是任重道遠。因為以往的很多問題太複雜，重要內容就是條塊分割。現在當務之急不是農民有什麼，當務之急是部門有什麼。
邵颖波：一谈三农问题，不管怎么样笑脸进来，都是很严肃的出去。邵穎波：一談三農問題，不管怎麼樣笑臉進來，都是很嚴肅的出去。
温铁军：我从来没有悲观过。溫鐵軍：我從來沒有悲觀過。
邵颖波：我开始提出两个问题，您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差不多解答了。没有让您说的尼泊尔之行的感受，尼泊尔再重复之前六十年中国的感受，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什么？他们可以从中国借鉴什么？邵穎波：我開始提出兩個問題，您在這個過程中已經差不多解答了。沒有讓您說的尼泊爾之行的感受，尼泊爾再重複之前六十年中國的感受，我們可以幫助他們什麼？他們可以從中國借鑒什麼？
温铁军：当我们研究解放前土改的时候，中国在很多地区因为人口膨胀，资源有限，并不存在大地主，中国有大地主的地方很少。大部分村里面只有一点中农、富农，或者是小土地出租。现在在尼泊尔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因为他是一个山谷，他的土地可耕地有限，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中部的丘陵地区，所以，搞土改本身资源是有限的，如果不平均分配，老百姓连基本温饱都做不到。我们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上，人均耕地资源有限，如果不平均分配的话，老百姓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做不到。如果不是东亚模式的平均分配，很难做到保证基本分配。这是一个感受，觉得历史再现了。第二个感受，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南亚的地缘政治范围。如果我们还是认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说法是成立的。我们看到南亚的发展困境，在于他照办殖民主义留下的上层建筑的时候，一定会反作用于一片小农经济的基础，使得农村很难再有所发展。尽管那些人会像英国人一样喝下午茶，但是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改制，是百无一用的。同理，他们提出的南亚模式，叫做设定一个上限，超过上限的部分由政府赎买。我跟地主聊的时候，我问他你担心不担心土改，他说我不担心，我家里现在五口人，政府设定的上限，我把土地重新登记到五口人的名下，不到上限。比如说他有十来个佃户，他们给他种地，他只是分到子女的名下而已。今天在尼泊尔，当金融议会政治的时候，反对的右翼政党提出土改必须合法，你们原来搞土地革命的时候，从地主手里拿下的土地必须还给地主。要求按南亚的殖民者留下的上层建筑中派生出来的设计上限的模式来进行土改，这是没有哪一个南亚国家能够成功的根本。你以为你科学、合法了，但是其实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次他们又要调整所谓的合法、科学的土改，这个时候我觉得值得我们注意观察，看看他这种科学的合法的土改是怎么样的。我们不能对人说三道四，我们只是研究人员，我们看看、观察观察到底是怎么样。溫鐵軍：當我們研究解放前土改的時候，中國在很多地區因為人口膨脹，資源有限，並不存在大地主，中國有大地主的地方很少。大部分村裡面只有一點中農，富農，或者是小土地出租。現在在尼泊爾的一個地方你可以看到，因為他是一個山谷，他的土地可耕地有限，主要集中在南部和中部的丘陵地區，所以，搞土改本身資源是有限的，如果不平均分配，老百姓連基本溫飽都做不到。我們三分之一的國土面積上，人均耕地資源有限，如果不平均分配的話，老百姓連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做不到。如果不是東亞模式的平均分配，很難做到保證基本分配。這是一個感受，覺得歷史再現了。第二個感受，因為他們都是屬於南亞的地緣政治範圍。如果我們還是認為馬克思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就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些說法是成立的。我們看到南亞的發展困境，在於他照辦殖民主義留下的上層建築的時候，一定會反作用於一片小農經濟的基礎，使得農村很難再有所發展。儘管那些人會像英國人一樣喝下午茶，但是他們對於整個國家的改制，是百無一用的。同理，他們提出的南亞模式，叫做設定一個上限，超過上限的部分由政府贖買。我跟地主聊的時候，我問他你擔心不擔心土改，他說我不擔心，我家裡現在五口人，政府設定的上限，我把土地重新登記到五口人的名下，不到上限。比如說他有十來個佃戶，他們給他種地，他只是分到子女的名下而已。今天在尼泊爾，當金融議會政治的時候，反對的右翼政黨提出土改必須合法，你們原來搞土地革命的時候，從地主手裡拿下的土地必須還給地主。要求按南亞的殖民者留下的上層建築中派生出來的設計上限的模式來進行土改，這是沒有哪一個南亞國家能夠成功的根本。你以為你科學，合法了，但是其實是不可能成功的。這一次他們又要調整所謂的合法，科學的土改，這個時候我覺得值得我們注意觀察，看看他這種科學的合法的土改是怎麼樣的。我們不能對人說三道四，我們只是研究人員，我們看看，觀察觀察到底是怎麼樣。
邵颖波：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研究三农问题能够研究到土改上。我们都跑欧洲和日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改革模仿对象，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到一个雪山小王国去。您的想法很有意思。邵穎波：我們從來沒有想過研究三農問題能夠研究到土改上。我們都跑歐洲和日韓，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改革模仿對象，但是從來沒有想過要到一個雪山小王國去。您的想法很有意思。
温铁军：我更关注发展中国家。溫鐵軍：我更關注發展中國家。
邵颖波：好几天没有聊农村问题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邵穎波：好幾天沒有聊農村問題了。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
温铁军：好。谢谢。溫鐵軍：好。謝謝。
(to be translatated) Historical rural land reform in China （將translatated ）農村土地的歷史在中國改革
Last modified on 2008-10-06 10:47:53 GMT. 最後修改於08年10月六日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0點47分53秒。 3 comments 3評論 . 。 Top 頂端 . 。http://www.cnstock.com/jryw/2008-09/08/content_3649461.htm
中国目前已经迈入统一地权的历史性门槛。中國目前已經邁入統一地權的歷史性門檻。
9月中旬，记者从可靠渠道获悉，《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已经正式列入将于10月份举行的中央重要会议的立法规划，农村建设用地管理将会出现转折性变革。据悉，在此次会议上确定的关于修改土地制度的核心就在改革征地制度上。 9月中旬，記者從可靠渠道獲悉， “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已經正式列入將於十月份舉行的中央重要會議的立法規劃，農村建設用地管理將會出現轉折性變革。據悉，在此次會議上確定的關於修改土地制度的核心就在改革徵地制度上。
“从决策层面上来讲，大家已经对这次土地改革充满信心，而此次改革也将对中国的房地产、城镇化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從決策層面上來講，大家已經對這次土地改革充滿信心，而此次改革也將對中國的房地產，城鎮化等方面帶來巨大的影響。 ”一位知情人士對記者說。
“统一地权”起步 “統一地權”起步
“土地改革之路依然很漫长，但是它已经走出了第一步。”上述知情人士说。
据他透露，在今年10月的这次重要会议上，立法热点将是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流转为重点的《土地管理法》的修改，而此次修改将主要依据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28号文件，在这个《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强调，“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村庄、集镇、建制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依法流转。”
“可以看出，早在4年前，国务院就已经为土地相关法律的修改和制定做了铺垫，而此次土地法律的修改也将在28号文件之下进行，这是个底线。”上述人士对记者说。
据他透露，此次土地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在保持关于现行国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建立起城市与农村不同的土地拥有统一使用权的体系，要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确保为法定不动产，其转让过程也要按照不动产进行转让，而由此也将形成全国统一的土地使用权法律体系，将体现平等性、有偿性、期限性。
在实行的具体方式上，此次改革可能将遵循“总体保障、分期实现”的原则，就是将通过法律的修改来实现农民住房和农村建设用地的商品化，将用分重点、分区域、分期的方式来进行三步走，而在此基础上，耕地政策仍然保持现有法律不变。
难在利益平衡
据记者了解，“统一地权论”最早的提出者是知名经济学者武建东，他21年前在国务院的房改办工作，按照他的说法，那时的主要工作是解决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盖房子缺钱的问题。
“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将城镇和村级住宅一体化流通，也没有考虑到土地市场的重要，现在看来，一体化土地改革是一个绕不开的节点。”武建东对记者说。
一个原因是，我国目前已经进入高速的现代化阶段，而此时所需要的建设用地量比以往翻倍增长。来自国土资源部的信息表明，我国现在能利用的建设性土地大约在500万平方公里，而其中农村、园地、林地等面积占到近70%，广阔的农村集体用地将是新增的国有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但如何转化一直是一个难题。
“在过去，有的地方政府以廉价的征地方式解决建设开发使用，造成了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如何以一种公平的方式来平衡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此次改革中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央党校研究室专家曹新对记者表示。
在武建东看来，这个过程可以通过土地使用权的直接流转和买卖来解决。据他分析，目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有两个使用主体，一是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工业化，这种建设用地的使用已经远远超出我国目前的土地管理系统的监管，正成为我国农村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这种转化过程被称之为土地流转；另一个是城市化建设对郊区土地的征用，而这也是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城市采取的一种模式，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这被称之为买卖。
据国土部门的统计显示，目前农民的住房面积在200多亿平方米(约合0.3亿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面积是4亿亩，按照武建东的说法就是将这两块内容直接转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
“这200多亿平方米的住宅如果按照村镇的平均800元的成本造价计算，价值是20万亿元人民币，而4亿亩的农村建设用地的价值也在10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如果实现了这一计划，那么农民的财产将体现真正价值，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也将重新构架。”武建东说。
曹新在日前对全国百强县昆山的调研中发现，在这个外资和民营经济都异常发达的地方，有不少农民以村级为单位与企业签订了土地使用协议，一些农民选择了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加入企业，分享企业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在年终的时候可以享受企业的分红；另一些农民则选择了一次性补偿。
在曹新看来，推行地权统一的最大阻力还来自于地方政府。他分析，在过去，一些县级市没有独自收税的权力，在上缴国家利税后才能留取一部分资金做财政用，但这些钱远不够维持开销，因此对农民进行征地，再卖给企业一直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如果地权统一了，农民的土地直接进入市场了，那也就等于绕过了地方政府，这必将遭到一些地方政府的反对。”
重庆试点之鉴
在此前，重庆的农地流转试点已经展开一年多。早在去年年初，试点就在重庆九龙区展开，而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体系。据记者了解，目前重庆在探索土地流转方面有三种方式，分别是在不改变其农业用地的性质下，对经营方式进行调整；集中配置宅基地等非农业用地资源，来释放更多的非农用地；如果可由农业用地改为城市用地，为征地动迁的农民将获得现金＋股份补偿。
重庆九龙坡区农业系统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在该区进行农地流转试点中，采取的主要是“住房换宅基地、社保换承包地”模式，而经过这一模式，就可将农地转换成城市建设用地，而当地政府则向农民提供新建设的集中居住区以及一次性的资金补贴。而农民退出的承包地将由各村的土地流转服务站统一管理和经营，在此方面所产生的收益80%归退出农民所有，20%将用于退出者的社保投入。
此外，九龙坡区政府还在去年出台了《九龙坡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试行办法》，建立了土地流转风险保障、土地承包仲裁等相关制度，各镇设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各村设立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站，承担土地流转供求登记，代表村民协商价格、签订合同等职能。
记者从重庆九龙坡区农林水利局了解到，目前在九龙坡区成立镇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10个，镇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中心10个，村设立农村土地承包流转服务站92个。通过这些机构的运作，目前该区流转土地面积4.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0.3%，而目前这一串儿数字还在不断变大。
“这些机构将会为农民出让土地的一系列过程服务，包括从转让意向到最后的法律纠纷都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解决。”水利局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
但农地流转试点也非一帆风顺。
一位参与此次课题调研的专家告诉记者，在重庆等地进行的土地流转过程中，关于土地租金和房屋赔偿金的定价上，农民并没有话语权，一直处于被动的接受过程，“很多流转依然不属于市场行为，和官方征用土地区别并不是很大。”
据该专家说，在重庆九龙坡进行的农地流转中，农民的土地租金是按照农民的种粮收入的标准来计算的，一般每亩在1000元到1500元之间，而房屋的拆迁补偿标准大都在200元每平方米左右，“这个定价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土地的价值每年都在增高，而农民却不能参与土地升值的收益分配。”
一个现实是，有些农民在参与流转加入社保之后，每个月大概只能拿到300多元，生活水平还比原先出现了下降的情况。“这说明，重庆模式并不能完全作为地权统一过程中的标本，它还有很多有待于完善的地方。”上述参与调研的专家说。(中国经营报)
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Last modified on 2008-10-07 06:25:05 GMT. 1 comment . Top .中国农村将彻底走上菲律宾道路
李昌平
2008-10-06 新浪网 新民网
原文：http://news.sina.com.cn/pl/2008-10-06/154116403277.shtml
锦涛同志今天去了安徽小岗村，肯定了小岗村当年“求温饱”——“分田单干”的历史贡献，对小岗村前年以来“奔小康”——“重走合作路”一字未提。全国人民都知道小岗村“重走合作路”了，锦涛同志不知道？安徽的同志和锦涛同志的随行人员都不知道？
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将再次讨论农村改革，从锦涛同志的在小岗村的讲话中可知今后农村改革的方向了——推进土地“永包制”，加大土地流转，方便资本下乡，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
“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不可能增加农民收入
我党最近几年的几个一号文件，始终都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核心目标。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呢？一号文件的核心措施就是发展现代农业。什么是现代农业呢？一号文件中所指的现代农业就是“公司＋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措施就是农民将土地“流转”给公司，让农民做农工或“股东”。
发展“公司＋农户”的现代农业真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是不可以的！从理论上讲，“公司＋农户”的结果，就是农民被迫从加工业、运输业、流通业、储藏业、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农村金融、土地“农转非”收益等领域退出，让位于资本家，农民只能搞种植业和养殖业，甚至养殖业都不能搞了，如养猪和养奶牛就正在迫使农民逐步退出——公司化养殖。这样的农业现代化，结果只能是农民只获得种植业和少量养殖业收入了，农民收入会随着所谓的农业现代发展而下降。从实践上讲，最近一些年，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主要是劳务收入，扣除农民家庭的“农民工”收入，农民收入是下降的，这有国家统计局的权威数据证明。严格来讲，“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其收入是不应该统计在农民收入之中的。那就是说，中央最近几年通过“公司＋农户”——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入的努力是完全失败的！
我党200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扩大。这其实也证明中央最近几年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失效的。
没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不是检讨农业现代化——“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却认为是土地流转不畅，导致农业现代化——“公司＋农化”——资本下乡的步伐太慢。所以，我党10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为“资本下乡”开路。这样的想法，和上个世纪30年代的菲律宾是一样的。
菲律宾衰落与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菲律宾经历了3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典范”，现代化水平仅次于日本。在菲律宾快速发展时期，香港、台湾、南北韩的大量劳动力输出到菲律宾就业。
但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政局不稳，人民生活日趋艰难。今天的菲律宾，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10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总计约800万人在海外打工，仅在香港就有70万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菲律宾女佣。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亚洲的新典范。
菲律宾的日益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的快速发展，原因也许是非常复杂的，但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对待农民、农村和农业。在学界，很多人都在研究中国“拉美化”的问题，却很少有人将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得出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在人口密集、农民占多数、人均资源少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到底该走什么道路？中国是该学欧美？日本？还是菲律宾？这是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菲律宾与日韩台：不同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结局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宾。在美国的影响下，菲律宾师从美国，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精英阶层坚定认为，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必须依靠资本的力量改造小农和农村。
在菲律宾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主导和支持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的金融保险、土地交易、农产品加工、流通、仓储、生产资料生产和销售、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等诸多领域。农民只能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大量自耕农和佃农在大公司的挤压下破产，被迫失去土地做资本家的农业工人。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
但随着韩战的结束和冷战的趋缓，城市的就业岗位增长下降，进城的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军人走上政治舞台，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反过来失业更加严重，以致恶性循环。菲律宾的劳动力源源不断输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及世界各地，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真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啊！
在菲律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了五个快速转变：农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快速转变成了工人问题，失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社会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快速转变成了政治问题，国内城乡矛盾快速转变成了国际贸易摩擦。
应该说上述五个转变，导致菲律宾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和冲突，政治出现严重腐败和对抗，经济完全受制于国外。基于菲律宾上述情况，很多研究菲律宾的人都认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错误，是导致菲律宾由“亚洲典范”走向“亚洲病夫”的主要原因之一。
菲律宾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曲折之后，认识到了本国现代化道路的错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期开始，以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为师，收购土地资本家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和流民，这项改革至今还没有结束。这是多大的一个弯路啊！
在菲律宾走向衰落的同时，同样是人多地少、且同属美国势力范围的日韩和我国台湾却迅速崛起。当然，菲律宾走向衰落和日、韩及我台湾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日韩及我国台湾选择了和菲律宾完全不同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日本模式”，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日本模式”不是依靠资本改造和消灭小农，而是在土改的基础上，在限制大资本下乡的同时，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建立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农协，变传统小农为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包括金融保险在内的农村经济都由农民协会主导发展，农民不仅分享种植业、养殖业的收益，几乎分享了农村金融保险、加工、流通储藏、市场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农产品超市和土地“农转非”等诸多方面的绝大部分收益。
日韩和我国台湾限制大资本下乡，大约经历了数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有限制地准许大资本下乡是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组织化的现代小农”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地转移只许在农民之间进行，没有出现过小农在短期内大量破产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更不是被迫的，进城的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农民的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是基本相当的。
日韩和我国台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逐步减少，但没有出现农民工问题；农村经济比例逐步下降，但没有出现农民贫困问题；城市化、工业化高速发展，但基本没有出现污染和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在日韩和我国台湾崛起的过程中，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政局稳定。
比较菲律宾和日韩及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日韩和我国台湾道路是有效的。并能达成一些共识：
首先，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选择对全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劳动力价格会非常低，虽然有利“吸引外资”，但内需会严重不足，国家经济自主性不强，社会和环境等问题也会非常多，风险是非常高的。如果选择小农合作(组织化)发展道路，农民自主非农化，农民和工人收入会同步增长，内需会随着发展而扩大，经济自主性强，各种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其次，农村人口基数较大，减少农民是一个长期过程，农村经济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要保护农民分享农村经济(金融保险、农产品加工、储藏、流通、生产资料生产供应、技术服务、土地转非和交易等)的收益，而不应该假现代化之名，行抢农民饭碗之实。否则，会出现菲律宾式的“五个转化”。
第三，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是非农民。最关键是要帮助农民提升能力或保护农民或组织农民或武装农民头脑或增强农民经济实力，而不是靠资本家救农民或带农民。指望资本家救小农是靠不住的。
第四，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作用。如果日韩和我国台湾的综合农协没有“农信部”，综合农协就没有生命力；农民的金融自主权，还是实现和保护农民土地产权的基础。保护农民首要保护农民的金融自主权。日韩和我国台湾用了数十年、甚至近百年时间保护农民的合作金融，限制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如台湾乡村出现私人银行只是近10年左右的事情。
中国农业和农村究竟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特点——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难以走通的道路。中国主流话语是从欧美留学归国人员创造的，和30-40年代的菲律宾话语十分相似，这样的话语50-60年代在我国台湾也出现过，但台湾及时发现了问题，及时阻止和纠正了错误政策，选择了“日本模式”。
笔者认为中国错误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政策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首先，第一个后果是：小农依赖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民工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可能，减少农民也不可能，城市化就会彻底失败；如果没有农民工工资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小农就会大面积破产，“五个转变”就不可避免。中国高速发展30年了，农民人数并没有减少，小农也没有现代化，农村也没有现代化。这样下去，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个后果：中国农村经济占GDP总量的12%弱，其中种植业和养殖业大约占5%左右，只有这5%是农民的，其余都被非农民占有了。5%的GDP，要养活60%多的人口，是不可能的。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全面小康是不可能的。
后果之三：中国农民正在失去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国内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逐步被跨国农业集团占领；国外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正在被进入中国的日韩等“高科技农业园”抢占。可以预见的是，保护市场和抢占市场的斗争将非常激烈，贸易摩擦将会非常突出，国内问题转化成国际问题将是不可避免的。
毫无疑问，中国应该学习的是日韩和我国台湾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模式，而应该避免走菲律宾失败的老路。因此，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纠正一系列错误的农业政策：
立即纠正“扶持龙头企业带小农”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私人资本下乡办银行服务小农的错误政策，归还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并优先扶持农民合作金融的发展；
立即纠正扶持日韩等农业资本集团在中国建“农业园区”、利用中国廉价土地和劳力生产同质农产品抢占中国传统市场的做法，大力扶持中国农民组织和企业扩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日韩和欧洲市场份额；
立即纠正鼓励跨国集团并购中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外国农产品抢占中国市场的错误政策，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主力军。扶持中国企业并购外国农产品加工企业，帮助中国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抢占外国市场，并确保不丧失参与主要农产品的定价权；
立即废除现在的征地制度，在落实《宪法》规定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基础上，保障农民土地所有者地位——让农民拥有分享土地“农转非”资本化收益的权利。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通讯地址：北京朝外北街篮筹名座E-2-802室（100020）
土地股份制——沉没前的最后一块木板 (to be translated)
Last modified on 2008-10-07 05:54:31 GMT. 0 comments . Top .土地股份制——沉没前的最后一块木板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710/26102.html
张宏良
土地资源是一个民族最后的资源，如同溺水者沉没前最后一块木板。然而，目前悄然兴起的所谓“成渝模式”的土地股份制改革，正在葬送中华民族最后的资源，撤去溺水者生还的最后一块木板。所谓土地股份制，既不是把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的私有化，也不是归集体所有的公有化，而是把土地向大股东强行集中的一种形式。其特点就是把农民各自承包的土地集中起来，以入股方式交给大股东支配，如同城市股份公司中散户投资者的命运一样，农民除了得到一串表示股权的阿拉伯数字之外，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作为补偿，政府取消他们的农民身份，和他们那些九十年代买断工龄下岗的工人老大哥一样，成为下岗农民，之所以说是下岗农民而不是城市居民，是因为中国户籍管理的属地原则决定了丧失土地的农民仍然只能留在原地，无论进入任何一个城市都只能是外来民工的身份，无权享有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也就是说，土地股份制改革后的农民，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奇特的一部分人口：既不是享有社会福利的城市居民，也不是拥有土地的农民，同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民，中国历史上的流民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自由迁徙和落户，而中国的身份证制度如同封建时代罪犯脸上的金印，无论农民走到哪里都标记着永远是农村人，成为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人口。
与九十年代城市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一样，土地股份制改革实际上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土地强行兼并的方式形成大土地私有制。本来，现代股份制是人类历史上经济领域里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它通过资本的高度社会化使社会公众成为投资主体，形成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当初关于社会占有制的设想，并且还创造了一种共赢的经济模式，奠定了人类将来进入大同世界的经济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由私有化——国家化——社会化的资本发展过程，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目前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伟大变革，人类21世纪的文明和福祉的发展，都将会从这里开始并且正在形成社会历史发展潮流。可是反观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却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不是消除资本的私人性质，变私人占有制为社会占有制，而是完全相反，把已经国有化集体化的财产重新集中到私人手中，土地股份制改革就是典型，先通过所谓家庭承包把规模经营的集体经济变成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然后再把分散的小农经济变成大规模的私人经济。可见中国包括土地改革在内的产权改革与世界发展潮流完全相反，世界所有制演变的逻辑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中国所有制演变的逻辑是私有化——公有化——私有化。第一阶段中国与世界发展是同步的，是在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第二步中国与世界发展是背离的，悖逆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由于悖逆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很难找到理论上的合法性，所以就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最初提出中国特色，主要是和传统社会主义相区别；后来强调中国特色，主要是和世界发展潮流相区别；无论是早期呼吁坚持社会主义还是后来呼吁顺应世界潮流，统统被称为极左思潮而加以坚决否定。可以说，把现代社会创造的诸如社会主义等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把人类历史上诸如公平正义等优秀的文化成果，统统打上极左的烙印加以彻底否定，把悖逆世界发展潮流的少数人对社会公众的掠夺称为改革，是目前中国生态濒临崩溃、社会矛盾丛生、道德伦理丧失的主要根源。
可见，目前中国已经到了应该对改革本身进行改革的时候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胡锦涛总书记这段话概括了改革的性质、地位、作用和方向，改革决定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定着21世纪中国的命运，决定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盛衰，所以必须要保证改革的正确历史方向，绝不能重演十九世纪洋务运动改革的悲剧！反思改革，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保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回归真正的改革，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改革的历史，人类一天不能停止发展，就一天不能停止改革，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除非是极端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邪教分子，无论持有任何观点和立场的政治力量都不可能否定改革，改革和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两个辉煌乐章。但是，绝不能把一切打破现状的变化都称之为改革，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凡是顺应世界大潮的变革就是改革就是革命，就有出路有前途，就要坚持要拥护；相反，凡是悖逆世界大潮的变化就是复辟就是反动，就没有出路没有前途，就要反对要批判。本来，在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走向资本社会化、劳动合作化的上个世纪末，中国由集体经济强行退回到分散的小农经济，已经是一个历史倒退，在农民开始自发地再次走上合作化道路的今天，再次强行堵塞中国农民的合作化道路，强行通过土地兼并把小农经济变成大私有制经济，则完全是历史的大倒退，是曾经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对当初农民土改的历史清算，是要否定当年土改运动的第二次土改，当初第一次土改是农民对地主的剥夺，目前的第二次土改则是对农民的剥夺。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守住的最后底线，是中华民族必须守住的最后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突破，中央六中全会举起的公平正义的大旗就会被砍倒，十七大提出的建设“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就会落空，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就会被彻底堵塞，中国就会被推上动乱之路和亡国之路。
第一，土地股份制将会彻底扼杀目前中国农民正在发展的股份合作制，彻底葬送中国农民在产权领域的伟大创造，是背叛劳动背叛文明背叛进步背叛公平正义的历史反动。股份合作制是中国农民继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历史创举，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员工持股制度遥想呼应，开辟了劳动和资本可以平等入股的崭新时代。中国农民的股份合作制和西方国家的员工持股制度的共同本质特点，就是在资方按照出资额多少获取股权的同时，允许劳动者按照劳动贡献大小获取相应股权，把劳动者分散的股权集中起来，由公司内部的员工持股会统一管理，一旦员工持股会的股份达到控股水平，公司便成为工人真正当家作主的企业。可以说，承认劳动入股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劳动者获得的最伟大胜利，资本和劳动在企业内部的融合，将有可能彻底结束数百年来资本和劳动的尖锐对立，推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和劳动直接融合的时代。就这一点并且仅仅就这一点来将，现代股份制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的伟大革命。可是，在劳动入股权获得世界范围内伟大胜利的今天，在劳动者应该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却拒不承认劳动入股的权利；在全世界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百分之百承认劳动入股权的同时，中国所有股份公司却是百分之百只承认资本入股的权利。为什么？回答永远都是一句话，这些都是极左思潮的蛊惑人心。在中国改革精英那里，所谓极左思潮已经成为他们拒绝包括劳动入股权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唯一借口。
特别让人苦笑难耐的是，中国股份制在拒绝劳动入股权的同时，却搞起了一个权力入股制度，即所谓的管理入股和管理层收购，结果形成了中外股份公司相反的发展路线，外国资本主义股份公司正在把劳动者作为股东引入股份公司，中国社会主义股份公司却在把当权者作为股东引入股份公司。在组成现代社会的官员、资本家和劳动者三方面力量的组合上，世界其他所有国家都是把官员排除在股份公司持股者之外，唯独中国是把劳动者排除在股份公司持股者之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劳动者主权，西方发达国家是投资者主权，目前中国则是官僚资本主权。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劳动者在内的社会公众正在成为投资主体，所以它越来越接近于毛泽东时代的劳动者主权，相比之下，中国社会正在人类文明疾速发展过程中逐渐陷入停顿和倒退。最让人担心的就在这里，建立在人类文明发展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会把一个国家变成为强大国家；相反，建立在人类文明停顿和倒退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会把一个国家变成肥大国家；肥大国家不仅没有任何战斗力，甚至越是肥大就越是危险。晚清洋务运动和民国初期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曾经先后两次把中国变成了肥大国家，肥大到几乎亡国灭种的地步。为什么同样是经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变成了强大虎狼，中国变成了肥大猪羊？差别在哪里？就差在政治文明上。建立在员工持股制度上的股份制，再次把西方发达国家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整体；建立在官员持股制度上的股份制，正在把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有人可能会说，土地入股后农民就成为了持股者，和实行股份合作制没有什么区别，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二者之间有本质区别：股份合作制中的农民具有劳动者和持股者双重身份，管理上实行一人一票制，拥有双重投票权的农民不会被赶离公司和土地；土地股份制中的农民则丧失了劳动者的合法身份，成为单纯的小额持股者，在一股一票的管理方式下，农民那少得可怜的丁点儿零碎股份，根本不可能拥有任何权力，况且农民并不拥有土地所有权，用来入股的只能是土地使用权，使用权限的时间长短带有很大随意性，完全由当地村镇干部决定，这更加决定了他们不仅不会拥有任何权利，甚至股权转让所得都会微乎其微，这就注定了他们将在更加悲惨的基础上重复九十年代城市下岗工人的悲剧，城市下岗工人至少还有一个房子作为栖身之所，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却不能把房子带离农村,带到他们有可能谋生的地方。
第二，土地股份制的实质是土地私有化市场化，结果将加剧经济殖民化。中国农村土地的占有性质十分复杂，是集体所有、农民经营、官员支配，这种复杂的所有制结构在客观上阻挡了土地的市场化进程，使农村土地成为还没有被市场经济完全淹没的经济孤岛，外资很难进入，所以外资只能通过美国政府压迫中国开放农业，这就是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美国集中攻击中国农业、金融和电讯产业的背景。目前外资进攻中国的路线十分清晰：以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集中攻击农业、金融和电讯三大产业；以跨国公司为主力的国际垄断资本，集中攻击中国的装备工业、能源工业、食品工业和商业运输业等。这些产业刀刀都指向中国经济的致命死穴。就农业来讲，所谓开放无非就是土地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土地股份化恰恰满足了美国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要求。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美国全球化战略出神入化的高超水平，一如当年毛泽东同时指挥彼此厮杀的国共两支军队一样，美国今天也在同时指挥着敌我双方的方针政策，美国战略上需要什么，中国经济学界就向决策者端上什么，并且决策者往往是欢天喜地地主动吞下未来的苦果。
目前的土地股份制就是又一个悲剧典型。土地市场化，意味着目前中国的18亿亩耕地突然具有了市场价格，立刻成为浮出市面的惊人巨额财富，即便按照目前国家征用耕地每亩6万元价格计算，中国也会突然冒出超过一百万亿的财富，相当于全国GDP的5倍！如此辉煌的巨大经济成就，除毛泽东那种谋略深远的政治领袖之外，是任何当政者都很难经受住的巨大诱惑，对于目前中国来讲，GDP的毒瘾超过了任何毒品。从198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改革精英的蛊惑下引进GDP概念那时候起，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就找到了麻醉和瘫痪中国这头国际奶牛的有效方法——GDP，1840年以来中国先后两次被西方列强实施麻醉：第一次是英国用鸦片麻醉了中国，把中国放在了西方列强任意宰杀的案板上；目前这第二次是美国用GDP在麻醉中国。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当初英国人自己不吸食鸦片却大规模向中国输出鸦片，今天美国人自己不相信GDP，却成功地把中国人变成了GDP的忠实信徒，直到今天仍然在高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麻醉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宰杀，土地市场化将要造成的上百万亿财富，将是比20万亿国有企业资产、60万亿金融资产更加巨大的一块肥肉，必然会引来国际垄断资本的疯狂吞噬，再加上外资贿赂赃款可以通过境外账号支付，对受贿官员十分安全，外资完全可以利用腐败手段控制我们主持土地股份制的官员，财富浩劫将在所难免。到今天我们才明白，西方发达国家强迫人民币升值的真正目的，是为外资进入中国抢劫资产设置“投资保险”，如果抢劫成功，将是一石四鸟，剥掉中国四张皮：通过购并企业（银行）国有资产剥掉第一张皮，通过进入城市房地产剥掉第二张皮，通过进入证券市场剥掉第三张皮，通过进入农村耕地市场剥掉第四张皮；相反，如果抢劫失败，没有瓜分到中国巨额资产，就用升值后的人民币换回更多美元打道回国，至少不会赔钱。到目前为止，外资对中国的财富抢劫十分成功，前三张皮剥的十分顺利，剥掉农村耕地这最后一张皮的下刀处已经确定：土地市场化。18亿亩耕地开始成为外资瓜分对象，劫掠中华民族最后资源的第三次大瓜分开始了。饱经忧患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再次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古老的民族还能挺过这一关吗？我的眼里已充满了泪水——
第三，土地股份制将会形成历史上最大的流民潮，把农民彻底推向绝路，随时爆发社会大动乱。站在民工的立场上看，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公平的时期，整个城市的所有大楼都是民工建造的，民工却不拥有其中一间房屋，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贫富差距。为什么民工仍然能够忍受？就在于民工的家乡还有一块土地，民工还有一条可以选择的生活退路。家乡的土地成为城市民工的生活退路，城市民工又成为家乡老幼脱贫的希望；前有希望，后有退路，所以再苦再穷再不公平，民工仍然能够忍受。并且城市打工赚钱和家乡种地之间形成了一个经济互补的生态圈，这是民工能够接受历史罕见超低工资的根本原因，是极度脆弱的农村农业没有陷入崩溃的根本原因。
土地股份制将会在两个方面对农民形成毁灭性打击，把农民彻底逼向绝路，一方面，丧失土地断绝活路的亿万农民只能举家前往城市谋生，而天文数字的高额房价又形成了农民无法跨越的城市壁垒，如狼似虎的城市执法大队也铲除了形成贫民窟的条件，农民将完全陷入绝路；另一方面，在城市打工赚钱的民工被切断了回乡娶妻生子的生活退路，只能被迫滞留城市，面对耸入云霄的高价房屋和高价美女，对于一年工资买不了一平米房屋的民工来讲，同样是陷入生活绝境。土地私有化把农民抛向城市，城市高房价又把农民挡在城外，那些希望破灭后路断绝的数亿农民将完全变成绝望盲目的流民，形成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流民大潮，流民大潮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主要力量，所谓农民造反其实大都是流民造反，失去土地的流民既没有生活希望也没有生活退路，甚至连做牛做马的资格都被剥夺了，除了为盗为匪就只有造反革命，除此之外剩下的就只有自杀一条路。从历史上来看，流民造反往往具有双重作用：如果能迅速形成统一力量，则具有改朝换代的积极作用；如果不能形成统一力量，结果就是分裂、动乱和内战，虽然最终仍然会形成统一，但是代价极其惨重，往往是白骨盈野、千里血河，能完整活下来的百姓家庭极其罕见，正是从这极其惨烈的历史遭遇中，老百姓才总结出“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的切身体会，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宁可接受集权专制，也不愿意分权内乱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历次内乱都是在生态环境十分完善的基础上发生的，即使如此，尚且是十室九空，而今在生态环境已经濒临崩溃的情况下，一旦发生内乱，后果之惨烈将有可能超越历史上任何一次内乱。
第四，土地私有化和市场化，将突破18亿亩耕地红线，形成能源粮食双双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通过榨干中国来维持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央政府宣布，一定要守住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可以说，在人类生存方式还没有改变的条件下，18亿亩耕地是中华民族的生命线。要守住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只有坚持农村耕地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耕地占有的公有化和计划化，是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后一块孤岛，是最后一块完全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配的财产，是中华民族将来应付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复苏的最后一块阵地。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的敌人也懂得这一点，所以便操纵混入中国政府里和学术界的汉奸买办力量，掀起了耕地私有化市场化的浪潮。一旦耕地私有化市场化全面铺开，18亿亩耕地的红线就会全面崩溃，道理很简单，一亩地用来种麦子和用来开发房地产，其利润相差何止千倍万倍！在利润的推动下，大量耕地将会如同雪崩般地放弃耕作、改变用途。耕地的市场化，将会在两个方面把中国置于死地：一方面，耕地锐减会使粮食越来越依赖进口，粮食从来就是战略物资，前苏联对美关系陷入被动的历史转折点就是从粮食进口开始的，世界出口粮食的主要国家就是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等，西方发达国家就会既抬高粮价大赚其钱，又卡住我们的脖子迫使我们听话，无论提出什么条件我们都只能答应，把中国完全变成未来地球村里的世界性奴隶。另一方面，耕地市场化增加了农产品的土地成本，就会提高城市食品价格；要维护城市居民利益控制粮食价格，又会造成土地价格暴跌，外资趁机低价收购中国耕地，控制中国农业；当中国的农业和城市食品工业都被外资控制以后，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就还剩下一句空话，甚至连独立国防都很难保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食堂采购都高喊“哈喽”依赖外资的时候，中华民族将依靠什么实现统一和发展？
谈到这里，虽然惊惧的冷汗浃背，却不由得越来越钦佩美国，美国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上兵伐谋”，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攻而拔人之城，不久而毁人之国”，这些在中国早已绝迹的东方智慧之花，居然在太平洋彼岸结出了战略之果。同时也越来越佩服中国的右派，中国右派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右派，总是占尽先机、胜券在握：当左派右派争论改革应该姓资姓社时，右派引领外资悄悄把国有企业瓜分了；当左派为国有企业被瓜分而奔走呼号时，右派又引领外资悄悄把国有银行瓜分了；当左派为国有银行被瓜分而悲愤呐喊时，右派又开始引领外资悄悄扑向了农村18亿亩耕地——
中国的右派不仅最聪明，并且独具中国特色绝无仅有，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右派都是爱国势力，甚至是极端的爱国势力，唯独中国的右派是卖国势力，并且是彻底的卖国势力。
(to be translatated) It will be a terrible misktake for China to invest in Morgan Stanley
Last modified on 2008-09-24 15:32:50 GMT. 0 comments . Top .Thanks snow for sending this article to us. admin.
中国入资大摩，将酿重大政策失误甚至政治丑闻作者: 全程(卫.峡.赏.槐) [161826:5442], 01:32:59 09/23/2008: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ww.washeng.net/
http://washeng.net/HuaShan/BBS/shishi/gbcurrent/161826.shtml#2
根据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权基金中国投资公司（简称“中投”）总经理高西庆目前正在美国与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简称“摩根”）首席执行官麦晋桁和摩根中国区主席孙炜女士在美国私下接触，商讨中投投入巨资拯救处于华尔街风暴漩涡之中的摩根。摩根目前正面临着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或美林投资银行被收购的危险境地。
在过去的两年多中，中投公司作为掌管中国国家外汇资金的机构，由于判断失误或外界所称利益输送，在首次出手投资30亿美元于黑石集团（又称百仕通集团）时就失利，所投资金目前已经缩水一半，在中国国内外舆论哗然。中投投资于黑石，当时就是由摩根士丹利和迎娶了中国跳水冠军伏明霞并因诚信问题而黯然下台的香港前财政司长梁锦松等牵线搭桥。此后，中投公司又入资摩根士丹利50亿美元，获取后者9.9%的被动股份，市场人士分析，当时摩根就在看跌，吃惊为何中投逆市而行，不料目前那笔投资又损失近半。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中投公司如果再入资摩根士丹利，不会是小数，至少是几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否则是杯水车薪。中投公司于摩根私下谈判